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醒石》解说与赏析

东鲁古狂生

《醉醒石》是拟话本集，共十五回。郑振铎认为十五回非完本，戴不凡疑为十六回。明清章回小说和拟话本集，回数多为偶数，本书每二回间内容上有些联系，此说似有一定道理，但无版本依据。题“东鲁古狂生编辑”，作者姓名与生平不详，因书中尊朱元璋为太祖高皇帝，又多处称明朝为“先朝”、“明季”，可知为明末清初人，书作于清初。戴不凡据书中所用衢州一带的方言，推测可能是定居衢州的孔氏南宗之后人，可备一说 (参见《小说闻见录》)。今存清初刊本、本衙藏板本、乾隆五十四年瀛经堂复刊本等，近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用原古典文学出版社版)、中州古籍出版社等排印本。

作者宣称：“古今尽醉也，其谁为独醒者?若也独醒，世孰容之! 虽然，亦不可不醒也。……李赞皇(唐武宗时丞相李德裕)之平泉庄，有醉醒石焉，醉甚而倚其上，其醉态立失。是编也，盖亦醒醉之石也。”(《醉醒石题辞》)指望以自己的作品解醉醒世，即其创作意图。古典小说在封建时代虽被视为“小道”、“末技”，但在传统的儒家教化思想的影响之下，往往突出劝善惩恶，强调道德评价，“三言”标榜“喻世”、“警世”、“醒世”，亦即如此。本书承“三言二拍”之风，而进一步加强了劝诫教训的倾向。所以综观全书，不外劝善惩恶的传统主题，宣扬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鼓吹因果报应的宿命思想，推崇循章守法，安贫乐道，戒贪淫，戒悖逆，戒狂傲，戒奢华。作者是出于封建正统思想来写此书，特别是第2回与第12回，赞扬镇压“贼寇”的武将，鞭挞欲推翻明朝的和尚，鲜明地表现出其维护封建秩序的立场，使人感到陈腐。这是《醉醒石》的消极方面。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思想正统，为何又以“狂生”自命? 由于材料缺乏，只能从作品本身结合其产生时代考察。定书名为《醉醒石》，表明作者是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忧患意识进行创作的。“古今尽醉也，其谁为独醒者?若也独醒，世孰容之!”醒者是会被醉者视为狂的，此其一。书中明显表露了作者对明王朝的眷恋之情，却又多所揭露，甚至借书中人物之口，称之为“混浊之世”，“如今原是个没理世界”，所期望的寇盗平、百姓宁、天下清的局面并未出现，这也是作者为之忧，为之“狂”的原因，此其二。作者侈谈忠孝节义，而心在“先朝”。特别是第2回，本写明太祖时刘濬父子剿“贼”之事，回首却纵论亡败之道：“国家之败，只缘推委者多，担当者少;贪婪者多，忠义者少。居尊位者，以地方之事，委之下僚，为下僚者，又道官卑职小，事不由己，于是多方规避，苟且应命。古人有云：不敢以贼遗君父。其谁知之?为文官者，则云：我职在簿书，期会而己，戎马之事，我何与焉! 为武将者，则云：武夫力战而拘诸原，儒生操笔而议其后，功罪低昂，不核其实，徒命英雄气短耳。朝廷误人，何苦以身为殉。古人有云：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又谁知之?……”其所议论大大超出本回的范围。清初不少小说戏剧意在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本书实亦如此，此其三。从这点出发，本书十五回中，除第6回取材于唐传奇《宣室志·李微传》外，其余十四回均写明朝之事，与“三言”、“二拍”等晚明拟话本集不同，是本书题材内容上一大特点。尽管如前所述，作者思想境界并不高明，作品为总结明亡教训，从官场、军队、社会、家庭等多方面展示了明朝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在针砭时弊中具有反思历史的意义。

