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鼓其镗，阵阵“咚咚”击鼓声，
踊跃用兵。打起精神去当兵。
土国城漕，大伙儿国都做土工，漕邑来筑城;
我独南行。唯独我南下去出征。
从孙子仲，跟着将帅孙子仲，
平陈与宋。南下讨伐陈与宋。
不我以归，就地驻守难回乡，
忧心有忡。愁得我呀心揪痛。
爰居爰处①?住何处呀歇哪方?
爰丧其马?呀，怎么不见我的马?
于以求之，叫我哪里去寻找，
于林之下。哦，原来就在树林下。
死生契阔②，想当年生离死别，
与子成说。我和你曾定盟约。
执子之手，当时我拉着你手，
与子偕老。发誓两人共白头。
于嗟阔兮，可叹相隔太遥远，
不我活兮;我俩无法重相见;
于嗟洵兮③，可叹别离太长久，
不我信兮①。使我无法守誓言。
[注释]①爰(yuan)：疑问代词，“何处”之意;“居”、“处”，皆停下来的意思。②契阔：“契”指团聚，“阔”是分离。这里用的是复义偏指，专指团聚。③洵(xun)：“夐”的假借，指久远。④信：信用，守约。
[赏析]《击鼓》是首反战诗。它通过一个远征异国、久戍不归战士的口，控诉无休止的兵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它使人民有家难归、夫妻分离;也使战士们神思恍惚、忧心忡忡。关于这首诗的背景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毛传》认为是指鲁隐公四年(前719年)夏，卫联合陈、宋、蔡共同伐郑;许政伯认为是指同年秋，卫国再度伐郑，抢了郑国的庄稼，这两次战争间有兵士在陈、宋戍守(《诗探》);姚际恒则认为是说鲁宣公十二年，宋伐陈，卫穆公为救陈而被晋所伐一事(《诗经通论》)。不管是哪种背景，可以肯定的是：它反映了一个久戍不归的征夫的怨恨和思念。清代学者方玉润认为是“戍卒思归不得之诗也”(《诗经原始》)，这个判断是对的。
这是首整齐的四言诗。全诗按照时间顺序——出征经过分成五部分。第一层四句写出征之前，交待南征的原因和背景。开头两句在结构上很有特色：诗人先写“击鼓其镗”，用一阵阵镗镗的击鼓声造成一种紧张急迫的气氛，然后再交待“击鼓”的原因——“踊跃用兵”。因为国家要有战事，所以才镗镗击鼓。这种诗歌表现技巧被后来的古典文论家们总结为“逆起得势”，并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王维的《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杜甫的《画鹰》“素练风霜起，苍鹰画作殊”，用的皆是这一技巧。接下去的两句“土国城漕，我独南行”则是把自己的遭遇与众人作一对比，更加突出自己的不幸。“土国”是指在国都内建筑房屋或城防工事;“城漕”是说在漕地筑城。漕，卫国的地名，在今河南滑县的东南。在国内服土役，筑城池是异常辛劳的。同为《邶风》的《式微》篇就曾对这种苛重的劳役发出慨叹和指斥：“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泥中!”但在《击鼓》中的主人公看来，这种差役虽然辛劳，却可以生活在国内，可以与亲人相聚。比起南下陈、宋，身居异乡、骨肉分离尚好一些。正像吕东莱所分析的那样：“土国城漕，非不劳苦，而独处于境内。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虽欲为土国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吕氏家塾读诗记》)通过这种辛酸的对比和选择，更显出主人公遭遇的悲惨。人民的厌战和对频繁征战的统治者的怨恨，尽在不言之中了。
