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秦国的强盛之道——王权集中，对内法家治国，对外远交近攻·商君列传》鉴赏

选文：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①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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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②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③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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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④己。卫鞅曰：“疑^⑤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⑥于世;有独知^⑦之虑者，必见敖^⑧于民。愚者暗^⑨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⑩。民不可与虑⁽¹¹⁾始而可与乐⁽¹²⁾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¹³⁾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¹⁴⁾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¹⁵⁾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¹⁶⁾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¹⁷⁾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¹⁸⁾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¹⁹⁾，五伯不同法而霸⁽²⁰⁾。智者作法，愚者制⁽²¹⁾焉;贤者更⁽²²⁾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²³⁾。”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²⁴⁾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²⁵⁾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²⁶⁾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²⁷⁾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²⁸⁾其身。事⁽²⁹⁾末利及怠而贫者，举⁽³⁰⁾以为收孥⁽³¹⁾。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³²⁾，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³³⁾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³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³⁵⁾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³⁶⁾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³⁷⁾，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³⁸⁾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³⁹⁾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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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君相⁽⁴⁰⁾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⁴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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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⁴²⁾至关下，欲舍⁽⁴³⁾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印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⁴⁴⁾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强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于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⁴⁵⁾其欲干⁽⁴⁶⁾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⁴⁷⁾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注释〕 ①事：辅佐。②修：承继。③因：通过。④议：非议。⑤疑：犹豫。⑥非：责难。⑦知：通“智”。⑧敖：诋毁。⑨暗：愚昧。⑩萌：开端。(11)虑：谋划。(12)乐：享受。(13)法：效法。(14)循：遵循。(15)易：改变。(16)因：顺着。(17)缘：沿袭。(18)溺：沉湎。(19)王：称王。(20)霸：称霸。(21)制：被约束。(22)更：变更。(23)多：赞扬。(24)卒：很快。(25)倍：加倍。(26)率：标准。(27)僇：通“勠”。(28)复：免除。(29)事：从事。(30)举：全。(31)孥：通“奴”。(32)布：公布。(33)徙：搬走。(34)期年：一周年。(35)法：依法处置。(36)趋：归附。(37)说：通“悦”。(38)集：合并。(39)开：拆除。(40)相：担任……的相。(41)望：埋怨。(42)亡：逃亡。(43)舍：居住。(44)之：前往。(45)迹：考察。(46)干：求见。(47)发明：表明。

鉴赏：

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的改革，商鞅变法可以说是其中影响最为深刻的变革之一。商鞅变法使秦国由西陲夷狄一跃而跻身大国之列，为秦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商鞅变法的精神源泉——法家思想，也因此异彩绽放，并由此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性格。然而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却是“刻薄”、“少恩”，对他的体认似乎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其中的矛盾张力皆能从商鞅变法中寻出渊源。

商鞅，姓公孙氏，是卫国的“诸庶孽公子”，故也称卫鞅。商鞅年轻时便深富谋略，以至魏国宰相秘谏魏惠王：如能用商鞅，则以之为相，举国听之;若不用，则杀之以防为他国所用! 可惜魏惠王眼力不济，不识俊杰，并未将此话放在心上。商鞅在魏不受重用，便思量变换环境以施展抱负，于是他将眼光聚焦于魏国的西邻——秦国。

此时的秦国刚迎来一位年轻的君主——21岁的秦孝公。当时周王室衰微，诸侯以武力相互征伐、兼并。以函谷关为界，以东有齐、楚、魏、韩、燕、赵六大强国，其中魏用李悝、赵用公仲连、楚用吴起，行变法而愈富强。反观秦国，因僻处西陲，国力疲弱，极少参与“国际事务”，故被关东六国视为“夷狄”——即落后愚昧的蛮貊之族。年轻的秦孝公每念及此，辄感觉“丑莫大焉”，故亟欲秦国一朝富强，跻身大国之列。他即位伊始，便即刻下令求贤。因此，商鞅便离魏入秦。

