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叟曝言》解说与赏析

夏敬渠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清初至清中叶是古典小说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产生了诸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举世闻名的伟大作品，为中国小说树立了不朽的丰碑。《野叟曝言》就产生在这个时期，若与这些优秀之作相比，自然难免逊色，也无法跻身于古典名著之列。然而，它在艺术上的某些独到之处和创新，却使之成为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

《野叟曝言》原本不题撰人，知不足斋主人《序》说：“《野叟曝言》一书，吾乡夏先生所著也。”西岷山樵《序》也说，此书为“江阴夏先生”所作。据《江阴艺文志》凡例，则知为夏二铭作。二铭，夏敬渠之号。光绪《江阴县志》载：“敬渠，字懋修，诸生。英敏绩学，通经史，诸凡诸子百家礼乐兵刑天文算数之学，靡不淹贯。……生平足迹遍海内，所交尽贤豪。著有《纲目举正》、《经史余论》、《全史约编》、《学古编》，诗文集若干卷。”(卷10《文苑传》) 赵景深《〈野叟曝言〉作者夏二铭年谱》则考证他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卒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享年83岁。《野叟曝言》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即夏敬渠75岁左右时写成。成书后，初以钞本流传。至光绪七年(1881)，始有毗陵汇珍楼刊活字本，首知不足斋主人序，凡20卷152回，中有残缺。次年，又有申报馆排印本问世，凡20卷154回，首光绪八年西岷山樵序，谓其五世祖宦游江浙间，获交江阴夏先生，得其所著《野叟曝言》，为之评注，并乘便缮副本藏诸箧中，故此本为全本云。此本较光绪七年本多二回，且无缺失，一般认为是出于他人增补，但也有人认为此本即系原作副本，故较光绪七年本更接近原作的全貌。

本书凡例云：“作是书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故成此一百五十余回洋洋洒洒文字，题名《野叟曝言》，亦自谓野老无事曝日清谈耳。”可见，作者本意是在于炫学寄慨。他一生不得意于科场，便把自己生平所学的、所欲做的、所梦想的都付诸小说，从幻想中求得精神上的满足。所以，这部小说完全可以说是作者抒写才情、寄托梦想的工具。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说：“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在清盖莫先于《野叟曝言》。”这个评价，准确地概括了这部小说的特点。

夏敬渠借小说以炫学寄慨，主要是通过文白这个人物实现的。文白是小说的主人公，作品开篇第1回就对他做了全面的介绍：“这人是铮铮铁汉，落落奇才，吟遍江山，胸罗星斗。说他不求宦达，却是理见如漆雕;说他不会风流，却是多情如宋玉。挥毫作赋，则颉颃相如;抵掌谈兵，则伯仲诸葛。力能扛鼎，退然如不胜衣;勇可屠龙，凛然若将陨谷。旁通历数，下视一行;间涉歧黄，肩随仲景。以朋友为性命，奉名教若神明，真是极有血性的真儒，不识炎凉的名士。他平生有一段大本领，是止崇正学，不信异端;有一副大手眼，是解人所不能解，言人所不能言。”这就是文白，也是作者理想的化身。夏敬渠正是按照这个总体设计，在幻想或白日梦中描写文白的经历，展开故事情节，并实现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中国小说史上，以小说为庋学问文章之具，《野叟曝言》当然不是唯一的作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炫学的方式却与它书不尽相同：《燕山外史》的炫学，在于作者完全用骈四俪六的文体来叙事;《蟫史》的炫学，也在于作者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镜花缘》的炫学，则是要那一百位才女游园聚会，生吞活剥地让她们各显所长，刺刺不休。《野叟曝言》通过故事情节的展开，使文白的学问得到自然的、顺理成章的表现，如文白的历算之法就是在他与璇姑情好日密之时、通过两人的切磋讲论而表现的，经术、道学、诗才、文才是通过他与和尚道士的辩论、东宫的请教以及他与朋友、亲属的谈论而表现的，高明的医术是通过他游历天下、诊治各种疑难病症而表现的，精湛的武艺和运筹帷幄的韬略是通过他坎坷的经历以及诛逆、靖乱、平虏等格杀征战的场面表现的，经济学问和史才则是通过他上疏陈事或纵谈史实而表现的。