对于明代官场的黑暗窳败，官吏的昏庸贪鄙，以致国丧身辱，作者深为叹息扼腕，篇中多所揭露。不少官吏“仗了个说不省、道不破黑肚皮，闪了付打不怕、骂不怕花嘴脸”，“骗得顶纱帽，不知是甚么纱帽，便认作诈人桩儿;骗得几个铜钱，不知是甚么铜钱，便做出骄人模样”。(第8回)第7回中所写的吕孝廉，以千金谋得个仪真知县，到任便要加倍讨利，借征钱粮、问词讼搜刮，拿了强盗，使其乱扳，借机敲诈。后又用分上谋得九江抽分，将商船阻在关口，刁难掯他倍税，遇有风暴，常致船沉人亡。在九江一年，便榨得十余万两银子。后因贪酷被罢官，还要寻若干游花百姓，脱靴挽留，觅几个歪老秀才，立碑建祠，借以装点门面。他曾经洋洋自得的说：“拚得个软膝盖谄人跪人，装了硬脸皮打人骂人，便就抓得钱来。……到那时，一本十来倍利，拿到家中，买田置产畜妾，乐他丰生，……”对上谄，对下狠，是他做官经验的总结，也是明朝众多官吏本质的写照。第8回中所写的王臣，本是江南一大户人家的娈童，凭着模样标致，言语伶俐，举动活变，琴棋书画也都来得，后来夤缘做了京中司礼监太监的侄儿，又攀上大中贵韦春，因此列衔锦衣卫千户，掌管武英殿书画局，说动皇帝，差他赍了二万银子出京，到江南搜罗古玩字画，借机敲诈勒索。小说写他出身微贱，腾达非由正途，是小人得志，似与其他官吏有所区别。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凭借攀附宦官而致富贵，宦官专权，使本来已很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正是明代突出的社会问题。二是可能因作者经历所限，书中所写官吏多中下层者，这里把王臣奉旨搜求古玩，与宋徽宗时朱勔进花石纲相提并论，虽然也写到出行前皇帝嘱咐他不要生事扰民，后因激起民变，又将他斩首，对皇帝尚有所回护，但仍揭示了明朝最高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其他如第11回写魏推官听任妻子纳贿而放过真凶，枉杀无辜;第15回围绕园林，反映官场之上的相互倾轧，第9回提到：“如在前程，则有活切头、飞过海、假印、援纳、加纳、买缺、空选、坐缺、养缺各项等弊;事干钱粮，上纳的有包揽、作伪、短欠、稽延之弊;买办的，领侵、冒破、拖欠之弊。”这还是在京师辇毂之下，地方上自然更变本加厉。至于“说分上”，审案断事听人讲情，作者已不把它当作问题，在第1回和第10回中，甚至作为好官报恩的手段，可见其普遍。小说第4、10回还涉及到地方上豪绅与官府相勾结，侵吞财物，抢男霸女，为非作歹，倚势横行的现实。作者感慨于文官爱钱如命，于第2回末评之曰：“明季做官的，朝廷增一分，他便乘势加征一分;朝廷征五分，他便加征十分。带征加征，预征火耗，夹打得人心怨愤。又有大户加三加五，盘利准人，只图利己，所以穷民安往不得穷，还要贼来，得以乘机图利，贼未到先乱了。”正是由于当权者的贪暴，以致人怨天怒，最终埋葬了朱明王朝。

作者从维护封建秩序出发，对于犯上作乱的造反者是敌视的，却也从不同角度写及受迫害者的抗暴斗争。第4回中的程菊英，本已许婚穷书生张国珍，富户徐登第贪其美貌，先以厚聘打动，后又买通与督抚交厚的王乡宦以势相压，到县诬告程家赖婚，搬出督抚主婚。其父因此被气死，其兄被下狱，她于徐家抢亲轿中自缢而死。作者盛赞她尊从父志，“守未嫁之盟，以死相殉”的松筠节操，使人感受到这一少女对强权豪富的抗争，对人格尊严的维护，以其年轻的生命，控诉这吃人的社会。红颜薄命，素为古典作家慨叹。如程菊英者是一种类型，被男子玩弄后遭遗弃，死后化厉鬼复仇，亦较常见，如霍小玉、窦氏、敫桂英。第13回中的穆琼琼，也是这种情况。琼琼本良家妇女，因夫家破产被官卖为妓。作者以同情的笔调，极写她内心的痛苦和对幸福生活的渴望，她“错认有情郎”，以卖身的血泪钱交董文甫为己赎身，董负心别娶，她因之抑郁而死，化鬼后千方百计地找到董，向其讨债。作者对她的复仇给予充分肯定，说：“怨毒之于人，甚矣哉! 若使忘恩负义，利己损人，任我为之，那人徒衔恨不报，可以规避，则人心何所不为。不知报复是个理，怨恨是个情，天下无不伸之情，不行之理。” 这就超越了对薄幸负心者的谴责，而扩展到更广泛的方面，而肯定受迫害者复仇雪恨是必伸之情，必行之理。第8回中的众秀才，面对钦差王臣的恃势横行，先作诗文嘲弄，后发展到聚众拦轿子，抛砖石瓦块，围住公署，要将其拖出痛打，又巧为周旋，使地方官也交相弹劾，终于使这个朝廷和宦官的爪牙受到惩处。这一行动与天启间苏州市民斗争性质相同，但在作者笔下，还是秀才们摆相公架子，嘲弄王臣出身卑贱，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第10回还写到陈乡宦霸占房屋地产，浦肫夫路见不平，带领众受害者将其痛打，挫败其阴谋，为孤寡贫弱者伸张正义。作者在主观上力图把这些反抗纳入其封建说教的规范，但其笔下形象则表明，所有这些反抗斗争，都是因官贪吏虐、强梁横行激起的，展示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激化，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人民不甘忍受压迫欺凌和疾恶如仇的优秀品质。

