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闹江州》解说与赏析
“闹江州”的情节,对于宋江性格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个故事的高潮是在第40回,前因后果则包括第39—41回。宋江是在闹江州之后,才决心走上梁山造反的道路的。
宋江是怎样走上梁山造反的道路的呢?这在故事情节上有个发展的过程。“闹江州”的情节是小说作者的独特创造。
在《大宋宣和遗事》上,写宋江是在杀了阎婆惜之后,就主动直接走上梁山造反的道路的,有宋江当时“就在壁上写了四句诗”为证:“杀了阎婆惜,寰中显姓名。要捉凶手者,梁山泊上寻。”小说作者把这个情节改了,他写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寻思有三个安身之处: 一是沧州横海郡小旋风柴进庄上,二乃是清风寨小李广花荣处,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庄上。”(第32回)却压根儿没有想到要上梁山造反。因为在他看来,那“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在《李逵负荆》等元代水浒戏中,皆大同小异地写到宋江“因带酒杀了阎婆惜,迭配江州牢城营;路打这梁山过,遇见晁盖哥哥,救某上山”。这就是说,元杂剧是写宋江杀惜后被迭配,路过梁山泊被救上山的。在小说中也写到宋江被迭配江州牢城途中路过梁山泊,可是当水浒英雄刘唐要杀了押送宋江的两个公人,救宋江上山时,宋江却说:“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说着还真要“把刀望喉下自刎”。后来还是吴用许诺“不留兄长在山寨便了”,他才答应上山与晁盖“少叙片时”。晁盖要挽留宋江,并说:“虽然仁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多与他些金银,发付他回去,只说我梁山泊抢掠了去,不到得治罪于他”,可是宋江坚持要到江州坐牢,说:“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第36回)这样,晁盖等人只有送宋江下山,继续跟两个防送公人一起投江州牢城。
《水浒传》作者为什么要修改《大宋宣和遗事》和《李逵负荆》等元杂剧中关于宋江上梁山的经过,而特意增加“闹江州”的情节呢?小说作者的这个独特创造,究竟意义何在呢?
首先,它是出于深化和丰富宋江性格发展的需要。如果同《大宋宣和遗事》那样,写宋江杀惜后就主动上梁山,那么他上梁山就只是为了避难,逃避官府对他的惩罚,缺乏参加造反的思想基础;如果同元杂剧那样,写宋江在迭配江州牢城的途中,被梁山好汉救上山,那不仅同样存在宋江投身造反的思想基础薄弱的问题,而且如此从两个防送公人手中救宋江,既不足以进一步揭示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又无法借此充分表现梁山好汉的反抗斗争精神。因此,像小说这样增加“闹江州”的情节,绝不仅仅是小说作者故意要使情节复杂化,更重要的是出于充分展示宋江思想性格发展的需要。
在小说作者看来,宋江的思想性格不是很单纯的,不是为客观环境一“逼”,就会轻易地走上梁山造反道路的,而是很复杂的,具有两面性的。即一方面,他对封建腐朽统治有所不满,同情晁盖等人的反抗斗争,为人正直善良,“每每排难解纷,只是赒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因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另一方面,他又恪守忠、孝等封建传统思想,竭力要做忠孝双全的“完人”。因此,当他杀惜后,逃在柴进庄上,遇到武松,他很赞赏武松以招安为归宿的想法;在清风寨花荣知寨处,刘高的“无中生有,公报私仇”使宋江和花荣不得不大闹青州,为逃避官军的征剿,宋江才建议投奔梁山泊。不料一封父亲病故的家书,又把宋江拉回家奔丧。回到家里,遭到官军逮捕,他不仅不后悔,反而安慰起以病故为由,实则要他回家的父亲说:“父亲休烦恼。官司见了,倒是有幸。明日孩儿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儿杀人放火的弟兄们,打在网里,如何能够见父亲的面?便断配去他州外府,也须有程限。日后归来负农时,也得早晚伏侍父亲终身。”在押往牢城途中,被救上梁山时,他又对劝他留在梁山的晁盖说:“虽然明吃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觑,不曾重伤。今配江州,亦是好处。”这些都可见宋江忠孝思想的严重。要使宋江这样一个忠孝思想严重的人,从同情造反走上参加造反的道路,又谈何容易!如何使他突破忠孝思想的束缚?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代水浒戏的写法,实际上都是为了绕过这个难题,而《水浒传》作者却竭力要解决这个难题。增加“闹江州”的情节,以及接着通过九天玄女授天书,要求宋江“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等等,都是小说作者为解决这个难题所花费的苦心。
