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
读王国维这条论述有关长调的词话，应当联系他在《人间词话》“初刊稿”第五九条对词的体制的基本看法，所以先略作介绍。他在那条词话，首先说近体诗中，绝句最尊，律诗次之，排律最下，因为排律“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接着他将词的体制与诗歌作了比拟，说：“词中小令如绝句，长调似律诗，若长调之《百字令》、《沁园春》等，则近于排律矣。”他论词推崇李煜，扬唐五代北宋，贬南宋以降，他自己填词多为小令，都与他对词体的这种认识相一致。不过，一个批评家也应当摆脱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执著和迷恋，去无私地关怀众多的文学体制、风格、流派，肯定各种不同的写作手法，容纳异己的色彩。王国维词学批评有时显得比较偏颇，与他过于偏倚自己的填词经验有一定关系，如他对小令与长调的取舍即与他填词偏好有关。词的体制由小令渐次而至长调(早期民间词短篇居多，但是也有长篇，数量相对较少)，对于这一变化，王国维的说法是一家之言，多数词论家则将这看作是词体的发展和进步，对此持肯定的态度。
王国维总体上是褒小令，贬长调，但又并非一概排斥长调词人及其作品，在本条词话中，他给擅长写长调的周邦彦、柳永、苏轼、辛弃疾，以及他们的长调代表作，如周邦彦《浪淘沙慢》、柳永《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苏轼《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都打了高分。此外，他对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史达祖《双双燕》(咏燕)、辛弃疾《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等长调也作了充分肯定(分别见《人间词话》“初刊稿”第三七条、第三八条、第四七条，“未刊稿”第十八条)。王国维在本条评语中，特为指出，周邦彦《浪淘沙慢》具有启开北曲“先声”之重要意义，柳永《八声甘州》、苏轼《水调歌头》“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他自己所断言的长调“近于排律”，“于寄兴言情，两无所当”的适应范围。
词话中提到的《八声甘州》、《水调歌头》二词，已经广为读者知晓，不用再多谈。想说一说周邦彦的二首《浪淘沙慢》。《浪淘沙》原来是小令，后人给予改造，便成了长调慢词《浪淘沙慢》。周邦彦这二首词写得都很优秀，万树称赞“为千古绝调”(《词律》)。第一首：“昼阴重，露凋岸草，雾隐重堞。南陌脂车待发，东门帐饮乍阕。正拂面、垂杨堪揽结。掩红泪、玉手亲折。念汉浦离鸿去何许，经时信音绝。情切。望中地远天阔。向露冷风清、无人处，耿耿寒漏咽。嗟万事难忘，唯是轻别。翠尊未竭。凭断云留取，西楼残月。罗带光销纹衾叠。连环解，旧香顿歇。怨歌永，琼壶敲尽缺。恨春去，不与人期，弄夜色，空余满地梨花雪。”周邦彦充分利用长调宽裕的体制特点，淋漓表达自己丰富的感情波澜起伏。上阕写离别，由近而远，下阕写思念，由“望”转“恨”。词人极善组织结构，尽显驾驭长篇的才能，使叙述、抒情、状景，历历分明，又高度协调，将离别人心头的苦楚滴滴写出，酣畅宛转。第二首“万叶战，秋声露结，雁度砂碛”。结构仿佛第一首，宏整有序。这里就不再引录，也不再分析了。金元诸宫调和杂剧套曲作者，在叙述、抒情和铺排物色方面，与此词仿佛相似，而更加酣畅，将二词与《西厢记》写长亭送别稍作对照，就不难发现两者的叙述在渲染、排比，以及语言流转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的艺术特点。王国维以为周邦彦此词“已开北曲之先声”，这种阅读经验是很有启发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