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春，王正月。
传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
经
三月，公及邾娄仪父盟于眛。
传
“及”者何？与也，会及暨皆与也。曷为或言“会”，或言“及”，或言“暨”？“会”犹最也；“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仪父”者何？邾娄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为称字？褒之也。曷为褒之？为其与公盟也。与公盟者众矣，曷为独褒乎此？因其可襃而褒之。此其为可褒奈何？渐进也。“眛”者何？地期也。
经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传
“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经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传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赗”者何？丧事有赗。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赗，货财曰赙，衣被曰襚。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赗之？隐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其言“来”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礼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
经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传
孰及之，内之微者也。
经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传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
经
公子益师卒。
传
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注释〕 君：指鲁隐公，前722—前712年在位，名息姑。 文王：周文王。隐公即位之年，时当周平王四十九年。《公羊传》把“王”解释为周文王是揭示《春秋》尊崇周朝数百年大一统的政统之义。 公：指鲁隐公。不言即位：《春秋》没有写鲁隐公即位的事，这表示他没有举行正式的即位典礼。 平：治理。反：同“返”，交还。桓：鲁桓公，前711—前694年在位，鲁隐公的同父异母弟。 桓幼而贵：桓公小于隐公，但是他是仲子所生。仲子为宋武公的女儿，出嫁时举行了正式的礼仪，后被封为鲁惠公的夫人，因此所生之子地位高于隐公。 扳(bān)：挽，引，这里意为拥戴。 适：同“嫡”。先秦国君传位制度规定：立储君可以选择嫡子，也可以选择庶子，前者以年长为首选，后者以母贵或本人有贤德而立为君。隐公非其父鲁惠公的嫡长子，其母又不宠，不比仲子高贵。根据那时的有关规定，不宜立为君。 邾(zhū)娄：国名，国君曹姓，故址在今山东省费、邹、济宁一带，国都在今邹县。仪父：邾娄之君，名克。眛：《左传》、《穀梁传》写为“蔑”，二字古时通用。蔑即姑蔑，在今山东泗水东。 暨(jì)：与，及，至，到。 最：聚集。 汲汲：急切的样子。 暨暨：果断刚毅的样子。 渐进：渐进于德。 地期：聚会之地。 注释见本书《左传·郑伯克段于鄢》。 杀：根据《左传》，郑庄公并未杀共叔段，只是迫使他流亡国外。 大：突出。 当国：权势太大，几与国君相等。 其地：记载事件发生的地点。 无知：齐贵族，姓公孙，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自立为君，次年被杀。 内：在国内。 天王：周王。春秋时楚吴等诸侯国君主相继称王，所以尊周天子为天王。这里指周平王。宰：官职名。咺(xuān)：周王室官员。惠公仲子：隐公父鲁惠公夫人。赗(fèng)：助葬用财物，如车马束帛等。 宰士：周天子的冢宰，掌管王室内外事务。 考：原意父，后只称亡父。 赙(fù)：以财物助丧。 襚(suì)：向死者赠送的衣被。 不及事：没有赶上丧事。 孰及之：谁参与了盟会。 祭(zhài)：诸侯国名，始祖为周公之子。祭伯：祭国君主，他以诸侯的身分作为周朝廷大臣。 远：年代久远。 “所见异辞”以下三句：“所见”指《春秋》作者孔子亲眼所见的历史事件。“所闻”指孔子听说的历史事件，年代比亲眼所见的更远。“所传闻”指孔子所听到的前人传说的事件，年代更加遥远。这里三句是说孔子对于不同年代发生的事件，记载的详略、用词是有不同的，益师之死，因年代久远，孔子不去考订具体时日。后世今文经学家把“所见”、“所闻”、“所传闻”作为一个标准来划分《春秋》所记鲁国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阶段，并进而提出“三世”说，认为历史要经历“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三个时期。