导致“闹江州”的直接起因,是由于浔阳楼宋江吟反诗。这就是小说作者为深入地揭示宋江的内心矛盾而设计的。像宋江这样一个正直善良,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而又“刀笔精通,吏道纯熟”的人,他不可能完全安心坐牢,遭受种种磨难而无动于衷。因此当他在江州浔阳楼上独自开怀畅饮,沉醉之际,便“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上父老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便在那酒楼的白粉壁上,题了一首《西江月》词。接着,他又在这首词后面,写下四句诗。一词一诗,表现宋江对现状的不满,抒发了他的抱负。虽然事后宋江说那是“酒后狂言”,但却不失为是宋江内心真情的流露。它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尽管宋江受封建忠孝思想毒害很深,但终究无法完全抑制他那内心的愤懑和追求。积极的因素,在他的思想性格中终究还占上风。
不料宋江的这一词一诗,却被住在江州对岸无为军的通判黄文炳看作是“反诗”。他又把它与当时街市小儿流传的四句歌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联系在一起,说这首歌谣正应在作诗词的宋江身上,唆使江州蔡九知府下令:“快下牢城营里,捉拿浔阳楼吟反诗的犯人郓城县宋江来,不可时刻违误。”在江州府任职,早跟梁山有联系,并受晁盖托付照顾宋江的戴宗,给宋江通风报讯,教他披散头发,倒在尿屎坑里滚,装疯卖傻,蒙混过关。那知这一着又被黄文炳识破,宋江被打得皮开肉绽,只得招供误写反诗。黄文炳为蔡九知府出谋划策,由知府写信派戴宗星夜上京师请示蔡京:“若要活的,便着一辆囚车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于本处斩首号令,以除大害。”戴宗利用往京师送信之机,到梁山向晁盖、吴用等人报告情况,经吴用等人谋划,请人模仿蔡京的笔迹和印章,写一封假回信,叫把宋江押解京城处置,然后安排梁山好汉在途中拦截。结果这封假信又被黄文炳看穿,戴宗捱不过拷打,也只得招供:“端的这封书是假的。”在这种情况下,蔡九知府决定,将宋江、戴宗二人“押去市曹斩首,然后写表申朝”。幸好吴用也发觉假信有破绽,由晁盖、吴用等亲自率领一百多位梁山好汉,装扮成客商、使枪棒的、乞丐等等各色人赶到江州劫法场。正当行刑之人开枷问斩的危急关头,由李逵“从半空中跳将下来”,砍翻了两个行刑的刽子手,众好汉蜂拥而上,救下了宋江和戴宗。
经过这场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斗,宋江对官场的黄文炳之流恨之入骨,认识到若要有一条生路,就必须造这些人的反,报仇雪恨。于是他便对众人说道:“小人宋江,若无众好汉相救时,和戴院长皆死于非命。今日之恩,深于沧海,如何报答得众位?只恨黄文炳那厮搜根剔齿、几番唆毒,要害我们。这冤仇如何不报?怎地启请众位好汉,再做个天大人情,去打了无为军,杀了黄文炳那厮,也与宋江消了这口无穷之恨。那时回去如何?”因此“闹江州”之后,宋江智取无为军,张顺活捉黄文炳,这在故事情节上是“闹江州”的余波,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则标志着宋江性格的巨大发展。这就既为宋江上梁山奠定了思想基础,又以“宋江智取无为军”所表现出来的领导才能和杰出功绩,为他一上梁山就坐上第二把交椅取得了政治资本。
其次,“闹东京”的情节还通过反差对照的手法,把蔡九知府昏庸无能和黄文炳奸险狠毒的性格刻画得既鲜明生动,令人过目难忘,又把封建官场的腐朽黑暗揭露得细致入微,令人愤恨欲绝。作者不是孤立地写这两个坏人,也不是一般地写这两个坏人如何狼狈为奸,而是从刻画人物灵魂和揭示封建官场黑暗的角度,写黄文炳“是阿谀谄佞之徒”,“只要嫉贤妒能”,“专在乡里害人”,他之所以为蔡九知府出馊主意,绝不是像王望如的评语所夸奖的,是“以义报国”,而是出于他个人向上爬的卑鄙目的。对此,作品中写得很清楚,说他因“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来侵润他,时常过江来请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唆使蔡九知府迫害宋江、戴宗,就是他指望蔡九知府引荐他做官的见面礼,他妄图以宋江、戴宗的死尸充当他向上爬的阶梯。袁无涯的评语倒是说得较为切合实际,他指出:“黄文炳抄反诗,勘破宋江假疯症,到底有恶见识,不是没用的人。只为自己起官立意害人,所以可恨!”
