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
六年，春正月，寔来。夏四月，公会纪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阅。蔡人杀陈佗。九月，丁卯，子同生。冬，纪侯来朝。
传
六年，春，自曹来朝。书曰“寔来”，不复其国也。
楚武王侵随，使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人使少师董成。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今民馁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丰备，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腯’，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瘯蠡也，谓其备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致其禋祀，于是乎民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夏，会于成，纪来谘谋齐难也。
北戎伐齐，齐使乞师于郑，郑大子忽帅师救齐。六月，大败戎师，获其二帅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献于齐。于是诸侯之大夫戍齐，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郞之师。公之未昏于齐也，齐侯欲以文姜妻郑大子忽，大子忽辞。人问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诗》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君子曰：“善自为谋。”及其败戎师也，齐侯又请妻之，固辞。人问其故，大子曰：“无事于齐，吾犹不敢；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遂辞诸郑伯。
秋，大阅，简车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礼举之，接以大牢，卜士负〔51〕之，士妻食〔52〕之，公与文姜、宗妇命之〔53〕。公问名于申〔54〕，对曰：“名有五〔55〕，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56〕为信，以德命〔57〕为义，以类命〔58〕为象，取于物〔59〕为假，取于父〔60〕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周人以讳事神〔61〕，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62〕，宋以武公废司空〔63〕，先君献、武废二山〔64〕，是以大物不可以命〔65〕。”公曰：“是其生也与吾同物〔66〕，命之曰同。”
冬，纪侯来朝，请王命〔67〕以求成于齐。公告不能。
〔注释〕 六年：鲁桓公六年，即周桓王十四年，公元前706年。 寔(shí)来：实来。指鲁桓公五年聘曹的州国国君自曹来朝鲁桓公。 公：鲁桓公，即姬允，前712—前694年在位。纪：国名，都邑在今山东寿光县东南，与齐、鲁、夷等国相邻。为齐所伐，迁邑，春秋时亡于齐。国君姓姜，称侯。成：鲁国北边近齐之邑，在今山东宁阳县北。 壬午：八日。 阅：检阅军队。 陈佗：即陈他、陈五父，陈桓公弟。前707年，桓公卒，佗杀太子免，自立为君。明年，蔡国出兵干涉，杀佗，立免弟跃。跃母，蔡国之女。此条为无传之经。 丁卯：二十四日。 不复其国：州国国君出访，国内发生变乱，自度无以平定，决定在外流亡不再返国。《春秋》笔法以流亡国君卿大夫所至之国为“寔来”。 楚武王，即熊通，前741—前690年在位。在他领导下，楚国始强。随：国名，都城在今湖北省随县南，亡于战国时。 (wěi)章：楚大夫，封于(wěi)，又名章。楚武王时，出使随、黄等国。求成：求和。 瑕：地名，属随，为楚随交通要地。 少师：疑是官名。董成：主持和谈。 斗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楚子：楚武王。 得志：开疆拓土之志得逞。汉东：即汉阳，汉水东岸之地。 张：张大、扩大。被：具。 协：协和联合。 间：离间。 侈：自高自大。 羸(léi)师：故作军容衰疲之状。张之：使少师益加自大。 熊率且比：楚国大夫。 季梁：随国大夫。 后图：日后之谋。 信：诚信。 祝史：管理祭祀祈祷的官员。正辞：言辞真实而不欺诳。 馁：饥饿。逞欲：力图满足欲望。 矫举：举虚假之辞。 牲牷(quán)肥腯(tún)：牺牲色纯体肥。 粢盛：盛在祭器中用于祭祀的谷物。 博硕：大。 不疾瘯蠡(cù lǐ)：不病瘦弱。 絜(jié)：同“洁”。 三时不害：春夏秋三季，统治者不妨碍民众务农。下面的“务其三时”，是说春夏秋三季要专心尽力从事农业活动。 醴(lǐ)：甜酒。嘉栗：嘉粮。旨酒：美酒。 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九族：说法不一。一般以外祖父、外祖母、从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之子并己之同族为九族。 禋(yīn)祀：祭祀天神。 庶：庶几。 北戎：即山戎。 大良、少良：或云官名、或云人名、或云酋豪之称。 甲首：披甲将兵的头。 馈之饩(xì)：赠送生食给人。 班：先后次序。 郞之师：鲁桓公十年(前702年)，齐僖公、卫宣公、郑庄公联合进攻鲁国的郞(在今山东曲阜城郊)。 昏：通“婚”，指鲁桓公娶齐女文姜为妻。 耦(ǒu)：同“偶”，配偶。 齐侯又请妻之：此时文姜归鲁已四年，盖以他女妻之。 辞诸郑伯：告其事于郑伯而辞婚。 阅：检阅军队。 简：检阅。 接：父亲接见初生之子，多在初生三日之内。大牢：太牢，以牛、羊、猪三牲并用。 〔51〕 负：抱负。 〔52〕 食：哺乳。 〔53〕 宗妇：宗人之妻。命之：为大子取名。 〔54〕 申(xū)：鲁国大夫。 〔55〕 名有五：取名字的原则有五种。 〔56〕 以名生：以所生的体形特征和当时环境状况为名字。 〔57〕 以德命：以吉祥美德之字为名字。 〔58〕 以类命：以体形类似之物取名字。 〔59〕 取于物：假借他物之名为名字。 〔60〕 取于父：取自父亲的某一方面为名字。 〔61〕 以讳事神：对于已故父祖的名字要避讳。 〔62〕 晋以僖侯废司徒：晋因僖侯名司徒，改司徒官名为中军。 〔63〕 宋以武公废司空：宋因武公名司空，改司空官名为司城。 〔64〕 先君献、武废二山：鲁因献公名具，改具山(在今山东蒙阴县东北十五里)之名；因武公名敖，改敖山(在今蒙阴县西北三十五里)之名。 〔65〕 是以：所以。大物：指上面所说的国家、官职、山川、隐疾、牲畜、器币等方面的名。命：取名字。 〔66〕 同物：同一个月日。 〔67〕 请王命：拜托鲁侯转向周王请求命令。