《野叟曝言》的结构形态也十分特别。台湾学者张健先生在《中西小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歧异现象》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小说中缺少以少数人物为主体的作品：中国传统社会虽然也重视人的价值，但往往是肯定人在家族中、社会中乃至全人类中的价值，而不是西方式的个人主义。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偏向个人情怀的作家，但大半是诗人。因此，中国小说尽管有《红楼梦》、《水浒传》等注重人物的作品，却极少以一二特殊人物为题材的小说。……比起西方小说史上的成例之多来，真是望尘莫及。就毛姆所选出的所谓世界十大小说来看，便有《高老头》、《包法利夫人》、《汤姆·琼斯》、《大卫·高普菲尔德》、《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五部是以一至三人为书名的，此外像《红与黑》、《傲慢与偏见》，其实也以刻划一二主角为核心。”以多数人物为中心还是以少数人物为中心，自然不能决定作品价值的高低，当然也不能据以判断作品艺术上的优劣，但是，确如张健先生所言，中国传统小说中缺少以少数人物为主体的作品，却的确是无可置疑的事实。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野叟曝言》以其特殊的结构形态，为中国传统小说的缺憾填补了空白。由于作者把《野叟曝言》当做抒写个人才情和寄托幻想的工具，并以文白自况，通过文白的一生事业以实现其炫学寄慨的宗旨，就势必把文白做为全书结构的核心，从而为之创造一个自足的生活世界，来表现他的完整的人生观。

《野叟曝言》全书在百万字以上，如此长篇巨制，却偏偏以单一的主角为全书的结构中心，使全部故事悉随其行事而转移。《野叟曝言》的故事始于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终于明孝宗弘治三十二年(1519年，历史上是武宗正德十四年)。第1回记成化元年至三年事，写文白参试题诗，痛斥“三教同源”，触怒兵部尚书安吉，又见宦寺擅权，奸僧怙宠，时事日非，遂请命于其母，外出游学。这一回可视为序幕和开端。第2回至第98回是故事的展开部分，记成化三年至成化七年之间的事情，主要写文白浪迹天下，历尽坎坷，救危难，遇佳丽，物色英雄，为国储才，且屡挫逆藩景王、阉竖靳直、奸僧恶道及其党羽。第99回写文白入广西苗峒误中蛊毒，从成化七年十一月中蛊，至成化十年七月初十方愈，卧病几近三年，几乎完全昏迷不醒，一直在长沙楚王府养病。其时虽朝事大变，但因文白尚在病中，所以同时所发生的事情仅以倒笔简略叙述而已。从第100回至第153回则进入故事高潮，先写文白于成化十年至成化十七年力挽狂澜，为国诛逆靖乱，赴江西安抚民变，继至广西平定诸峒，又匹马入宫，只身勘乱，诛杀景王，且救圣驾还朝，处死逆阉靳直。次写成化十七年文白上疏乞废佛道两教，上皇(宪宗)不从，谓如能令撒马儿罕番使所进狮子吼而不畏，方可议灭佛老之事。及狮极吼，文白仆地，顿患失心疯。此次一病便是七年，直至成化二十三年宪宗“龙驭宾天”时方好，因文白不理朝政，故其间数年之事又大都草草叙过。此后，乃入弘治元年，则写文白在孝宗天子的支持下，颁诏行文天下，终于实现辟除佛老的理想。不久，又命其子文龙、文麟远赴日本、内蒙、西藏、印度，议除外国佛教。同时，其友景日京也领兵航海至欧罗巴洲，征服七十二国，自建大人文国，除僧灭道，又废天主教，使海外亦悉尊孔氏。这里，文龙、文麟与景日京的远征虽然不是文白的亲自行动，但遵从的却是他的宿学素志，所以，仍然不过是他精神的延伸。从此，海内海外异端绝灭，正教昌明。文白文功武烈并萃一身，天子以其功高盖世而号曰“素父”，封为卫圣镇国公。文白一妻五妾，生二十四男及十女，诸孙、曾孙、玄孙数百，文氏一族，自文白以上十世皆追赠启贤侯、启贤公，文白以下四代亦次第加封侯、伯、子、男。弘治三十二年，文白七十寿辰，其母百岁寿诞，天子亲临赠联，至称之为“镇国卫圣仁孝慈寿宣成文母水太君”，欧罗巴洲七十二国来贺，天下各府州县选派耆民老妇叩拜。凡此，也都无不围绕文白勋名功业而展开。全书演至第154回，则为故事尾声，主要写文母、文白及其子文龙、曾孙文施等四世同梦，梦中与数千年之圣人和数十朝之圣君共聚论功，借以显扬文白卫圣镇国的万世不朽的功勋。要之，《野叟曝言》一书，自始至终仅以文白一人为主角而一线贯穿，这种特殊结构形态在中国传统小说中实在并不多见。

