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这是一首春秋时期流行在郑国(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的民间情歌。它是一位热恋中的少女赠给她的心上人的一首优美的情诗。可是在汉儒眼里却又变了样，他们从儒家的“诗教”出发，硬说这首诗是为讥刺郑庄公纵弟骄横，以致其叛乱而作。《毛诗小序》说：“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这全是穿凿附会之说。到了理学盛行的宋代，在满脑子封建礼教的宋儒眼里，又指责这首诗是淫奔之诗，《诗集传》的作者朱熹就引“莆田郑氏(即郑樵)曰：‘此淫奔者之辞”作注。这种说法，在清代就遭到《诗经》研究者的抨击，姚际恒在他的《诗经通论》中就指出：“女子为此婉转之辞以谢男子，而以父母诸兄弟及人言为可畏，大有廉耻，又岂得为淫者哉!”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得更明白：“女心既有所畏而不从，则不得谓之为奔，亦不得谓之为淫。”所以，要鉴赏这首诗，首先要拂除千百年来蒙在这首诗上的封建尘埃，才能看清这首诗的本来面目。
我们从这首诗的历史背景看，我国春秋时代正是奴隶制开始瓦解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当时的郑国，小生产已经出现，而小生产的特点之一是家长制，家长在家庭中是主宰一切的。据《周礼·媒氏》记载：男女结合，必须通过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才能正式结婚。《诗经·幽风·伐柯》也说：“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所以，在诗经时代如果青年男女自由地谈情说爱，就会遭到家庭的谴责和人们的卑视，正如孟子所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孟子·滕文公下》)《将仲子》这首诗，就是在这种旧礼教的束缚下不能自由恋爱的真实反映。诗一开头就说：“求求您仲哥儿呀，莫翻我家里巷墙呀，可别攀断杞树杈呀。哪敢吝惜杞树杈呀?怕的是我爹和妈呀。仲哥仲哥真想您啊，爹妈责骂也可怕呀。”在这委婉的规劝言辞中，倾诉着一位热情、坦率、善良、温柔的姑娘的内心矛盾和痛苦。这章诗的前三句，即“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显然是这位怀着羞怯恋情的姑娘万不得已说出的，当她说出之后，又深怕引起仲子的误解，以为她不爱他了，因此紧接着申明：“我哪敢吝惜杞树杈呀，怕的是我爹和妈呀。”道出了姑娘内心深处说不出的苦衷。那时这个姑娘思想在翻腾，感情在起伏，终于从内心进发出“仲哥仲哥真想您呀”的真情，可是最后想想，还是顾虑到“爹妈责骂也可怕呀”，刚燃起的恋情和勇气，又被旧礼教抑制了。同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首诗一连三章，三言“仲可怀也”，这表明这位姑娘坚决地，深切地爱着仲子，反映了她对婚姻自由幸福的憧憬和追求。但在奴隶制时代，哪有妇女恋爱自由之可言，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个姑娘想与自己心爱的人谈论自己的婚姻问题是不许可的，这在当时是要受到父母的管制、诸兄的干涉和众人的非议的。诗中的女主人公，虽然是屈服于这种舆论压力，但在她的内心并不是拒绝仲子，在本诗一连三章的“岂敢爱之”和“仲可怀也”的誓言里，却蕴含着这位姑娘对仲子的执着的爱情，以及对当时旧礼教压制的极端不满和抗争。尽管这位姑娘的抗争是软弱的，不象《鄘风·柏舟》中的女主人公那样矢志不从父母强迫的婚姻，敢于向礼教压制作公开的反抗，但也使我们认识到旧礼教的桎梏是怎样摧残千千万万男女青年的自由爱情的，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这首诗写得既坦率又含蓄，是矛盾的统一。我们从“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的表面现象看，似乎这位姑娘拒绝了仲子的求爱，表现得有点冷淡，但在一连三章的“仲可怀也”里，却寓着姑娘火一般的热情。