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草堂笔记》解说与赏析

纪昀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文言笔记小说极为繁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创造性地继承了六朝志怪和唐传奇的传统，并以其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就，成为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圭臬。自它问世以后，清代文坛上即曾掀起过一个模仿《聊斋》写作笔记小说的热潮，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等，都步《聊斋》的后尘而不脱其窠臼。对此独持异议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能“与《聊斋志异》峙立”的，则是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以下简称《笔记》)，它力排唐人传奇的华采，而追踪晋宋志怪的质朴。影响所及，一时拟作纷起，如乐钧的《耳食录》、许元仲的《三异笔谈》、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等。综观清代的笔记小说，走的不外乎这两条路子：或是步趋《聊斋》，或是模拟《笔记》，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前者如宣鼎的《夜雨秋灯录》，后者如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

《阅微草堂笔记》无论就思想内容或创作手法论，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不失为明清笔记小说中又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从小说史的角度看，它的地位和影响更是灼然可见。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未曾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给予公允的评价，其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22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早就对它作过精辟的论述，指出它“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鬼狐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藉位高望重以传者”(以下凡引鲁迅语不另注明者，均见《中国小说史略》)，这确是持平不移之论。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在《笔记》中自署“观奕道人”，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二十四岁中举，三十一岁成进士，由编修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在他的一生中，除四十五岁时因姻亲两淮盐运使卢见曾获罪受到牵连谪戍乌鲁木齐三年外，可说是宦途通显。乾隆三十八年(1773)即从他四十九岁起主持修纂《四库全书》达十余年，纂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二百卷，“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旨，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清史稿·纪昀传》)，为他一生精力所萃。以后累官至礼部尚书，拜协办大学士，卒谥“文达”。其诗文经后人辑编为《纪文达公遗集》各十六卷。

《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晚年所作，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各四卷，《滦阳续录》六卷，自乾隆五十四年(1789)至嘉庆三年(1798)陆续写成，前后历时九年。嘉庆五年(1800)，其门人盛时彦为之校订合刊，定名为《阅微草堂笔记五种》，后通称《阅微草堂笔记》。

这五种笔记前都有作者所撰的小序，并附有盛时彦所作的序跋，从中我们可以窥见纪昀著书的宗旨及其文学见解，其大要有二：一、作者是有所为而作的。小序中虽然一再谦称此书是“昼长无事，追录见闻”、“时作杂记，聊以消闲”，然而又赶紧声明，它“或有益于劝惩”，“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诚如鲁迅所指出的：“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二、作者是有意识地与《聊斋志异》相抗衡。盛时彦在《姑妄听之》的跋语中引纪昀的话说：“《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小说既述见闻，即属叙事，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今燕昵之词、媟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使出自言，似无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则何从而闻见之?又所未解也。”这段话很有代表性，他把小说分成“才子之笔”和“著书者之笔”，他认为小说属于记述见闻的叙事体，因而必须如实记录。显然，纪昀并不理解并排斥文学的想象和虚构，今天看来，这种看法未免保守和迂腐。但他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他的《笔记》就是有意识地要走一条与《聊斋》迥然不同的创作道路。

《笔记》全书二十四卷，计一千一百九十六则(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统计)。作者交游广阔，博闻强记，力求每一条都有根据、有来历。一旦发现前书有误记或漏记之处，事后还往往加以补记和订正，其写作态度是颇为严肃的。当时每一书成，即为书肆刊刻流传，扩大了影响，于是又不断有人以新事异闻相告，所谓“物尝聚于所好”，其写作过程与《聊斋志异》颇有相似之处。只是由于纪昀出身的门第、社会地位和声望，向他提供素材的，包括尊长、亲族、师友、后辈，多半属于统治阶层的中上层，但是，也有一部分直接采自贩夫、仆隶、兵士和下层知识分子之口。从题材看，举凡乡里见闻、异地风光、官场世相、民情风俗、轶事掌故、典章名物、鬼狐精怪、医卜星相，真可以说上下古今，包罗万象。