〔鉴赏〕 根据传统的看法，解释《春秋》最权威的经典著作有三部，即《左传》、《公羊传》和《穀梁传》。《公羊传》又称《春秋公羊传》，相传为战国时子夏学生齐人公羊高所著。公羊学最初只有口头流传，西汉景帝时公羊高玄孙寿与学生齐人胡毋子都著录成书。《左传》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的历史著作，以详述历史事件和刻画历史人物见长，时间跨度大致与《春秋》吻合，因而被经学家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与《左传》不同，《公羊传》是纯粹的经学著作，是专为解释《春秋》而写，主要通过诠释《春秋》的字义、名物、礼仪、制度来揭示《春秋》的“微言大义”。由于《春秋》的文字极为简略，只是记载事件，因此《公羊传》所解读的《春秋》意义大多为传作者自己的发挥，成为汉代今文经学的主要理论来源。今文经学往往为当时政治、伦理、经济、法律上的要求而阐发经义，这在《公羊传·隐公元年》中清楚地表现了出来。
《春秋》“王正月”三字是西周春秋时期常用的一种时间表达方式，其中“王”字一般指当政的周王。但是《公羊传》认为“王”指周文王，“王正月”表达了“大一统”之义，这就是阐发公羊学家自己的政治主张。虽然孔子是大一统政治理念的倡导者，但是他写“王正月”只是指明时间。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祸害，人民迫切要求结束分裂，实现中国的统一。西汉初期中国大一统的局面出现了，但是拥有独立的治权、财权，拥有一定军事实力，占据很大一部分国土的诸侯国离心力日增，对西汉中央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公羊学家力主加强政治上的大一统局面。西汉中期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向汉武帝提出的主要论点就是以大一统理念解释《春秋》，以这一理念统一国家、统一思想。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对《春秋》“春，王正月”四字别出心裁地发表了自己独有的理解：“《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这段话不仅重申了君权神授的思想，而且强调了儒家的一个传统观念：君主要使天下之事合于“正”，把儒家大一统的政治理念与德政思想融于一体，从而发展了《公羊传》对“春，王正月”的解释。董仲舒的这些论述可以说是公羊学、今文经学的思想倾向、学术特征和理论风格的集中表现。
关于《春秋》“郑伯克段于鄢”，《左传》留下了一段十分详细而精采的历史记录，非常细致地描绘了郑庄公平定由其弟共叔段发动的叛乱这一历史事件的酝酿、发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及其后效。公羊学家不愿对历史的细节给予过多的关注，其兴趣只是在于分析孔子的用字，从中琢磨孔子对历史人物的好恶褒贬，据以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更重要的是认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公羊传》提出《春秋》用“克”字就是要凸显郑庄公之恶，因为他必欲致共叔段于死地而后快，不是在事先劝说、警告共叔段，制止其弟准备叛乱的活动，而是恶意纵容，有意让其陷于“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境地。由此《公羊传》告诉人们，仁爱应当成为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兄弟手足之间关系的根本法则。
虽然《公羊传》在历史叙述方面远逊于《左传》，但是它对历史的解释和经典的诠释作出了重大贡献，从而发展了中国解释学传统。它特别重视寻求事件和文本的意义，关注历史的记录者和解释者的立场和眼光、他们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公羊学不受经书文字的束缚，如将“王正月”解读为“大一统”，这虽然会造成附会的弊端，却为创造性地发挥经义打开了广阔的空间，无怪乎它在近代成了思想解放的理论武器。此外，由于训诂是《公羊传》探索《春秋》意义的主要进路，它在训诂学上也有许多建树，特别是对名词的训诂，涉及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古代政治、军事、外交、宗教、天文、婚丧、习俗等各个方面，显示了作者知识的广博。解释名词概念的方式很多，有下定义，如文中第一句“‘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有对比释义，如文中把“及”同“暨”、“会”加以对比以细致地辨析它们的意义的细微区别；有以共名释别名，如“‘宰’者何？官也”；此外还有因声求义，音近相训，同义相训，反义相训，等等。公羊学对于推动经学的发展和革新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