〔鉴赏〕 桓公六年，《春秋》记事六条，其中“蔡人杀陈佗”一条无传。《左传》记有七条，五条释经，“楚武王侵随”、“郑大子忽帅师救齐”二条为无经之传。对照经传所记各条，可见《春秋》、《左传》记事各有缺略，在取舍上，《左传》优于《春秋》。传文中“楚武王侵随”、“郑大子忽帅师救齐”、“鲁桓公命子为同”三条，叙事详，可窥见当时思想意识。“楚武王侵随”条，全文说明：随所以能以小邦敌大国楚，在于修政利民，“民和而神降之福”。“郑大子忽帅师救齐”一条，首叙郑军大败戎师；次述齐国慰劳救齐的诸侯军，郑忽怨恨鲁人代齐安排的先后次序；最后记郑忽辞婚于齐侯，班师归国。全文在论说郑军救齐过程中，突出郑忽的个人品质。“鲁桓公命子为同”一条，首记子同生时以生太子之礼庆贺；接着叙说申答桓公问，论说为新生儿取名的原则；最后记桓公依据“取于父为类”的原则，给儿子取名为“同”。
春秋时期，大国役使、兼并小国。在小国讲究以小事大之道时，随国大夫季梁的“小之能敌大”理论，尤其值得注意。季梁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小国不能与大国相抗。但在“小道大淫”的情况下，便发生“小之能敌大”的态势。他这一理论的基础，是将道从天道即天命之道转变为人道即国君“忠于民而信于神”。季梁不曾否定天命，他说：“天方授楚”，将武王时的楚国日渐强大视为天授之命。他要统治者“信于神”，也是为了取得上天的支持。然而，“天命”与“信于神”都不是他刻意强调的。在他看来，天与神都为民所左右：“夫民，神之主也。”这是说鬼神的意志行为依据民众的心情、愿望。民众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意愿，可能一致，也可能相互抵触。当其一致时，群体内部的关系是和，神也就依民而行；当“民各有其心”时，群体内部不和，神之所行不知依据民众的哪一部分，也就“乏主”。这种民神关系论，或者天人关系论，是对周初“天命靡常”、“惟德是授”的继承与发展。二者同是以人事来修正天命，使虚无神秘的天命归依于实有可见的人事，不同之处是西周统治者强调统治者有德，而季梁则着眼于民和。从天命依据有德至“民和神降之福”，这是思想上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将决定天意的人事主体，由圣王转向民众。因为民是神之主，也就要求统治者、统治集团“忠于民”，探索如何“忠于民”。季梁指出忠于民要求“上思利民”，具体地说要“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要“务其三时，修其五教，亲其九族”，以此作为统治者修政的主要内容。
左丘明还记载了郑大子忽的婚姻观。春秋时期，列国贵族间的婚媾，往往是出于政治利益考虑的一种结合。齐僖公二度向郑忽提出妻以齐女，显然是因郑国强盛。郑忽对婚事考虑的可贵处，在于能超越利害计较。他虽被其父亲郑庄公定为储君，但其地位并不稳固。兄弟中有人要取而代之，他也并非不知。娶齐女为妻，与大国通婚，有利于一己之利。谋臣祭足曾以此相告：“君多内宠，太子无大援将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史记·郑世家》)但他却坚信“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婚姻的双方要门当户对，贵族的国际婚姻，务必要与国之大小相当。郑国较之齐是小国，作为太子的他，不应当与大国齐联姻，而应当在相差无几的陈、蔡等国中考虑婚事。他又认为自己个人的命运不在于依托某个大国，而是决定于自己的努力，并引《诗·大雅·文王》中“自求多福”为证。他又反对以国家之力图谋个人利益的举动。当他大败戎师，齐侯第二次提婚时，他说：“今以君命奔齐之急，而受室以归，是以师昏也。民其谓我何？”这表明在他的心目中，婚姻是不应与利害计较纠缠在一起；不应当以个人婚姻而劳民出师，损害国家民众利益。郑忽尽管品行高尚，但不善于为己谋划，最终成为政治上的可悲失败者。
给包括个人在内的事物命名，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又促使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给事物命名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些原则、规律。研究事物得名的原则、规律，称之为命名学。并由此而产生分支，如地名学。对人名的研究，则形成人名学。在中国人名学的形成过程中，鲁国申是一位不容忘却的人物。他研究三代的人物命名，将其归纳为五条原则：“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这五条原则无神秘色彩。除此之外，又因周代的避讳事神制度，他提出“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为名。因为以这些事物为名，因避讳之故，将会发生废名、废职、废主、废祀、废礼的问题，结果是引起社会、政治、祭祀及礼仪等方面活动的混乱，造成不便与损害。这实际上也是一条原则，申将其概括为“大物不可以命”，与可以命的原则相反相成。从那时到现在，过了二千六百年，申所定的可以命的五条原则，仍旧见之于人名。而他所定的“大物不可以命”原则，因避讳制度随封建社会的结束而废除，原来不用的国、官、山川、器币也在取名上不受禁止。然而，政治时常变化无常，事过境迁，过去的命名可能成为后世的笑柄。此外隐疾、畜牲等名称中因不吉祥，或不雅，确有不宜作为人的名字的。可见“大物不可以命”的原则也没有完全过时，人们在取名时也当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