纪昀一生官居清要，基本上是一帆风顺的，而且正如他在《姑妄听之》小序中所说的，三十岁以后，即沉湎于典籍，因而对于宦途风波可能体会不深。然而他毕竟浮沉仕途数十年，熟悉统治阶级的内情，并就耳目闻见所及，笔之于书。所以在《笔记》中，揭露那些为官作宦者骄横恣肆、玩物丧志或是颟顸贪婪、草菅人命的为数不少，虽然它们往往缺少深度。而对于官场中人的尔虞我诈、排挤倾轧，作者是特别反感的。《滦阳消夏录》六第10则借一个“鬼隐”的口说：“吾神宗时为县令，恶仕宦者货利相攘，进取相轧，乃弃职归田。殁而祈于阎罗，勿轮回人世。遂以来生禄秩，改注阴官。不虞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又弃职归墓。墓居群鬼之间，往来嚣杂，不胜其烦，不得已避居于此。虽凄风苦雨，萧索难堪，较诸宦海风波，世途机阱，则如生忉利天矣。”阳间的官难为，阴间的官同样也不好当，做了鬼还要找一个鬼迹罕至的深山岩洞去做鬼隐士，作者对于“宦海风波，世途机阱”真可以说是深恶而痛绝之。《滦阳消夏录》六第2则指出除官老爷以外，其最为民害者有四种人：“一曰吏，一曰役，一曰官之亲属，一曰官之仆隶。是四种人，无官之责，有官之权。官或自顾考成，彼则唯知牟利，依草附木，怙势作威，足使人敲髓洒膏，吞声泣血。”正因如此，所以颇有一些人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求为官的长随或司阍。《滦阳续录》六第12则和《槐西杂志》三第49则即是写某些人为了谋取这一职位，竞相用自己的妻子作为诱饵;甚至做了鬼的妻子不惜以“荐枕”相求。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里那些统治阶级的爪牙多财病民的罪恶本质。

《笔记》涉及的社会矛盾是多方面的。全书直接反映民生疾苦的虽寥寥无几，但有一些篇章所记叙的事是骇人听闻的。《滦阳消夏录》 二第19则记明崇祯末年，河南、山东遇到大旱灾和蝗灾，草根树皮皆尽，以至以人为粮。妇女、幼童被反接鬻于市，名之为“菜人”，并具体描写了“屠者买去，如刲羊豕”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周氏之祖，自东昌商贩归，至肆午餐。屠者曰：‘肉尽，请少待。’俄见曳二女子入厨下，呼曰：‘客待久，可先取一蹄来。’急出止之，闻长号一声，则一女已生断右臂，宛转地上。一女战栗无人色。见周，并哀呼：一求速死，一求救。周恻然心动，并出资赎之。” 无独有偶，《如是我闻》二第30则亦记有类似的事：“明季，河北五省皆大饥，至屠人鬻肉，官弗能禁。有客在德州景州间，入逆旅午餐，见少妇裸体伏俎上，绷其手足，方汲水洗涤。恐怖战悚之状，不可忍视。” 这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 然而这绝不是一般的“小说家言”，而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史载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广大农村陷于破产的境地，水、旱、虫、霜，灾情遍地，人民夏秋间吃树叶水草，冬天吃储存的野菜，许多地方发生吃石块和人食人的惨象，人口大量逃亡，城乡很少人烟，正可与上述记载相印证。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妇女受束缚、受歧视、受欺压历来是最深重的，特别是那些为生活所迫，被鬻为奴，或被逼为妾媵以至沦为娼妓的，其命运更为悲惨。《笔记》对此作了深入的揭露，并表示了自己的同情。《槐西杂志》二第25则记某侍郎夫人驾驭女奴的“三部曲”云：“凡买女奴，成券入门后，必引使长跪，先告诫数百语，谓之教导;教导后，即褫衣反接，挞百鞭，谓之试刑。或转侧，或呼号，挞弥甚。挞至不言不动，格格然如击木石，始谓之知畏，然后驱使。”多么残忍而凶狠的手段! 同一则作者又自述其见闻云：“余尝至一亲串家，丈人行也。入其内室，见门左右悬二鞭，穗皆有血迹，柄皆光泽可鉴。闻其每将就寝，诸婢一一缚于凳，然后覆之以衾，防其私遁或自戕也。”这又是多么令人发指的暴行! 这类血泪斑斑的记载，在《笔记》中不一而足。《如是我闻》三第64则记一女孩因夜出观剧，为人所掠卖，五六年后侥幸得脱，“归时视其肌肤，鞭痕、杖痕、剪痕、锥痕、烙痕、烫痕、爪痕、齿痕遍体如刻画”，由此不难想见她在这五六年中备受折磨摧残，过着怎样一种非人的生活，真是令人不寒而栗! 这些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女奴，不仅在肉体上饱受凌虐，而且还要遭受人格上的侮辱。《姑妄听之》四第19则记一个小女奴在主人的拷打、逼迫之下，诬服盗卖金钏;不久，女主人在检点杂物时发现了金钏，才知道是冤枉了她，可是这个小女奴早已被毒打得体无完肤了。《笔记》中还写了不少妇女被逼或被鬻为媵妾的故事。《滦阳续录》二第16则记某甲女许字某乙子，继而某甲贪利，以二百金鬻女为达官媵婢;后辗转复被逼嫁为某乙子之妾，就是因为有过这一身不由己的经历，其“姑终身以奴隶蓄之”。只此一句话，也可以见出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及其遭遇，实际上和一般的女奴并没有多少区别。《槐西杂志》二第17则和《滦阳续录》五第22则，写同是在饥荒的年头，两对恩爱夫妻被活活拆散，两妇分别鬻为贵官和富翁的姬妾。结果都是在得悉了丈夫已死的消息以后，跳楼而死。故事写出了这两个不幸的女子为生活所迫，隐忍苟活，盼望与故夫重新团聚，最终希望破灭，奋身殉情的曲折过程。尽管在篇末的评语中杂有迂阔之论，但是作者“哀其遇，悲其志”，也不能不对她们的悲惨遭遇和凛然正气表示由衷的同情和赞佩。

