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用质夫、东坡倡和均)，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均)，皆有与晋代兴之意。然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

人们习惯根据词的篇制长短，将词分为小令、中调、长调三种，一般对这三者的区分比较笼统，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凭各人的感觉大致做出判断而已。也有人用绝对的量化标准对三者进行划分，比如毛先舒《填词名解》说：“凡填词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自五十九字始，至九十字止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者俱长调也，此古人定例也。”(卷一)“定例”云云，也不过是他自己的一种说法，实际上不至于这么机械。词早期多小令，也有一些篇制比较长的作品，这由敦煌文学《云谣集》写卷所收的作品可见。文人填词在早期也多喜小令，长篇非常少，至柳永才较多用慢词长调写作，从此写长调的才逐渐增多，引起变化，不过，写长调真正成为词坛普遍的风气，还是在南宋以后。所以，一部词史也可以说是由小令到长调渐次展开的过程。

王国维《人间词》绝大多数是用小令词牌写的，长调很少，这可以证明他“填词不喜长调”确是事实。同时，喜小令不喜长调也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词史观，他推崇唐五代北宋词，贬抑南宋词，皆与此有关。王国维说他特别不喜欢依别人均(“均”，韵的古字)填词。因为依韵填词就不免多了一层束缚，王国维喜欢自由抒情，各种束缚越少越好，这颇能反映王国维的个性。张炎也有填词慎和韵的看法，“词不宜强和人韵，若倡者之曲韵宽平，庶可赓歌，倘险韵又为人所先，则必牵强赓和，句意安能融贯?徒费苦思，未见有全章妥溜者。”(《词源》卷下)类似的认识在词人中也比较普遍。王国维则将这种反对和韵的态度表示得更为明确和激烈。

《水龙吟》(杨花，用章质夫苏子瞻唱和韵)、《齐天乐》(蟋蟀，用姜白石原韵)，是王国维词集里难得的两首长调和韵之作。他说写这两首词，“皆有与晋代兴之意”。《国语·郑语》：“及平王之末，而秦、晋、齐、楚代兴。”韦昭注：“代，更也。”王国维用这个典故说明，他写这两首词是要与原作者争一高低。这句话原作“皆有与晋楚争霸之意”，后来作者将它改了，意思相近。需要说明的是，王国维写《水龙吟》并不以苏轼为争胜的对象，而仅仅是指章质夫。这是因为章质夫《水龙吟·杨花词》是原唱，苏轼《水龙吟》是次韵，王国维针对的是原唱。这是理由之一。再者，王国维对苏轼词的评价很高，对他这首《水龙吟》的评价也很高。《人间词话》初刊稿第三七条：“东坡杨花词和均而似元唱，质夫词元唱而似和均，才之不可强也如是。”(引文据手稿本)又第三八条：“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联系这些话，王国维不可能去与苏轼争胜是很显然的。所以他这条词话实是批评章质夫、姜夔的原作，并将它们作为自己比试高低的对象。

关于章质夫、苏轼二首《杨花词》孰高孰低，前人曾做过比较，普遍以为章词自有其长处，而苏轼和作更后来居上。如朱弁《曲洧旧闻》说：“章质夫《杨花词》命意用事，潇洒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观之，声韵谐婉，反觉章词有织绣工夫。”也有一种意见对两者极为抑扬，但是这又遭到不同的反响。魏庆之《诗人玉屑》说：“章质夫咏杨花词，东坡和之，晁叔用(冲之)以为，东坡如王嫱、西施，净洗脚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是则然矣。余以为质夫词中所谓‘傍珠廉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亦可谓曲尽杨花妙处，东坡所和虽高，恐未能及。诗人不公如此耳。”应该说，章质夫词的好处是显著的，魏庆之的评论比较公允。姜夔《齐天乐》咏蟋蟀也是一篇名作，历来备受词评家赞赏。张炎肯定它上下片换头“意脉不断”(《词源》卷下)。许昂霄说：“将蟋蟀与听蟋蟀者层层夹写，如环无端，真化工之笔也。”(《词综偶评》)陈廷焯说：“全篇皆写怨情，独后半云： ‘笑篱落呼灯，世间女儿。’以无知儿女之乐，反衬出有心人之苦，最为入妙，用笔亦别有神味，难以言传。”(《白雨斋词话》卷二)这些评论都符合实际。王国维却并不认为章质夫、姜夔这两首词有何高明，文学的欣赏趣味总是难归一律，所以这也不妨成为一家之谈。

