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彼南山，终南山山势绵延不断，
维禹甸之。这里是大禹所辟地盘。
畇畇原隰，成片的原野平展整齐，
曾孙田之。后代子孙们在此垦田。
我疆我理，划分地界又开掘沟渠，
南东其亩。田陇纵横向四方伸展。
上天同云，冬日的阴云密布天上，
雨雪雰雰。那雪花坠落纷纷扬扬。
益之以霢霂，再加上细雨溟溟濛濛，
既优既渥，那水分如此丰沛足量，
既霑既足，滋润大地并霑溉四方，
生我百谷。让我们庄稼蓬勃生长。
疆埸翼翼，田地的疆界齐齐整整，
黍稷彧彧。小米高粱多茁壮茂盛。
曾孙之穑，子孙们如今获得丰收，
以为酒食。酒食用谷物制作而成。
畀我尸宾，可奉献神尸款待宾朋，
寿考万年。愿神灵保佑赐我长生。
中田有庐，大田中间有居住房屋，
疆埸有瓜。田埂边长着瓜果菜蔬。
是剥是菹，削皮切块腌渍成咸菜，
献之皇祖。去奉献给伟大的先祖。
曾孙寿考，他们的后代福寿无疆，
受天之祜。都是依赖上天的佑护。
祭以清酒，祭坛上满杯清酒倾倒，
从以骍牡，再供奉公牛色红如枣，
享于祖考。先祖灵前将祭品献好。
执其鸾刀，操起缀有金铃的鸾刀，
以启其毛，剥开牺牲公牛的皮毛，
取其血膋。取出它的鲜血和脂膏。
是烝是享，于是进行冬祭献祭品，
苾苾芬芬。它们散发出阵阵芳馨。
祀事孔明，仪式庄重而有条不紊，
先祖是皇。列祖列宗们欣然驾临。
报以介福，愿赐以宏福万寿无疆，
万寿无疆。以此回报子孙的孝心。
这首诗与上篇《楚茨》同属周王室祭祖祈福的乐歌。但二者也有不同。《楚茨》言“以往烝尝”，乃兼写秋冬二祭；而此篇单言“是烝是享”，则仅写岁末之冬祭，而且它侧重于对农业生产的描绘，表现出周代作为一个农耕社会的文化特色。烝祭是一年的农事完毕以后的最后一次祭典，周人以农立国，奉播植百谷的农神后稷为始祖，那么在这年终的祭歌中着力歌唱农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毛诗序》称：“《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此序与《楚茨》的诗序一样，都属牵强附会之说。姚际恒评此诗曰：“上篇(按指《楚茨》)铺叙闳整，叙事详密；此篇则稍略而加以跌荡，多闲情别致，格调又自不同。”(《诗经通论》)概括颇当。
此诗对于研究古代的井田制也有参考价值。井田之制因其年代久远，难以稽考，后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诗则可为我们提供若干讯息。诗首章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南山指终南山，诗人显然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 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 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 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本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本诗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穀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