盛时彦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说：“河间先生以学问文章负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谈，标榜门户。”不仅纪昀，而且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云南姚安知府的纪容舒也对宋明理学怀有反感。《滦阳续录》 三第14则即引姚安公语云：“明之季年，道学弥盛，科甲弥重。于是黠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取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二三能解事。”清初以来，承明季余风，这种情况实即也是纪氏父子所处的时代风气。所以，《笔记》中对于宋儒的苛察不情，道学家的虚伪迂执时时有所排击，是有它的针对性的。《滦阳消夏录》四第39则云：“有两塾师邻村居，皆以道学自任。一日，相邀会讲，生徒侍坐者十余人。方辩论性天，剖析理欲，严词正色，如对圣贤。忽微风飒然，吹片纸落阶下，旋舞不止。生徒拾视之，则二人谋夺一寡妇田，往来密商之札也。”真是鬼使神差! 表面上道貌岸然，骨子里贪婪龌龊，这两个标榜“存天理，灭人欲”以道学家自任的迂夫子的虚伪丑恶的面目在大庭广众之下霎时暴露无遗，讽刺不可谓不辛辣。再如《如是我闻》三第71则，写某医生一再拒卖堕胎药，迫使一女子自缢而死，后在冥间状告其杀人，医生力白自己无辜，女子说：“我乞药时，孕未成形，傥得堕之，我可不死。是破一无知之血块，而全一待尽之命也。既不得药，不得不产，以致子遭扼杀，受诸痛苦，我亦见逼而就缢。是汝欲全一命，反戕两命。罪不归汝，反归谁乎?”故事中借一冥官之口抨击了“固执一理而不揆事势之利害” 的宋儒，也是切中要害的。对此，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虽然后来鲁迅又曾指出过：“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 ‘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似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所以我们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的排击。” (《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尽管作者对道学家的攻击，主观上仰体“圣意”，迎合了当时的潮流，并非与道学家有着根本的分歧，但从客观上看，见解较为通达，思想较为开明，“且于不情之论，世间习而不察者，亦每设疑难，揭示拘迂，此先后诸作家所未有也。”因而是值得重视的。

