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校】

手稿本，“尼采”，原作“德国尼采”，作者自行乙去“德国”二字。“身世之戚”，手稿本作“身世之感”。



这里引用尼采语，出自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卷之《诵读与写作》，现在通译作：“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后面尼采接着说：“用你的心血写作罢： 你将知道心血便是精神。”尼采对于王国维早年思想的影响仅次于叔本华。如果撇开尼采的独特哲学内涵的话，可以将此句理解为： 文学是作家的泣血之呕，是源于作家灵魂深处的叫喊。

王国维举出词史上两个可以称得上写“血书”的词人，是李煜和宋徽宗。李煜是南唐后主，成为赵宋的阶下囚，最后被鸩杀。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掳去，过了九年的俘虏生活，死在五国城(今吉林省境内)。他们两人的命运非常相似： 九五之尊，享尽人间繁华;国亡身灭，受尽常人无法体验的屈辱;又具有超凡的知力，观物弥深，感慨弥深。王国维批《词辨》时曾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李煜和宋徽宗遭遇之“凶”，是芸芸众生无法体会的，因此他们词中的感慨比常人要深刻得多。但是两人的境界还是有差异的。李煜存词三十余首，多作于国破后，愁怨深广，超越同时词人;宋徽宗亡国以后在北地的词，只有两首，广为传唱的就是王国维提到的《燕山亭》。但是，宋徽宗在《燕山亭》里吟道：“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凄婉可怜，但还只是一己的“身世之戚”，不过他的身世遭际比普通人更为悲惨，感慨也更为沉痛而已。而李煜则不同。李煜透过切身遭际的世变，对于人生的悲剧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味;或者说，他将自己的不幸升华了，揭示出人类的普遍性悲剧，将被浮华遮掩的宇宙人生的悲剧本质敞亮出来。如《菩萨蛮》：“人生愁恨何能免?”《相见欢》：“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浪淘沙》：“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种对“人间”悲剧性本质的审视和叩问，已经超越了一己之悲，直透生命的本源。所以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李煜词对于生命悲剧本质的揭示与宋徽宗仅道一己之悲戚，在境界层次上显然是有大小之异的。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里说：



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



李煜后期词中所写，就是“人类之感情”;其著作，就是“人类全体之喉舌”。而徽宗尚不足以当此。

值得提出的是，王国维的《人间词》，也多对“人间”悲剧的审视和叩问，在这一点上，他与李煜是同情的。也正是接受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王国维才能对李煜词的精神内涵具有超越一般人的体会。

这里需要谈谈前代论者对于李煜、赵佶词的认识。清代如贺裳《皱水轩词筌》、徐釚《词苑丛谈》等常将李后主和宋徽宗相提并论，但一般还是从传统的“亡国之音哀以思”角度来作解释的，李清照《词论》谈及李煜词就说：“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

另一种评论是责备帝王爱好小词，荒淫误国。据说宋兵围城时李煜还在作长短句，上囚车前竟然作词曰：



三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惯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



苏轼就叱责说：“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苏轼的责备是有道理的，身为帝王，就应该为江山社稷、天下苍生着想，不能沉湎于咿咿呀呀，毫无作为。陈叔宝、隋炀帝，又多了一个李后主，文采风流，可苦了百姓!但是，王国维不这么认为。1906年的《教育小言》里，他说：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



文学家所志者，真理也，是天下万世的真理，是人类永恒的福祉，“而政治家及实业家之事业，其及于五世、十世者，希矣”(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从这种审美超功利文学观出发，王国维宽容了李煜作为一国之君的罪愆，而推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种评价态度，此前有沈谦，他说：“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填词杂说》)其后有张伯驹。张氏《丛碧词话》说：



后主与道君词，都是由亡国换来。李唐、赵宋江山，今日何在?唯其词真能使征马踟蹰，寒鸟不飞。千载而后，读者犹哽咽怜叹，虽亡国终是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