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上大夫壶遂曰[1]:“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鉴赏
“余闻董生曰[2]：‘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3]，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4]，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5]，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6]。’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7]。’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8]，下辨人事之纪[9]，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10]，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11]，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12]，其指数千[13]。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4]，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15]，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段意】 司马迁答壶遂问。说明孔子之所以著《春秋》，是因为政治主张无法实现，转而著书，以宏扬王道，善善恶恶，拨乱世而反之正。
注释
[1]壶遂:天文学家,曾参与制定太初历,其事又见于《韩长孺列传》。[2]董生:即董仲舒。[3]害:忌恨。[4]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春秋》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共计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并加以褒贬评价。[5]退:意同“贬”,“讨”。[6]王事:犹王道。[7]行事:指用具体的历史事实。[8]三王: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等三代圣主。[9]人事之纪:指纲常伦理。[10]起废:复兴已废置的东西。[11]经纪:犹整顿。[12]文成数万:今世传《春秋》实一万六千五百余字。[13]指:事例。[14]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此据《春秋繁露·灭国》统计数,非《春秋》记载的实际数字。[15]豪厘:毫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