《笔记》中有大量谈狐说鬼、搜神志怪的故事，这是魏晋以来笔记小说中最常见的题材。纪昀是相信有鬼神的，并从理性上接受有鬼论，《如是我闻》四第31则引陈竹山语云：“吾以为人生作恶，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处，即可为所欲为耳。今乃知无鬼之论竟不足恃。”作者显然是同意这种观点的。他认为人们只有相信鬼神的存在，才能够自觉接受“暗室亏心，神目如电”的说教，恃无鬼论则不利于劝善惩恶。因而在《笔记》中津津乐道地狱轮回、命运果报。但是纪昀毕竟是有见识、有眼光的学者，不同于一般的愚夫愚妇，所以他既相信有鬼神，但又并不一味地迷信鬼神，甚至还发出过“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滦阳消夏录》五第32则)、“或一切幻象，由心而造，未可知也”(《滦阳消夏录》三第11则)的疑问。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盛谈狐鬼的《笔记》当中，却又有许多精彩的不怕鬼的故事，其中像“曹竹虚言”(《滦阳消夏录)一第22则)、“南皮许南金”(《滦阳消夏录》六第9则)、“鬼避姜之莽”(《如是我闻》二第47则)、“戴东原言”(《滦阳续录》五第1则)等篇，尤为人所称道，这几则故事结尾关于畏与不畏的一番议论亦至为精当，颇能予人启迪。在《笔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则显系借鬼狐以说人事，托寓言而寄感慨。《姑妄听之》四第7则引莫雪崖言，一乡人离魂入冥，遇一故友，导游地府，见三数奇鬼，状貌丑怪，实际上讥刺了现实世界中形形色色巧伪谄媚、妄自尊大、忌刻深险的人，作者在篇末明言：“此当是其寓言，未必真有。然庄子、列子，半属寓言，义足劝惩，固不必刻舟求剑尔。”《滦阳消夏录》二第36则引朱青雷言：“有避仇窜匿深山者，时月白风清，见一鬼徙倚白杨下，伏不敢起。鬼忽见之，曰：‘君何不出?’栗而答曰：‘吾畏君。’鬼曰：‘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颠沛至此者，人耶鬼耶?’一笑而隐。”虚无飘渺的鬼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那些居心险恶的小人，这话显然是有感而发的，作者在本篇末了也直截了当地点出：“余谓此青雷有感之寓言也。”(全书像这样明白声称属于“寓言”性质的不下十处)

此外，《笔记》 还记载和表彰了一些乡里或市井细民的言行。《槐西杂志》一第56则记徽州唐姓老翁善于猎虎：“老翁手一短柄斧，纵八九寸，横半之，奋臂屹立。虎扑至，侧首让之。虎自顶上跃过，已血流仆地。视之，自颔下至尾闾，皆触斧裂矣。”《槐西杂志》二第29则记佃户孙某善于击鸟：“尝见一黄鹂，命取之。孙启曰：‘取生者耶?死者耶?’问：‘铁丸冲击，安能预决其生死?’曰：‘取死者直中之耳，取生者则惊使飞而击其翼。’ 命取生者。举手铳发，黄鹂果堕。视之，一翼折矣。其精巧如此。”寥寥数语，写出了他们技巧的高度娴熟。《姑妄听之》二第14则记一老河兵推究沉于河中的二石兽，当于河之上流觅之云：“凡河中失石，当求之于上流。盖石性坚重，沙性松浮，水不能冲石，其反激之力，必于石下迎水处啮沙为坎穴。渐激渐深，至石之半，石必倒掷坎穴中。如是再啮，石又再转。转转不已，遂反溯流逆上矣。” 《槐西杂志》一第19则记河干一叟剖析投水而死和弃尸于水者的区别云：“凡沉于水者，上视暗而下视明，惊惶瞀乱，必反从明处求出，手皆掊土。故检验溺人，以十指甲有泥无泥别生投死弃也。”这两则故事中的老河兵和河干叟，研求物理，鞭辟入理，表现了劳动者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聪明才智。《笔记》还以肯定的态度写了一些“君子不齿”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女子，《姑妄听之》三第47则写一个灶婢的机智和胆略，《槐西杂志》三第3则写一个渔家女的沉着勇敢，《姑妄听之》四第5则写一个妓女的义侠行为，作者批驳了那些无理的责难，赞扬了她们是“奇女子”和“女侠”，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

纪昀对中年时远戍乌鲁木齐的经历印象很深，曾作有《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在《笔记》中也有不少追记西北边陲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的篇章。又，纪昀所处的乾嘉之世盛行考据之学，他在《姑妄听之》小序中自述其“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这种时代风气也在《笔记》中留下明显的印记。其中像《如是我闻》三第44则则借扶乩考论《西游记》“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太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常为《西游记》的研究者所征引，《槐西杂志》一第73则考辨《桂苑丛谈》载方竹出大宛国(即哈萨克)、《古今注》载乌孙(即伊犁)有青田核、《杜阳杂编》载芸香草出于阗国(即和阗)诸说，证之以实地见闻，指出 “均小说附会之词”，亦凿然有据。

