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诗》三百篇算起，中国古典诗词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国最早的诗体是不等句的，间以二言体。《吴越春秋》描写黄帝时代狩猎生活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就是二言。被历代学者尊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中的一些卦辞和爻辞中有不少古代歌谣。其中，也有二言体(四卦《蒙》；十五卦《谦》等)。《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生动地描写了克敌制胜后的动人场面。从西周开始，二言体被突破，四言体取而代之，成为主要诗体。
《诗经》是四言体这一流变的标志。可以说，《诗经》既是中国诗歌第一部总汇，也是后起中国诗歌的总渊源。挚虞《文章流别论》认定汉郊庙歌出自《诗经》之三言，徘谐倡乐出自《诗经》之五言，乐府出自《诗经》之六言。清人汪森还有词起源于《诗经》、诗与词“分镰并骋，非有先后”之论。
《诗经》之后，在战国时代，“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出现了。经西汉刘向编成《楚辞》后，《楚辞》又成了我国古代又一部诗歌总集。鲁迅评价《楚辞》的《离骚》说：“《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诗经》之上。”《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楚辞》的主要作品。《离骚》创造了“骚体”这一前所未有的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
骚体之后登场的是赋体。赋体与骚体有血缘关系，自荀子、宋玉之后而在诗歌中独成新体，在汉代达到高峰。就赋家而言，汉代司马相如被尊为“赋之圣者”(古人有“他人之赋，赋才也；长卿，赋心也”之说)。赋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从汉赋到六朝俳赋，从六朝俳赋到唐宋律赋，作为一种文体，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基本审美特征。
自秦汉之后，乐府诗也一度盛行。汉乐府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比如《孔雀东南飞》诗中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其间，五言诗出现了。
五言诗体源于汉代，经魏晋，历南北朝隋唐，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主要诗体之一。汉末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使五言体最后成形，《古诗十九首》之后，建安诗歌将五言古诗推向文质并茂的最高峰。唐以后，五言诗成为“近体诗”的主要诗体之一，五言律诗、五言绝句盛传不衰。
七言诗也是最早见于汉代。据传汉武帝群臣联句的“柏梁台诗”开了七言诗的先河(后人称为“柏梁体”)。现存的最早的文人七言诗是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三国时魏国曹丕《燕歌行》被认为是七言诗的奠基之作。曹丕之后，六朝文人多作七言，刘宋时的鲍照最具影响。鲍照改早期七言诗的句句用韵为隔句用韵，这极具诗学意义，大大扩展了七言诗的表现空间。至唐代李杜元白，七言诗更臻完美，七言古诗之外，还有七绝和七律，与五言一起，成为中国古体诗和近体诗的主要诗体。
词，起源于唐而盛于宋，并达到高峰。词体多为杂言，它的句子依词牌而长短错落，故有“长短句”之称。另外词分阕或分片，词人对词调的变格(减字、偷声、摊破等)更强化了词的艺术表现力。
散曲是词之后的又一个依声填词的新诗体，仍为歌诗。王力在《汉语诗律学》里写道：“古人称词为诗余，因此又有人称曲为词余，其实词曲都是广义的诗的一种。”曲在元代最为盛行，故称元曲。词有词牌，曲有曲牌。曲在用韵上较为复杂，不仅分平仄，且上声、去声在曲谱中也有明确限定，且不避重韵。无论小令还是散套，多是一韵到底。曲的另外一个特点，多用衬字，使曲在形式上、节奏上比词更灵动，更口语化，更富音乐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