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校】
手稿本，“宇宙人生”作“自然人生”。“故有生气”，原作“生气勃然”，作者自行删改。“故有高致”，原作“元著超超”，作者自行删改。
这一则所论，是艺术观照的“能入”和“能出”问题。这在传统诗文理论中是一个老话题。唐代王昌龄《诗格》说，“夫置意作诗，即须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令左穿右穴，苦心竭智，必然忘身，不可拘束”，这说的是诗人“能入”。后又说：“思若不来，即须放情却宽之，令境生。然后以境照之，思则便来，来即作文”，这是说诗人暂时从“苦心竭智”中摆脱出来，放松情怀，是“能出”。宋代苏轼《送参寥师》说：“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阅世走人间，是“能入”;“观身卧云岭”，是“能出”。龚自珍《尊史》提出史家之心之善入、善出的问题。所谓“善入”，就是对于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风土人情，了若指掌，如其言家事;所谓“善出”，就是对于自然人事现象背后的内在关系(“联事”)能洞彻明了，“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以上各家所论，虽然具体内涵略有变化，但都是谈论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
王国维这里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就是强调诗人要具有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细致观察自然外物的特征和关系，品尝人生世态的苦乐悲欢，唯具有耳闻目睹的亲历感，在文艺作品中才“能写之”，这是容易理解的。王国维又说，“诗人对宇宙人生，又须出乎其外”，这里面具有叔本华美学思想的影子。叔本华认为，审美的观照一个必需的条件是主体的转变，即从受到意志支配的、生活在具体时空和因果关系中的“欲望主体”，转变为挣脱意志支配、摆脱个人臆见的、“纯粹的认识主体”。只有从“欲望主体”提升到“纯粹主体”后，艺术家才能获得“明亮的世界眼”，这时的审美观照，才可以“超然于该对象和任何其他对象的关系之外”，主体“栖息于、浸沉于眼前对象的亲切观审中”(P.249)，通过对个别事物的表现，而引起人们对理念的认识。这就是“出乎其外”的“高致”。
王国维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引述叔本华的话说：
惟大诗人见他人之见解之肤浅，而此外尚多描写之余地，始知己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而言人之所不能言。故彼之著作不足以悦时人，只以自赏而已。
所谓“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而言人之所不能言”，就是因为“大诗人”具有“明亮的世界眼”，“是普照世界的太阳”，能“出乎其外”，能够避开意志的挟制，超然于“根据律”之外，直观对象，领悟理念。王国维在《叔本华像赞》中说：“天眼所观，万物一身。”所谓“天眼所观”，就是诗人对宇宙人生，“出乎其外”。
王国维说周邦彦词“能入而不能出”。“能入”，意思是说描写世相物态逼真细致，与他在另一则里品评周邦彦词“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意思是一致的。“不能出”，也就是在另一则词话里品评周邦彦词所谓“深远之致不及欧、秦”的意思，词旨不能够进一步深入到对人生普遍性问题的揭示。南宋姜夔以下诸人词，在王国维看来，人品卑俗，词格不高，不在意境上用力，唯堆砌典故，装饰藻彩，故而说“于此二事皆未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