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校】
手稿本，“投赠”后有“怀古咏史”四字，“粉饰”作“装饰”。
美刺是中国传统诗论的重要精神，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后来，“善者美之，恶者刺之”;“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重视诗歌对于现实政治的介入功能，一直是传统诗歌创作和理论的重要原则。《论语·阳货》：“子曰：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投赠之篇，属于“可以群”，古人往往通过相互投赠诗文，以诉述己怀，表达慰勉，等等，这是古代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当然其中也不乏谄谀献媚之作。
但是，王国维却从超功利审美主义文学观出发将之一概否定。王国维主张艺术独立论，反对艺术谋求现实功利，他认为艺术所志者，是真理，是人类永恒的福祉，而非现实的实际功利。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里他感慨：
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这里的“美术”，就是指艺术。“忠君爱国、劝善惩恶”，的确是传统诗歌的一部分重要主题。王国维则认为这只是历代诗人托以自解免的手段。他提倡“纯粹美术”，感慨传统文艺不能从功利主义中超脱出来，无独立价值，故而不发达。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强调美的超功利性说：
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虽物之美者，有时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视为美时，决不计及其可利用之点。其性质如是，故其价值亦存于美之自身，而非存乎其外。
基于这个原则，他批评功利主义文学，认为“文学者，游戏之事业也，而个人之汲汲于争存者，决无文学家之资格也”，讽刺“餔餟的文学”、“文绣的文学”，决非真正的文学;甚而至于说：“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文学小言》)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王国维曾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等文学革新运动，说：“观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论近年之学术界》)，认为这是亵渎文学之神圣。王国维过于强调文学的超功利性，而忽略文学的现实价值和意义，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就算王国维是超功利审美主义者，但在那个昏聩腐朽的时代里，他也不能将这种文学观坚持彻底。在《去毒篇》里王国维分析国人为什么戒不了鸦片，就是因为感情空虚，无以慰藉。因此需要提倡美术，以治疗国人感情空虚的疾病，这才是“禁鸦片的根本之道”。在《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里，王国维论音乐教育说：“唱歌科之补助修身科，亦在形式而不在内容(歌词)。虽有无词之音乐，自有陶冶品性，使之高尚和平之力。”可见，他是重视文学满足感情需要，陶冶品性等功能的，当然，这与传统“美刺”功能不是一回事。
王国维把“美刺投赠”和“游戏事业”对立起来，这实际上体现出两种文学观念之间的对立。“美刺”论，是属于传统的政教伦理文学观念，注重文学的现实功能，希望诗文对于政治生活、社会伦理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而王国维的文学观，则是从西方而来的审美主义文学观，视文学为超功利的游戏。当然我们今天很难在两者之间作出此是彼非的独断。审美主义文学观，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是当前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美刺”论，强调文学的现实功能，是否就过时了呢?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就不需要重视文学对于现实的干预、介入了吗?我看并非如此。传统的“美刺”论，同样揭示了诗词的属性和功能，有其合理性。应该说，这两种文学观念虽然相互对立，但可以相互并存，相互补充，在不同的时势中发挥各自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