《笔记》所涉及的社会生活面是很广的，以上仅就其主要方面作了概括的介绍述评。当然，由于纪昀所处的社会地位和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由于他的那种“不乖于风教”，“有益于劝惩”，即不违背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有利于巩固现存统治秩序的写作目的，书中宣扬封建礼教、鼓吹奴隶道德以及渲染因果报应、鬼神迷信的地方确是相当多的。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举一个较典型的例子。《姑妄听之》二第4则云：“沈媪言：里有赵三者，与母俱佣于郭氏。母殁后年余，一夕，似梦非梦，闻母语曰：‘明日大雪，墙头当冻死一鸡，主人必与尔。尔慎勿食。我尝盗主人三百钱，冥司判为鸡以偿。今生卵足数而去也。’次日，果如所言。赵三不肯食，泣而埋之，反复穷诘，始吐其实。此数年内事也。然则世之供车骑受刲煮者，必有前因焉，人不知耳。此辈之狡黠攘窃者，亦必有后果焉，人不思耳。”故事宣扬了因果劝惩，而素材的提供者本身又是一个劳动妇女。在封建社会里，由于佛道思想的传播和受物质生产、意识形态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包括劳动群众)迷信冥冥之中的鬼神，相信天堂地狱、轮回果报，这乃是一种历史的幼稚性。这种思想并不是《笔记》中所特有的，在优秀的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中也不乏其例。问题是纪昀不仅记述了这个故事，而且在故事结束之后又生发出一通议论，劝导人们安于被压迫、供驱使、受宰割的命运，赤裸裸地维护并宣扬了剥削阶级的哲学。这正是因为他“不安于仅为小说”、“过偏于论议”，又受时代和阶级的双重限制，遂致“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且末流加厉，易堕为因果报应之谈”。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类内容特别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欣赏和推重，以至誉之为“觉梦之清钟，迷津之宝筏”，并把它选编成为阴骘文、劝善书之类的读物加以推广。而这些正是我们今天所要着重予以批判和扬弃的封建性糟粕。

《阅微草堂笔记》和《聊斋志异》，有着不同的艺术风格和写作特点，这只要拿两者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明显的区别：

第一，《聊斋》“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在创作方法上，它更多地得力于唐人传奇小说，长于铺叙描绘，形象生动传神，想象丰富奇特，达到了很高的美学成就;《笔记》则着意模仿晋、宋志怪，尚质黜华，以立体谨严，叙述简古为其特色。

第二，《聊斋》中的多数篇章，结构工巧，故事情节曲折离奇，极尽其波澜起伏、腾挪跌宕之能事，其体制接近于近代的短篇小说; 《笔记》则一般故事性较弱，篇幅也比较简短，但作者叙写见闻，不拘一格，意匠经营，不露痕迹，每能于不知不觉中引人入胜。其中有小部分体式更近于随笔、小品、诗话、谈片之类，这与笔记这种体裁历来就容量很大的特点有关，而非体例不纯。

第三，《聊斋》的语言精雕细琢，华美典丽，尤长于描摹人物对话，有着绘声绘色的艺术效果;《笔记》的语言则不事雕饰，淡雅明净，平易自然，使人有洗尽铅华、天趣盎然之感。写景状物，亦时有可观，如《槐西杂志》二第15则写避暑山庄清幽的景色，《如是我闻》二第18则、《槐西杂志》二第37则写塞外的奇卉异兽，《如是我闻》四第48则写雄狮的威武都是传神之笔。作者辨析事理，精微入妙，但有时议论说教过多，或游离故事情节，津津于引经据典，未免令人生厌。

《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各有其长处和特色，虽然就总体而论，后者的成就和影响不及前者。但它们代表着明清笔记小说中两种不同的流派，对清代文坛和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前人在评论这两部作品时，扬《笔记》而抑《聊斋》，如俞鸿渐《印雪轩随笔》卷2云：“《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阅微草堂五种》。盖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绘，未脱唐人小说窠臼;若《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于描头画角，而敷宣妙义，舌可生花，指示群迷，石能点头，非留仙所及也。”这自是出于封建士大夫的偏爱，但我们也不能反过来为了推崇《聊斋》而过分地贬抑《笔记》，那也是不公平的。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阅微草堂笔记》这部书，还它以小说史、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