王国维此处批评姜夔《齐天乐》咏蟋蟀词与贺裳《皱水轩词筌》有关。贺裳说：“稗史称韩干画马，人入其斋，见干身作马形。凝思之极，理或然也。作诗文亦必如此始工。如史邦卿咏燕，几于形神俱似矣，次则姜白石咏蟋蟀。……然尚不如张功甫(引其《满庭芳》词，略)，不惟曼声胜其高调，兼形容处心细如丝发，皆姜词之所未发。常观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赏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未刊稿第三十条引及贺裳“常观姜论史词”云云，说明他看过《皱水轩词筌》中的这段话。贺裳虽然对姜夔咏蟋蟀词评价较高，不过尚有一定保留，认为它不及史达祖《双双燕》，也不及张镃《满庭芳》(促织儿)。王国维对姜夔多有批评，贺裳这段话的一部分内容被他用作对姜词的批评。王国维未刊稿第三十条又说：“然‘柳昏花暝’自是欧、秦辈吐属。吾从白石，不能附和黄公矣。”表示在评史达祖词的问题上，他还是同意姜夔，不同意贺裳。这恰好也说明，他批评姜夔咏蟋蟀词是与贺裳的看法有所接近的。王国维撰写《人间词话》的一部分原因，是他读清人词话产生了一得之见和体会，便顺手将自己的看法写下来，或表示同意前人意见，或表示不赞成。研究《人间词话》当注意王国维写作的具体原因，从而对其词话的含义理解得更加具体、准确。

王国维虽然称他自己两首和韵是“偶尔游戏”之作，语气中又不掩自得之意。《水龙吟》：“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濛濛坠。日长无绪，回廊小立，迷离情思。细雨池塘，斜阳院落，重门深闭。正参差欲住，轻衫掠处，又特地因风起。花事阑珊到汝，更休寻满枝琼缀。算来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一样飘零，宁为尘土，勿随流水。怕盈盈一片春江，都贮得离人泪。”他赋予柳絮(杨花)“迷离情思”的意象，通过哀唱其飘零坠落，对分外“零碎”的“人间哀乐”表示深切的感伤，最后化用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名句，说柳絮宁愿化作泥土，不愿飘坠江河，唯恐浩浩的江水承载太多痛苦。《齐天乐》：“天涯已自悲秋极，何须更闻愁(一作“虫”)语。乍响瑶阶，旋穿绣闼，更入画屏深处。喁喁似诉，有几许哀丝，佐伊机杼。一夜东堂，暗抽离恨万千绪。空庭相和秋雨，又南城罢柝，西院停杵。试问王孙，苍茫岁晚，那有闲愁无数?宵深漫与，怕梦稳春酣，万家儿女。不识孤吟，恨人床下苦。”秋天蟋蟀的鸣声，如喁喁哀诉，挥之不去，使愁者更愁，似乎词人在世上遭遇的一切都在撩动他无限伤心，而如此的愁恨又非沉酣梦乡中人所能理解和体谅，借助这些描写，王国维传递出内心浓郁的孤独和苦闷。这两首既是咏物词，又是传情递恨之作，物化为情，情潜入物，如水乳相融，诚是佳作，作者以此傲睨古人，亦非无缘无故。然王国维又并不以为这是填词的最高境地，认为毕竟在和韵之外，填词自有摆脱牵束、自由抒情的康庄通途，他自己的擅长也是在彼而不在此，希望词学研究更多地去发现和肯定非和韵的独创性佳构。这当然也是一种非常合理的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