第二层四句是写出征。孙子仲，这次南征的卫国将领，生平无考。“平陈与宋”，即讨伐、平定南方的陈国与宋国。有人想把此句与某段史实联系起来，或把“平”解释为“联合”——“联合陈国、宋国和蔡国去伐郑”;或把“平”解释为“调解”——“调解陈国与宋国的不睦”，这似乎都与诗意不符。如果说上一层中所说的“土国城漕，我独南行”是主人公不幸的话，那么在这一层中不幸又增加了一层：即不但要背井离乡，独下南征，而且还要长期戍守异地——“不我以归”。这种“不我以归”将造成什么样的结局?它又将造成戍守者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历代的反战诗中对此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各呈异彩的表现手法。汉乐府中的《巫山高》是用含蓄的比喻来表现征人有家难归的苦痛：“我欲东归，害(曷)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汤汤回回?”杜甫的《兵车行》则从后方经济的萧条和妻儿的衣食无着来直接指斥这种穷兵黩武政策的后果：“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棘。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高适的《燕歌行》则从前方与后方、征人与思妇这两个侧面来反映征人远戍所造成的双方情感上的创伤：“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筯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应当说，这三种处理方式和表现手法都受了《诗经》中类似题材的启发和影响。《击鼓》后面几个层次中，分别采用的就是上述的三种手法。
第三层采用含蓄手法，但它不是内心独白，而是通过设问设答来进行的：“爰居爰处?爰丧其马?”在寻找宿营地的一阵忙乱中，战马给丢掉了。在古代的阵战中，战马可以说是战士最得力的助手和最亲密的伙伴。我们只要读一读《小雅·采薇》中对战马的赞颂：“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就可以知道它在征人心目中的地位。但此时此刻，却把赖以“所依”、“所腓”的战马丢掉了，这支出征部队秩序的混乱，军纪的涣散可见一斑。更为奇妙的是主人公的战马又失而复得：战马并没有丢失，原来它跑到山林下面去了。如果说战马的丢失，意在暗示这支部队军纪的涣散，那么这场虚惊更突出地反映了征人的神思恍惚，丧魂失魄之状。征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固然与这支军队的疲于奔命、士无斗志有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由于他对家乡的思念和亲人的牵挂而造成的。下面两层，着重表现主人公的这种内在情感，也是对第二层“忧心有忡”的具体说明。表现角度是从回忆和现实、征夫与思妇这两个方面进行的。
第四层是由严酷的现实转入对往事的回忆。诗人回忆当年离家南征与妻子执手泣别的情形：当年，两人曾立下誓言，要“死生契阔”，白头偕老。临别盟誓，既反映了两人感情的深沉，爱情的坚贞，但也包含着对未来的隐隐担心。可怕的是，这种担心终于变成冷峻的事实：征人无法回家与亲人团聚了。所以诗的最后一层，又从往事的回忆回到严酷的现实，集中抒发征夫对此的强烈感慨。这番感慨，表面上是在叹息两人相隔太远，无法相见，别离太久、无法践盟，实质上是在指斥什么，控诉什么，读者是不难理解的。
这首诗在结构和手法上有不少独到之处。结构上，它基本按时间顺序，写出一个被迫南征的兵士在出征前、出征时和出征后的复杂心理和行为，其中又插入回忆，形成往事与现实的强烈对比，在结构上形成顿宕。同时，在叙事之中又间以抒情，在情感上又形成波澜。尤其是最后一层，完全是直抒其情并皆以“兮”字结尾，我们似乎看到一个涕流满面的征夫在异乡的土地上，对着苍天大声呼喊，对着远方的亲人诉说着内心的思恋和苦痛。另外，这虽是一首谴责统治者战争政策的诗，但在表现手法上却较为含蓄。当我们读到这位征夫竟然羡慕那些留在国内整日运土筑城的役夫时，谁能不留下苦味的笑?特别是第三层通过马的失而复得这个典型细节，把这支远征军的军纪涣散、疲于奔命，主人公的内心酸痛，神思恍惚表现得异常形象、生动。这样的一支部队，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还会有什么战斗力呢?所以它也是对统治者穷兵黩武政策的有力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