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校】

手稿本，“妆束”作“装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数句，手稿本作“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



“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是王国维文学评论的重要主张之一，是衡量古今诗词的基准。“戏曲之作，实亦古诗之流”(王国维《曲录自序》)，因此他的《宋元戏曲史》也衡此标准以论元曲。其中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说：

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 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 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



与《人间词话》此则所言，别无二致。言情、写景、述事，都属于艺术表达的层面，它们都建立在“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的基础上，“见”和“知”，是指诗词作者作为纯粹的认识主体，深入其境，对对象进行审美的直观，透过个象而达到对本相的直观领会。境界呈现于吾心以后，才有如何“言情”、“写景”、“述事”等问题。



“写情沁人心脾，写景豁人耳目”，是传统诗文理论的固有思想。陆机《文赋》说创作过程“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情感越来越鲜明，意象越来越明朗。刘勰《文心雕龙》所谓“随物宛转”(《物色》)、“怊怅述情”(《风骨》)等说法，都是说表现外在景物尽可能地贴切逼真，表达内心情感努力做到深挚亲切。李渔《窥词管见》说：“作词之料，不过情、景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上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

分开来说，写景，欧阳修《六一诗话》述梅尧臣论诗语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 可以借此解释王国维所谓的“豁人耳目”，也即所写之景，是感性直观的对象。

写情，沈谦《填词杂说》：“词贵于移情。‘晓风残月’，‘大江东去’，体制虽殊，读之皆若身历其境，惝恍迷离，不能自主，文之至也。”能令读者有身历其境惝恍迷离的移情之感，就是沁人心脾的境地。王国维说“言情也必沁人心脾”，除了写情明朗真切外，另一层含义是诗词写出人类的共同情感，因而能够在不同读者中产生共鸣，获得沁人心脾的效果。王国维《苕华词又序》说，真正的大诗人，“又以人类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只有超越一己之私，上升到对人类普遍感情的揭示，诗词才能给予人们以心灵的慰藉。天才的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人间嗜好之研究》)，这才能真正做到沁人心脾。

王国维又说：“其词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也就是说诗词之语言，应该明白如话，亲切自然。这与他尚自然的文艺观念是相一致的，可谓之“自然语言观”。此前，李渔《窥词管见》论词之语言表达说：



作词之家，当以“一气如话”一语认为四字金丹。“一气”则少隔绝之痕，“如话”则无隐晦之弊。……“如话”则勿作文字做，并勿作填词做，竟作与人面谈。又勿作与文人面谈，而与妻奴臧获辈面谈。有一字难解者，即为易去，恐因此一字模糊，使说话之本意全失，此求“如话”之方也。



诗词语言的“雅”“俗”问题，是宋元以降文论中的重要话题。很显然，李渔是站在“尚俗”立场的。《仲雪亭词论》也说：“作词，用意须出人想外，用字如在人口头。”“如在人口头”，就是王国维所谓“脱口而出”、“如其口出”的意思。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



古代文学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语，其用俗语者绝无。又所用之字数亦不甚多。独元曲以许用衬字故，故辄以许多俗语或以自然之声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学上所未有也。由是观之，则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



这完全是从语言角度来评价元曲的革新意义。的确，宋词、元曲，仅仅从文学语言学角度看，也是传统文学发展的新阶段，不避俚俗，通乎庶氓，实是“新文体”、“新言语”。而传统士大夫对于这种“新俗”，有不少人是持抵制批评态度的，而王国维能给予热情的肯定，赞其“足以当一代之文学”，真不愧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①。



〔注〕 ① 吴文祺《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王静庵先生》，《小说月报》第十七卷号外(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