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对越在天，骏奔走在庙。不显不承?无射于人斯。
《清庙》是《周颂》的第一篇。郑樵说：“宗庙之音曰颂”。《周颂》所收的都是周王朝用之于宗庙祭祀的乐歌。《清庙》便是周人对周文王的颂歌。《小序》说：“《清庙》，祀文王也。”其写作年代，据文献推测，大约在周成王五年左右，说是周公旦在建成雒邑之后，率领入朝的诸侯祭祀文王时所作。至于其作者是周公旦还是朝廷乐师，则不得而知。
文王名昌。他在世的时候，周人并没有征服商朝，统一中原。但正如《周颂》的另一篇《维清》所说，正是周文王开创了周氏族向外扩张的声威显赫的局面，为他的儿子周武王日后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所以，在周人的心目中，他一直是一个德威广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之主。在《大雅》里，有很多篇章对他的文治武功和道德的光辉进行了描述和歌颂。因此，《周颂》的第一篇便是对他的祭祀之歌，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首诗的创作目的当然是为了歌颂文王的德行。象这样的庙堂文学本来极难做得生动。弄得不好，往往会变成几句干巴巴的口号。但这首诗却不然。作者没有对文王的德行进行直接歌颂，而是匠心独运，掉转笔头从祭祀者的身上着手，用带感情的诗句描述祭祀这一行动。通过这种可感触的事实，文王的德行从而也就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诗歌一开头便向人们展示出一个庄严(穆)清静的祭祀庙宇，并且用一个极富感染力的叹词“於”(音乌)咏唱而出。这就在听者和读者的心中造成一种只有宗教行为才具有的特殊威慑力量，使之立刻沉入到祭祀活动的静穆氛围之中。同时，它又为后面的诗句准备了充分的感情基础。上下文的过渡因此而显得十分自然。因为清庙的静穆固然可导致祭祀者的严肃，反过来说，祭祀者的严肃又无疑是形成清庙之静穆的一个条件。所以，下文紧接着便对祭祀者的精神面貌进行了描述：这里既有恭敬、和合(雍)的助(相)祭诸侯，又有众多秉持文王之德的执事(多士)。作者在此实际上运用了一个类似后人所说的互文见义的手法。“肃雍”和“秉文之德”应当是助祭诸侯和祭祀执事的共同特点。作者为了行文的简练含蓄而将四个因素分成两组进行搭配。它向人们暗示：助祭诸侯和祭祀执事之所以具有这种恭敬、和合的精神面貌，是因为他们秉持了文王的德行。这便就切合到祭祀文王的主旨上。接着，作者又用高度概括的手法对祭祀者的活动进行了描述：他们把文王和天相比配(对，配;越，于。)，从远处奔跑(走)到文王的庙里来帮助祭祀。这可以看作对上文的总结和收束。到此，具体的描写和铺垫已经完成，作者才进一步明确点明这首颂诗的中心思想：文王的德行难道不光明吗?难道不会由子孙代代承续下去吗?这样的反问不但不使人感到突兀，反而让人觉得充满了力量，这与前面的铺垫是分不开的，诗歌的结尾一句“人们是不会厌弃他的啊!”是紧承此反问的正面升华，因而也可以看作对全诗最终总结。平平的一句话，让人觉到含有无限意味，真可谓水到渠成之笔。由此所见作者创作时感情链条的紧密。关于此诗由远入近、层层步入主旨的手法，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有几句话概括得十分精彩：“此正善于形容文王之德也，使从正面描写，虽千言万语，何能穷尽?文章虚实之妙，不於此可悟哉?”
此诗不押韵，运用赋的手法平铺直叙，不藉比兴。但内容依然是丰富和含蓄的。现在讨论《诗经》的人往住以为《颂》诗，特别是《周颂》都是呆板乏味的宗庙文学，毫无艺术性可言。确实，《周颂》由于创作年代较早，加上其内容和实用原则的限制，它不象《风》、《雅》那么情致缠绵，婉约多姿。但是，我们也应当知道，到《诗经》成集的时侯，周代祭祀诗歌的创作已经历了好几个世纪的历程，其间作品不知有多少，假若不在艺术上独具特色，恐怕是不会如此顽强的流传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