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体诗体制，以五、七言绝句为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殆有韵之骈体文耳。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
【校】
手稿本，此则作：“诗中体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为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原作“写景言情”，作者自行删改)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长调(原作“中调”，作者自行删改)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等阕，则近于五排矣。”原有“长调之视小令，亦犹诗中七古之视五古及绝句也”，作者自行删去。
王国维将词调与近体诗相比并，近体诗依次分三等，即绝句、律诗、排律;词调也分三等，即小令、长调、百字长调，它们之间一一相对。近体诗以绝句最尊，词中小令如绝句，最为尊贵。王国维的这种褒贬态度，可以从不同方面来解释：
首先，绝句，一般认为其起源早于律诗，可以追溯到南北朝的乐府民歌和古诗，如《玉台新咏》中就有五言四句诗四首，并题名为“古绝句”。因此，从产生时间上来说，绝句最早，律诗次之，排律最后;同样，小令最早，长调次之，百字长调最后。王国维持“始盛终衰”的文学史观，从这种观念出发，自然会尊绝句和小令。
其次，王国维论文学侧重于文学的抒情性特征，对于形式技法、音律格调相对来说较少重视，特别是他的尚真情、尚自然文学观排斥各种形式框套的束缚，而近体诗中绝句、律诗、排律三者相较，绝句较为灵活自由，律诗具有较为严格的对偶和声律规则的束缚，排律更是如此，“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词对于音律的讲究更为严格，小令和长调相比，小令的束缚性小，而长调的格套限制要严厉得多。因此王国维尊绝句和小令从他的尚真情自然的文学观念来看，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联系王国维的两百余首词作来看，小令占绝对多数。在《人间词话未刊稿》中，他说，“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即使偶尔游戏作了若干首长调，“然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近人评价王国维的小令“颇有能跳出圈子语”。他颇为自负的是小令词创作上的成功。从这种个人偏好出发，故有尊小令、贬长调之论。
回到传统词论中看，以小令和绝句相比，是较为普遍的看法。田同之《西圃词说》引顾璟芳云：
词之小令，犹诗之绝句，字句虽少，音节虽短，而风情神韵，正自悠长。作者须有一唱三叹之致，淡而艳，浅而深，近而远，方是胜场。
但很少有人将长调与律诗比并，一般是把长调与歌行相比较。如毛先舒说：“填词长调，不下于诗之歌行。”陆蓥《问花楼词话》：“诗有绝句，词有小令，二者视之若易，为之甚难。……词有长调，犹诗有歌行。” 长调宜操纵自如、神行气完，与歌行之流荡朗畅、一气旋转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而王国维将之比作律诗，实际上是贬斥时人长调作品之板滞不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