《野叟曝言》的特殊结构形态，也为其自觉不自觉地突破全知叙事传统，从而极大地倾斜于第三人称限制叙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20世纪初西方小说大量涌入中国以前，中国小说家和小说理论家并没有形成突破全知叙事的自觉意识，因此，中国的古代小说大都属于全知视角的作品。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古代小说全都采用全知叙事方法，从唐传奇到明清两代的文言小说中，就可以找到不少采用限制叙事的例子。如《柳毅传》、《补江总白猿传》、《李靖传》等所采用的叙事角度就十分接近现代小说理论所讨论的第三人称限制叙事。

然而，在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中，却很难找到这样的范例。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渊源于说话艺术，说书艺人考虑到书场中“说——听”的审美关系，为了尽量缩短说书人与听众之间的距离，迅速交流感情，同时也为了避免单调而力求生动，通常采用全知叙事来讲说故事，即叙述者无所不在，无所不知，超然于一切人物之上，知道并说出书中任何一个人物都不可能知道的情节。如故事中人物无法知道的其他人物的心理活动，人物视野以外的事件，以及“看官听说”之类的说书人的评述等等。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白话小说大都采用传统的叙述方式，按照全知视角进行叙事。尽管到了明清时代，白话小说已成为案头文学，但这件说书人的外衣也仍然未能脱去。当然长篇小说中也不乏采用限制叙事的某些段落，如金圣叹谓《水浒传》第9回“‘看时’二字妙，是李小二眼中事”，脂砚斋赞《红楼梦》第3回“从黛玉眼中写三人”，无名氏指出《儒林外史》第29回是从杜慎卿的视角写雨花台，“尔许风光必不从腐头巾胸流出”等等，但总的来说，仍然还是借用全知全能的说书人的口吻。但是，与上述长篇小说不同的是，《野叟曝言》的叙事角度虽然仍未脱尽全知叙事的传统，然而由于作者始终以文白一人为贯穿线索，这就势必促使他常常有意无意地借文白一人的眼睛去看世界，从而也就造成作品的许多章节经常以文白为视角人物，把故事限制在文白的视野之内，靠主人公的见闻来展现故事。

全知叙事与限制叙事二者的审美效果各有优劣，前者具有更便于自由转换时空的特长，因而有利于表现广阔的社会人生;而后者则更易增强小说的真实感，从而有利于读者身临其境，因此，这两种叙事方法本身其实并无轩轾。然而，由于全知叙事传统的影响极深，因而势必造成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叙事角度过于单调，这便不能不令人为之遗憾了。这种局限，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由于西方小说和文学观念的输入，从而产生了诸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冷眼观》、《老残游记》、《邻女语》、《断鸿零雁记》、《禽海石》等第一人称、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新小说”作品，才有了真正的突破。因此，若从中国小说的发展史角度看，《野叟曝言》在限制叙事方面的长足进步，也就不能不引起充分的注意并给予应有的肯定。

《野叟曝言》作为一部别具一格的作品，确有其独到之处，已如上所述。但是，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确实也有不少毛病。

《野叟曝言》是一个以忠奸斗争为母题的故事。书中叙述文白诛逆靖乱，卫圣镇国，功莫大焉。然而，洋洋上百万字，现实生活的内容却几无表现，甚至可以说贫乏到了极点。小说中叛乱的景王，专权的靳直，其罪恶表现，除几句谋夺帝位的空泛描写与四处打击效忠天子的文白以外，便再没有什么内容。奸僧恶道，歹徒恶棍，虽一概都被列为景王、靳直的党羽，但除了帮助捉拿文白与肆行奸淫以外，也都别无他事可干。如景王死党有五人，号称“五忠”，其中唯李又全的描写稍多。然而，就是这个李又全，其全部劣迹却不过把文白骗至府中偷食了他的阳精。由此可见一斑。显然，同是描写忠奸斗争的母题，我们在《水浒传》 中所看到的上自朝廷奸党下至地方爪牙所构成的封建社会的罗网，在这里却不过仅仅是一张空网而已。

