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彊邨词之隐秀，皆在吾家半塘翁上。彊邨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

这条评学人之词。清代随着考据之风大盛，学问化的倾向也反映到诗词的创作中，形成所谓学问诗、学问词。学问诗可以翁方纲为代表，因为他提倡“肌理说”，对于诗歌学问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一时诗风。但是，代表清代学问诗最高成绩的，论者都以为是顾炎武，人称他是学问诗人之首。关于学问词，在浙西词派早期已经露出端倪，他们向往南宋词，在慢词长调中多遣使典故。以后更逐步明显，如厉鹗的作品，就有更多融学问于词的显然痕迹，再后来的词风受到乾嘉学风的左右就更加普遍了。常州词派所以标举“言内意外”、“比兴寄托”，部分的原因也是对词人填词过于卖弄学问，以至遗失了词意这颗“玄珠”，进行纠拨。然而，学问词并未因此而中断延续，心襟高远、思考深邃者，转而将学问与寓托结合起来，实现了浙西与常州二派词某种程度的汇通。近代学问词人正表现了这样的特征。谭献、朱孝臧、王鹏运等无不如此，所以有近代“学人之词”一说。

王国维对谭献、朱孝臧、王鹏运三人的词进行了比较，尤其对朱孝臧词的风格特点作了仔细分析，并且极力突出他的创作在近代“学人之词”中的地位。

谭献是近代重要的词学批评家，出入于浙西、常州两派之间，以浙派词人而传常州派衣钵，对于两派词学在近代衍续发挥了作用。他论词重比兴寄托。所作词编为《复堂词》三卷、《复堂词录》十卷。小令、长调皆有胜作，缘情造端，“意内言外，有要眇之致”(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一)。王国维以“深婉”二字概括他优秀的词作，“未刊稿”第二七条又评他《蝶恋花》词“寄兴深微”。

王鹏运(1849～1904)，字幼遐，号半塘、鹜翁，广西临桂(今桂林)人。以举人官至礼部给事中，晚年主掌扬州仪董学堂。他精于词学，辑《四印斋所刻词》。所作词编为《半塘定稿》二卷、《剩稿》一卷。他与郑文焯、朱孝臧、况周颐并称“清季四家”，被视为领袖时流的一位词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未刊稿”第二八条对他和冯延巳《鹊踏枝》十首非常欣赏，认为是王鹏运写得最好的词，说：“郁伊惝怳，令人不能为怀。”也是欣赏他思致隐约，含义幽远一类作品。

王国维在这里评论的重点是朱孝臧。朱孝臧(1857～1931)，又名祖谋，字藿生，一字古微，号沤尹，又号彊邨，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礼部侍郎、广东学政。辛亥革命后，隐居上海。他交友王鹏运后始专力词学，辑有词籍多种，以《彊邨丛书》最著名。著有《彊邨语业》、《弃稿》等。他填词学吴文英，旨远言近，深而不晦，王鹏运以为能“真得”吴文英之“髓”(见冒广生《小三吾亭词话》卷二引语)。王国维则指出，朱孝臧虽学吴文英，“情味”反而青胜于蓝。王国维自称在南宋词人中，“最恶梦窗、玉田(张炎)”(陈乃乾录自观堂旧藏《词辨》眉间批语)，他对吴文英词的批评也屡屡可见。这里他对吴文英、朱孝臧词作比较，得出的结论与王鹏运不同。他更指出，朱孝臧作词不仅学吴文英，而且也借鉴了王安石、欧阳修的“高华”，以及姜夔的“疏越”，所以能不受吴文英词格局的限制。前人批评吴文英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碎拆下来，不成片断”(张炎《词源》)。而“高华”、“疏越”正是以内在的气韵流动对这种词风进行弥补。王国维以上分析颇有中肯之处。

谭献、朱孝臧、王鹏运三人词都有共同的一面，就是他们都是学人之词，所作融学问与兴寄为一。王国维认为，其中以朱孝臧的成就最高，谭献其次，王鹏运最末。本来给作者安排先后序次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公说婆说无法一致，每种说法都会有几分根据和道理，然而又都很难得到人人首肯。所以，王国维以上的序次，也是一家之说。

其实本条评语除了以上显著的意见之外，作者还流露出对“学人之词”整体不甚满意的态度。前面的话比较三位词人高低优劣，重点揄扬朱孝臧，称他的创作是学人词的“极则”，“然”字一转，带出“古人自然神妙之处，尚未见及”，以此作为对朱孝臧本人，也是对该派词人的总鉴定，力重千斤。整条评语或伸或屈，或抑或扬，局部详写长处，全体一笔贬落，运笔极有进退起伏。就批评文字写得老到和曲尽其意而言，在《人间词话》一书中堪称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