詹安泰先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恋爱中的女子替她心爱的人多方设想，以减少他的恋爱障碍，她并不是请仲子不要来，而是请他不要跳墙攀拊而来;她虽然有多方面的顾忌，但主要的还是为要较顺利地达成她的目的。”并引用明代一首民歌：“姐道：我郎呀!若半夜来时，没要捉个后门敲。只好捉我场上鸡来拔子毛，假做子黄鼠狼偷鸡，引得角角里叫。好叫我穿上单裙出来赶野猫。”以此来说明诗中女主人公言似拒之，实乃招之的心理状态。(《诗经里所表现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的精神》：《人民文学》1953年7、8月号)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一首好的诗歌，往往是意在言外，含而不露，启示人们产生联想，这本是诗歌作者的一种巧妙的表现手法。尽管这两首民歌的时代相距甚远，但其处理恋爱的方法却有一致的地方，一个是欲言不敢言，意在言外;另一个是直接替她的心上人设想了幽会的途径。两相比较，《将仲子》一诗更为隽永含蓄，耐人寻味。因为诗中女主人公不直接说出处理恋爱的方法，就留有更广阔的联想余地，可使对方设想多种达到恋爱目的途径。
这首诗采用层递的手法，通过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事物，来刻划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既真实又鲜明。诗中通过仲子“逾里”、“逾墙”而“逾园”，以及“折杞”、“折桑”而“折擅”的步步进逼、层层推进的手法，勾勒了一位为了追求爱情，不顾一切地爬墙逾垣、攀树折枝的粗猛的小伙子形象。是爱情的力量，使这位小伙子有勇气翻过了里墙，(古时五家为邻，五邻为里，里有里墙。)接着又爬过住宅的围墙，再则又跨越种果木菜蔬的园墙，由外到里，由远即近，一步步地逼近。而且“折我树杞”、“折我树桑”和“折我树檀”的“杞”、“桑”、“檀”三种树的次序也是有一定根据的，它与“逾里”、“逾墙”和“逾园”是相对应的，并不是诗人单纯为了字句的押韵而随意写的。据《周礼》：“二十五家为社，各树其土之所宜木。”马瑞辰说：“里即社，杞亦社之所树木也。”(《毛诗传笺通释》)我们知道，杞是柳树一类，《郑风》是今天河南地方的民歌。北方农村一般种植杞柳较多，因为容易生长，可防风沙。至于“树桑”、“树檀”也是有据的，《孟子·尽心上》载：“树墙下以桑”;《诗经·小雅·鹤鸣》则言：“乐彼之园，爰有树檀。”所以仲子所攀折的树，也是由外及里，由远到近，这些细致的区别和描写，正反映了该诗作者，即当时的劳动人民，取材于现实生活，观察事物之细，表现能力之高。再以描写女主人公的畏惧心理来说，先是“畏我父母”，接着是“畏我诸兄”，再则是“畏人之多言”，这也是层递手法。因为从人们的关系亲疏来说，父母和子女最为密切，影响也最大，所以诗中女主人公首先顾及的是父母对自己恋爱的态度，因此先言“畏我父母”，也就十分自然了。其次“畏我诸兄”，而不言“畏我兄弟”，这是因为在家长制的家庭中做哥哥的地位较高，有权管教妹妹，所以诗中说“畏我诸兄”。最后才顾及和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左邻右舍的众人。这三章的层次是由亲而疏，也是符合人们日常生活的常情的。这种递进的写法，使人感到反对诗中的女主人公和仲子自由恋爱的，来自各方，并非一两个人，而是一群人，这正是当时社会不合理的旧礼教的习惯势力使之所然，逼得他们无路可走，非得翻墙逾垣不可，自然会激起人们对旧礼教的憎恨，这就是这首诗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之所在。
这首诗共三章，是叠章体，即采用章节复沓的形式，每章的词句基本相同，其中只换几个字。这种手法，一是可以使诗的协韵不至单调，二是为了表现同一个主题，重点突出女主人公再三考虑问题的细致和她屈服于舆论压力的内心矛盾和痛苦，这正是民歌重在表达感情的特色，具有“一唱三叹”之妙。如果说《诗经·国风》中的爱情诗象一串明珠，那末《将仲子》就是这串明珠中璀灿的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