《野叟曝言》所表现的思想观念也十分陈腐。主人公文白字素臣，显然是从孔子称素王上来的;其父名道昌，字继洙，也明显与儒家有关;其兄文真字古心，母亲水氏(知者乐水?)，大概也是为了表明文白“崇正学”的意向。然而，文白所崇的正学，却不是儒学思想中有益于民众的方面，从书中屡屡对陆象山大张挞伐而独许朱子等情节看，他所推崇的无疑是陈腐不堪的程朱理学。书中假文白之口所说的君臣道理，就充满十足的奴性。小说还特意描写一个名叫铁娘的黄氏女，假口全贞，至死而不显婆婆丈夫之失，终于守节成神，降龙护驾，受封为香烈天妃的荒唐故事，也同样宣扬了摧残人性的封建妇女规范。夏敬渠是康乾时代的人，这一时期前后，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出现了许多进步思想家与文学家，他们树起反对程朱理学的大旗，从不同方面采用不同的形式，对程朱理学、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科举制度以及男尊女卑等腐朽的伦理道德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然而本书作者却俯从统治阶级所谓“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文化专制主义而独宗理学，这也足以说明其思想之陈腐了。

与此相联系，作品所塑造的主人公文白也很不成功。由于小说的现实生活内容空洞贫乏，尽管作者希望创造一个自足的世界，来显示人物完整的人生观，但结果却过于理念化;尽管作者希望塑造一个可敬可爱的人物，来满足自己的幻想，结果却只能写出一个苍白无力的形象。小说曾以“奋武揆文天下无双正士，熔经铸史人间第一奇书”二十字分系各卷之首，显然表示有意把文白写成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人物，可是他在李又全府中被骗吸精、在广西苗峒饮酒中蛊的实际表现，却又说明他根本无法与诸葛亮式的谨慎、超凡的人物相比肩。而且特别令人不解的是，他在成化十七年因上疏乞废佛道两教经受考验时，竟致变成失心疯达七年之久，这就更加显示他没有面对现实的正常本能。他的本能就是逃避，这怎能说明他是一个心智健康并且性格完善的人呢?

不仅如此，文白还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关于此点，台湾侯健先生《〈野叟曝言〉的变态心理》一文曾做过精彩的分析，他说：“文白出外游学，而以江西为目的。途经杭州……遇上发蛟水灾，他败蛟自救，辗转还救了未家长女鸾吹。……鸾吹有意效季芊下嫁，文白却不肯做钟建，于是演出了柳下惠坐怀不乱的翻版。此后文白遇到不少美女，都曾同床共枕，提携在抱。这些女孩子都愿委身，他却每一次都要‘秉烛达旦’，步关夫子后尘，乃至连他的儿子文龙也要求学这一手。本来，中国传统小说里女子的肌肤一接触男子，似乎便只有嫁过去或断臂自杀，十分荒唐。再不然便是女子全失抵抗力，所余只有‘颤巍巍地受了’(《拍案惊奇》中语)，未免把女子看得过分娇弱。但像文白这样佳丽当前，却能于触摸慰抚之后，不必老僧入定，便可全不动心，显然不是正常的表现。但在另一方面，他触摸女子的机会却又多得令人吃惊。成化十年他只手卫宫的时像，太子宫里的女人，自嫔妃到宫娥，都为了辟邪而需要他在裸露的双乳之间写下他的名字! 一面他在性上如此退缩，一面却又如此进取，能是正常的性心理吗?”当然，作者这样描写文白，也有他的目的，从书中大量描写看，主要是为了表现文白“守经行权”，从而渲染烘托他严守封建礼法的品行。然而，正如侯建先生所说：“文白的心理有变态，自然是作者变态心理的反映……也显然是夏敬渠潜意识的坦白浮现。”夏敬渠虽然有意识地要表现文白的耿介光明，反复写他坐怀不乱，可另一方面，其潜意识被压抑的性的追求，却又在无意识中促使他不断地去写文白的“坐怀不乱”，换言之，“他的超我要表现后天的道德，要向上拉; 他的本我却要表现原始的冲动，要向下拖”(同上引)。于是，作者表面或有意识的意图与潜在的无意识的实际表现之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小说主人公的变态心理。

历史的筛选，乃是最为公正的裁决。上述有关《野叟曝言》思想艺术上诸种毛病，或许正是造成它无法跻于古典小说名著之列的基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