商鞅通过宠臣景监的引荐，四晤孝公，才终于中其下怀。前两次，商鞅铺陈“帝道”、“王道”，孝公毫无兴趣，甚至听得瞌睡连连，景监也因此挨骂;第三次商鞅谈“霸道”;最后一次商鞅谈强国之术，孝公终于听得入迷，连听几天不知疲倦。所谓“帝道”、“王道”，即三皇五帝及夏商周三代之君躬行仁政的圣王之道，“霸道”指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对于亟待富强的秦孝公，待“数十百年”才可成的“帝道”、“王道”当然太过久远，甚至“霸道”也等之不及，唯有立致富强的强国之“术”，才是孝公真正的渴望。撇开太史公极富戏剧性的文学手法，从历史实际考量，深谙世故的商鞅未必对孝公的所思所想一无所知，通习刑名之学的商鞅也未必就真的想推行“帝道”、“王道”，四晤孝公可以看作是一种策略，是商鞅对这位素未谋面、看似求贤若渴的年轻秦王的实际试探和深入考察。最终，商鞅发现自己所面对的的确是一位锐意改革、讲求实际的年轻君主，秦国正是可供自己施展抱负的广阔天地。

历史就这样给商鞅创造了机会，也给秦国带来了转机，秦孝公起用商鞅施行变法。然而在秦国这样一个僻处西陲、文化落后、民风蛮悍、土地辽阔的国家施行变法，谈何容易! 且欲行之法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涉及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欲变法成功，关键在于克服阻力，使法令落到实处，而法令的落实，则需要强劲的执行力。对此，商鞅有清醒的认识。为树立法令的权威，驯养民众令行禁止的性格，在变法之初，商鞅策划了一场“徙木赏金”的好戏，通过一赏一罚、一软一硬两手策略，使秦人皆知法令之威，变法得以顺利推行。史载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秦人皆“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如此描述当然不免夸张，但将变法的侧重点和主要效果描述得大致不差。

纵观商鞅变法，其核心着眼点主要有二：崇君权、促耕战。核心明确，然牵涉太广，触动颇深。秦国自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始国”起，就居于西土，与戎杂居，积数百年，民风颇染戎俗。孝公之前数世，君多短祚，王政扰攘，秦国干弱枝强，故商鞅变法有其内在的理路。其中，军功爵制意义重大。军功爵制的核心内容是凭军功定官爵，即将享受政治利益的标准定于一尊，除军功外无他。其意义除了鼓励耕战外，更重要在于废除了以血统为标准的世卿世禄制，贵族同样要凭军功享受政治利益，这就瓦解了世代传继的旧贵族体系。与此配套，聚乡邑为县，国家直接派官治理，瓦解贵族对采邑的统治权，摧毁了贵族实际的权力基础，更将权柄收归秦君，强干弱枝。以此为核心和突破口，开阡陌封疆，统一度量衡和税制，重农抑商，再以什伍连坐制强化基层政权，保证法令的深入贯彻。太史公对于变法内容是撮要叙述，其实变法令并非朝夕间持续颁布施行。有学者指出，变法令是商鞅在相秦的二十年中逐次实施的。变法令具体的施行顺序已不可考，不过其核心至为明确。经过商鞅的苦心经营、精心擘画，变法使秦人戮力耕战、一听于上，秦国由此被改造成了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从此，秦对东方六国蚕食鲸吞，仅一百多年便一统天下。

商鞅深富谋略，其变法规划自有理路，故商鞅变法的成功应是历史偶然之中的必然吧。对于任何变革而言，擘画正确诚然是首要因素，然而更当瞩目之处，则还在于能将改革真正落到实处。无论法令的具体制定，还是遭遇阻力时的相应对策，商鞅对此都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和细密周全的谋划。当然，商鞅“刻薄”、“少恩”的铁腕政策不必学步，其执着变革、勇于变法的魄力和善于改革的谋略则颇资参考，这应该也是任何改革真正能卓有成效的必要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