好在作者不只是揭示黄文炳的“恶见识”和“为自己起官立意害人”的卑鄙灵魂,还把他的精明奸险和当权的蔡九知府的昏庸无能,作了生动的反差对照。如身为江州知府的蔡九对于近在咫尺的浔阳楼上宋江题的反诗,却一无所知,而远在江州对岸无为军的黄文炳却极为敏锐地发现了宋江题的反诗。黄文炳从宋江题的“不幸刺文双颊,那堪配在江州”的诗句中,已经断定题诗者“只是个配军,牢城营犯罪的囚徒”,而知府麻木不仁地说:“量这个配军,做得什么!”当黄文炳向他指明题诗的宋江,正应了京师童谣“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两句,他还颟顸地问:“不知此间有这个人么?”宋江装疯,作者写“蔡九知府看了,没做理会处。黄文炳又对知府道: ‘且唤本营主拨并牌头来问,这人来时有疯,近日却才疯?若是来时疯,便是真症候;若是近日才疯,必是诈疯。’”经黄文炳这一说,蔡九方如梦初醒,称道:“言之极当。”“若非通判高明远见,下官险些儿被这厮瞒过去了。”并表示要“就荐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升授富贵城池,去享荣华”。作官的手段要通过私人关系打通关节,作官的目的就是要“授富贵城池,去享荣华”;身为知府的蔡九毫无主见,只知夸赞黄文炳“言之极当”,“所言有理”。如金圣叹的批语所指出的:“公子官活画”;连宋江这样恪守忠孝之道的人,身陷囹圄,题诗抒发牢骚和胸臆,便要遭受处极刑的政治迫害。恰如李逵所说:“吟了反诗,打甚鸟紧!万千谋反的,倒做了大官!”这样的封建统治,岂不昏庸腐朽透顶么?岂能不激起群雄“闹江州”的大规模反抗斗争?
最后,小说还通过“闹江州”的情节,使英雄们获得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好在它不是脱离了生活的真实,一味地把英雄写得完美无缺,而是在适当地写英雄缺点的同时,努力歌颂英雄的可贵品质。如身为梁山泊军师的吴用,他想出让“戴宗传假信”的计谋,却在假信上留下了一处脱卯的差错,但他随后即发觉了这个问题,想到“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师的儿子,如何父写书与儿子,却使个讳字图书,因此差了。是我见不到处。此人到江州,必被盘诘,问出实情,却是利害。”因此,他与晁盖商议,立即率人前往江州搭救宋江、戴宗。这就既写出了吴用的“见不到处”,更突出了他的机警多智,一点也未把英雄人物加以神化,跟《三国演义》写诸葛亮神机妙算迥然不同。又如李逵,作者写他的英勇无畏,手握两把板斧第一个跳出来砍翻两个行刑的刽子手,被晁盖称赞为:“难得这个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与此同时,又写出了他有鲁莽的缺点。当他提出“我与你们再杀入城去,和那个鸟蔡九知府一发都砍了快活。”作者便通过戴宗当即指出:“兄弟,使不得莽性,城里有五七千军马,若杀入去,必然有失。”李逵的这种“莽性”当然是个缺点,但由此却更加真实地突出了他那英勇无畏、拼死杀敌的造反精神。参加劫法场、闹江州、救宋江的,不仅有分别扮做客商的、使枪棒的、挑担的、行乞的梁山好汉和原在宋江身边的李逵等英雄,来接应的,还有张顺自引十数个壮汉,张横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带十数个壮客,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带十数个卖盐火家。正是由于各路群雄的“同心协力”,才使“宋江、戴宗得免一刀之厄”。(王望如评语)因此,“闹江州”的情节,既不是把英雄人物神化,又不是突出某个英雄个人的力量,而是别出心裁,高屋建瓴地谱写了一曲各路英雄好汉“同心协力”的群英谱。
由此可见,不仅“闹江州”的整个情节显示了小说作者的独创性,而且还着力刻画宋江的内心痛苦和追求,以反差对照的手法揭示两个反面人物的不同性格特点,歌颂各路英雄“同心协力”的群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