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是一种论诗之文体。诗话概念上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诗话，仅指诗歌故事；广义的诗话，是中国诗歌鉴赏、诗歌批评的主要著作形式。这种诗话体式，是中国诗歌繁荣发展的产物。肇始于百代诗话之祖钟嵘的《诗品》，成形于欧阳修《六一诗话》，最著名的还数清朝袁枚的《随园诗话》。宋代许顗在《彦周诗话》中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可谓一语中的，把诗话的作用概括出来了。
诗话的萌芽很早，《西京杂记》中司马相如论作赋、扬雄评司马相如赋；《世说新语》的《文学》《排调》篇中谢安摘评《诗经》佳句，曹丕令曹植赋诗，阮孚赞郭璞诗，袁羊调刘恢诗；《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对于王粲、曹植、鲍照等一系列作家作品的评论；《颜氏家训》的《勉学》《文章》篇中关于时人诗句的评论和考释，都可以看作诗话的雏形。钟嵘的《诗品》，过去有人看作是最早的一部“诗话”著作，清人何文焕编印《历代诗话》即以此书冠首，但严格地说，它还不是后世所说的诗话。唐人大量的诗论诗，如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偶题》，李白、韩愈、白居易等的诗论诗等，则是以诗论诗的一种形式。唐代出现的《诗式》《诗格》一类著作等，更进一步接近了后世所说的诗话。
后来的诗话，越来越多地谈论了有关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问题，加强了它的理论批评性质。这方面成就较高的诗话有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特别是严羽的《沧浪诗话》，不仅对当时江西诗派“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流弊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而且提出了作者对于诗歌创作的比较完整、系统的纲领性意见。其中如“别材”说、“别趣”说、“兴趣”说、“妙悟”说等，都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诗话在宋以后，继续有所发展。金元两代，除元好问的《论诗绝句》外，较有价值的是王若虚的《滹南诗话》。明代诗话中，李东阳的《怀麓堂诗话》、谢榛的《四溟诗话》、王世贞的《艺苑卮言》、王世懋的《艺圃撷余》、胡应麟的《诗薮》等，也都有一些较好的见解，曾程度不同地对诗歌创作产生过影响。
清代诗话在理论批评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其中对于诗的情与景互生互藏的辩证关系，对于诗的“体物”、“会景”与生活积累的关系，对于诗的“意”和“势”的关系及“咫尺写万里”的特点等等，都有精湛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叶燮(xiè)的《原诗》，不仅具有严整的理论体系，对诗歌与现实诗歌和时代发展的关系，诗歌本身的发展规律、作家所必须的“才、胆、识、力”诸条件等等，都有系统的、精辟的论述；而且在对于诗歌的特点及其与理论著作区别“定位”与“虚名”的关系等等方面的论述，见识更加精辟。王士祯的《带经堂诗话》反映了他的神韵说主张，但理论价值远不及《姜斋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卷帙浩繁，代表着明代公安派的性灵说在清代的余响。其中对沈德潜强调封建纲常的格调说大加讥贬，具有一定的反封建礼教的意义。针对以翁方纲为代表的提倡学问诗等主张，强调诗歌创作要出自真感情，有不少可取的意见。其他如赵翼的《瓯北诗话》、潘德舆的《养一斋诗话》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近代林昌彝的《射鹰楼诗话》反映了反帝爱国的时代精神，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大力地鼓吹“诗界革命”并保留了许多关于“诗界革命”的史料，都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明清时期，词话、曲话等形式也在诗话的影响下发展起来，例如李渔的《李笠翁曲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其中《李笠翁曲话》和《人间词话》，在理论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前者对戏曲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较好的或精到的分析是戏曲文学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后者则在一些问题上颇有创见。此外还有总论诗、词、曲、赋、文的，如刘熙载的《艺概》，也颇多创见。这些诗话、词话的出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