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惽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无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民劳》是劝告周厉王安民防奸的刺诗。厉王是成王七世孙，为政暴虐，徭役繁重，人民不堪其苦，终于起来造反，厉王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国人推共伯和行天子事。这首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厉王政权行将颠覆时动乱的社会现实。
对于《民劳》诗旨，历来众说纷纭，以汉学为代表的“刺王说”和以宋学为代表的“戒同列说”莫衷一是。清人姚际恒《诗经通论》认为：“《小序》谓‘召穆公刺厉王’，《集传》谓‘乃同列相戒之辞’，亦是;但云‘同列相戒’稍宽泛。今合两家之说，当云：召穆公刺厉王用事小人以戒王也。”结合时代背景解析全诗，可见此说较前人更为公允全面。
区别于《大雅》以“赋”铺叙的常见手法，《民劳》的重章叠句在体例上更近《国风》，《小雅》。诗人的主观情绪抒发不是顺时性递进发展，从而表现出较为丰富的层次，区分出较为动荡的起伏;而是就一简明而强列的典型情绪反复咏叹，三回九转，只变换个别词句，而各章基本体式保持不变。《民劳》五章，章十句，句四字，十分整齐。章法谋篇上有固定格局：每章为一独立单元，“诗起四句说安民，中四句说防奸，唯末二句辅成君德，……每章皆然，特各变其义以见浅深之不同”(《诗经原始》)。
各章皆以“民亦劳止”的深重叹息起句，继而提出但求能得“小康”、“小休”、“小息”、“小愒”、“小安”的微薄要求。这种安排深见作者用心良苦，“开口说‘民劳’，便已凄楚。‘汔可小康’，亦安于时运而不敢过望之辞。曰‘可’者，又见唯此时为可，他日恐将不及也;亦危之辞”(《诗经通论》)。各单元开篇时这种反复渲染使整章笼罩于一种凄凉哀婉的气氛之中，五章并举，这种气氛弥慢了全篇，奠定了《民劳》之歌的忧愤基调。三、四句反复强调“惠此中国”、“惠此京师”、明安绥四方，保民而王的重要性，承上启下，翻进一层。濮一之认为：“每章首言民今劳弊，可少休息。京师者，诸夏之本，欲安四方之民，当自恤京师始。”严粲之说基本与濮氏相同：“国以民为本，民劳则国危，今周民亦疲劳矣，庶几可以小安之乎?京师诸夏之根本，爱此京师，则可以安天下也。”这两家的分析比较切当地推绎出惠爱京师与保民的逻辑关系，深得诗人用心。每章中间四句变化不大，却极尽笔力：“无纵诡随，以谨无良(以谨惽怓，以谨罔极，以谨丑厉，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惨不畏明(无俾民忧、无俾作慝、无俾正败、无俾正反)。”从《诗序》开始，汉学、宋学、清学历代经学大家都以此四句为全诗诗核，由此入手，深入阐发，探究诗意。方玉润的分析颇具代表意义：“中间四句反覆提唱，则其主意专注防奸也可知。盖奸不去，则君德不成，民亦何能安乎?故全诗当以中四句为主”，(《诗经原始》)。在这四句中，仍有主次之分，“无纵诡随”、“式遏寇虐”两句通贯五章，未变一字，是核中之核。姚际恒认为：“王所用之人，必阴为诡随以惑上意，而实为寇虐以害生民，戒以无纵之而式遏之，每章皆提唱此二句，则其意最重乎此可知也”(《诗经通论》)。具体剖析可见，“纵诡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寇虐”的肆无忌惮。朱熹《诗集传》释“诡随，不顾是非而妄随人也”，进而阐述：“人未有无故而妄从人者，维无良之人，将悦其君而窃其权以为寇虐，则为之。故无纵诡随，则无良之人肃，而寇虐无良之人止，然后柔远而迩，而王室定矣。”严粲的分析比朱熹更锐利一层，他认为“诡随者，心知其非而诈随从之，此奸人也。”并形象而细致地勾勒出一幅诡随奸人阳奉阴违、盍君惑上直至颠覆国邦的险恶图景：“人见诡随者无所伤拂，则目为良善;不知其容悦取宠，皆为自利之计，而非忠于所事，实非善良之士也。苟喜春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祸乱，致寇虐。但权位尊重得，往往乐软熟而惮正直，故诡随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纵之为患也。”这就从诗追究到史，从“诡随”、“寇虐”的表面现象开握到昏君不明、纵恶为虐、涂炭生灵的实质，发诗人所不能发，言诗人所不敢言，抓住了四句诗核的主旨。每章中间四句于平稳之中显示变化，屡屡申咏，反复强调而不使人感到说教的乏味。单就“诡随”者情状一例来看，作者就用了“无良”、“惽慨”、“罔极”、“丑厉”、“缱绻”等词从不同角度进行刻划，不一而足，淋漓尽致。最后用“缱绻”一词尤春是神来之笔，姚际恒不禁对此称绝：“‘缱绻’字妙。小人之固结其君，君之留恋此小人，被二字描摹殆尽。”这种以形象诉诸人，以情感诉诸心的手法正是典型的诗歌特质，即使本诗是谏章的内容、比较刻板的《大雅》形式、也毕竟区别于同时期的历史散文，流露出鲜明的爱憎之情，诗人的主观倾向活泼泼地跳荡于诗中。每章最末两句各不相同，卒章显其义，明言正告。“各章上八句皆一意，而以承接见变换;唯末二句则每章各出一义，此则正告之，望之以远大也”(《诗经通论》)。具体到各章来看：“始则正告之以‘柔远能迩’，乃可以定王室。继则姑诱之以无弃前功，乃可以成王休。三则不徒远恶，尤当亲近有德，而威仪始固。四则‘戎虽小子，而式弘大’，言女身虽微而所系甚重，不可不谨，盖深责之之词也。五则‘王，欲玉女，是用大谏’，言五将以女为材而实重之，吾用是器女而有所规谏焉”(《诗经原始》)。这五章的“正告”明了切实，着眼点自大而小，自远而近，瞻前顾后，思虑备至。第一章从空间的辽阔着想，提醒君王要安抚远方，亲善近邦;第二章从时间的悠远着想，提醒君王要继承祖业，莫忘前贤;第三章从礼法立身立国的重要性着想，提醒君王要保持威仪，亲近有德;第四章方及君王本身，诗人以老臣身份进言，献上谆谆教诲、殷殷希望。至于第五章的“正告”，历来歧义较多，宋以后的经学家常解为谏君勿贪女色而误国(如《诗经原始》，引文见上。)而《诗序》认为“好者者，臣说君也。”按照这种传统说法，原文应断为：“王!欲玉女。”意即“王呵，我想爱护你!”放在卒章末句的位置似乎更为确当有力，以千钧之势棒喝一声，冀望君王醍醐灌顶，幡然悔悟。以这样的笔力，才能收住全篇，单以谏君远色而言，末章力量似乎销弱一些。因此本文从《诗序》之说。
《民劳》一诗重章叠句、卒章正告的结构在《大雅》中不多见，具有较独特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