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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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手稿本原作“白石之旷在文字而不在胸襟”，作者自行删改。
《二牖轩随录》选入此则。
苏轼开创豪放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至南宋特殊的环境中，辛弃疾侠气生风，肝胆怒张，进一步发展了豪放词风，为宋代及后世词史树立了一种新的美学范式，的确具有“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王灼《碧鸡漫志》评苏轼词)的振奋精神的意义。
苏轼的生命精神，具有孟子的浩然贞刚、庄子的飘逸逍遥和禅宗的机趣明彻，忘生死，泯是非，表现出超然放达、雄健劲拔的生命情调，呈现于词风，即王国维所谓的“旷”。胸无滞碍，笔下自然能达。像“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等等，无不超拔旷达。刘熙载《词概》说：“东坡词具神仙出世之姿。”这就是“旷”。
辛弃疾在危难的时势中，满腔报国热血，无处喷洒，激为词中的豪侠之气，如“少年横槊，气凭陵，酒圣诗豪余事”(念奴娇);“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永遇乐》);“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等等，无不是虎虎生风、豪气满纸的英雄本色。刘熙载《词概》论辛弃疾说：“然则其长短句之作，固莫非假之鸣者哉!”辛词是他的“不平之鸣”，王国维以一“豪”字概括之。
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后世不乏效颦者。据沈义父《乐府指迷》，当时有不晓音律者，借苏轼辛弃疾为托辞，“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这是故作豪放的赝品。正如俞彦《爰园词话》所说，对于苏辛之词风，学者正可钦佩，不必“反唇”并“捧心”也。反唇相讥和捧心效颦，都不是正确的态度。词中苏、辛，似诗中李白，纵横驰骤，无规矩可学。苏辛词风，是根源于他们的人格精神的，是出于至情至性。黄梨庄说：“辛稼轩当弱宋末造，负管、乐之才，不能尽展其用，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词苑萃编》卷五引)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说：“稼轩固是才大，然情至处，后人万不能及。”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说：“读苏、辛词，知词中有人，词中有品，不敢自为菲薄。”(卷九)正是因为有人格根基，所以是不可模拟，不可重复的。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后人无东坡胸襟，又无稼轩气概，漫为规抚，适形粗鄙。”王国维也说，无苏、辛二人的胸襟而徒学其词，犹东施之效颦捧心也。
王国维论文学，强调“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对于袭貌遗情的“模仿的文学”是深恶痛绝的，故而能有此则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