军队是封建国家的柱石。武官怕死，也是作者痛心疾首的，故在揭露官场黑暗官吏贪鄙的同时，对军队的腐败无能也多所抨击。第2、5回中涉及许多军官不习弓马，不修武备，冒粮剥军，畏敌如虎，又嫉贤妒能。第5回中写东南沿海诸军，“不知战，也不能战”，一见倭寇，先自逃跑，致倭寇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祸害百姓。姚指挥尚思报国，兴化城破时力战而死，其妻妾不曾死于倭寇，逃难中却被官兵劫掳，强逼到军营中陪睡。其妾曹瑞贞不从，大骂“朝廷养你，要为朝廷守城池，救百姓。今城池已失，不能救护，反在此掳掠百姓，王法何在!”因此被杀。这还是本城军官的家眷，其他小百姓的命运，更可想而知。故作者慨叹曰：“兵与倭原不差一线。”无怪乎明朝数百万大军，在十余万清兵面前一败涂地，致江山易主，生民涂炭。作者写明朝军队的腐败，实在含有深意。

明末清初不少小说涉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科举制度本是封建统治者牢笼读书士子，网罗造就官吏爪牙的手段，本与封建吏制密不可分。此书从揭露官吏腐败的角度，批判了科举制度。在作者笔下，科举制度已成为牟利的手段，钱财与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士子们读书为做官发财，抱此目的，一旦得中，未有不聚敛搜刮，成为贪官的。如第11回所写的广东魏进士，做秀才时家中贫苦，靠其妻妆奁读书，其妻怨恨，他便说：“不要怨，倘得中了，包你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十倍还你妆奁，也不打紧。”果然中后听任其妻纳贿而草营人命。作者说：“这病源，先在未读书做官时，便畜了富贵利达之心。一到得官，大家放肆，未有不害事的。”应试为做官发财，做官时也以科举赚钱。如第7回吕孝廉所说：“如今那一个考官，不卖秀才，不听分上?监生是直头输钱的了，乡试大主考要卖，房考用作内帘是巡按，这分上也要五百。定入内外帘是方伯，无耻的也索千金。明把卖举人做公道事。”买卖关节，买卖名分，已经成为科举中公开的事实，并且明码实价：“三百两就买个秀才，四百是个监生，三千是个举人，一万是个进士。” “当今之时，只有孔方。”金钱操纵了科举，“从来有才的，毕竟奇穷”。买来的官，必然要追本讨利，如此恶性循环，官场怎能不黑暗腐败! 作者虽无意否定科举制度，却也接触到它的一些本质方面。

此外，小说对封建婚姻制度和世态炎凉等方面，也有所涉及。详下面第3、14回赏析。

总之，《醉醒石》内容丰富而又复杂，既有陈腐的封建说教，又较集中的反映了明代的社会问题，揭露了官场和军队的黑暗腐败，文臣武将的昏庸贪鄙，科举制度的种种弊痼，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明朝衰亡的原因，反映了当时民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蔑视和反抗情绪。虽然由于作者的思想局限和清初统治者的文字狱高压，对一些问题或故作回避，但在伦常道德说教中，却也不时作愤语。

本书没有继承发扬“三言”的“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今古奇观序》)的艺术特点，而突出发展其说教劝诫成分，故不以曲折动人的情节、委婉细腻的描写取胜。故事叙述较为简略，特别是在话本拟话本中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入话，本书或用或不用，有入话的亦做为事例，融入议论之中。如第13回，回首论女子复仇，不报于生，亦报于死，列举“故如庞娥亲之报父仇，谢小娥之报父与夫仇，都以孤身女流，图报于生前。如琵琶女子之于严武，桂英之于王魁，这皆报一己之仇于死后。”此回中，惟对浙西女子的叙述稍详。鲁迅先生说： 此书“文笔颇刻露，然以过于简炼，故平话习气，时复逼人”(《中国小说史略》)。“刻露”与突出训诫有关。倾向性不是寓于形象中自然流露，而是以故事以人物说明思想，还惟恐读者理会不够，叙述中不断议论发挥，因而缺乏韵味，说不得是长处。“简炼”过分，描写自然不细，却仍有较为生动之处。如第10回写浦肫夫因陈乡宦霸产为盛寡妇抱不平，先叙陈的横行，盛及家人佃户气愤无措，然后写“巧是浦肫夫走来，见众人在那厢打呆桩，读苦书”，“打呆桩，读苦书”六字，情态并见。浦为盛家打抱不平，又与前所写他听任族中困苦者盗卖自己田产相对应，表明他“只是个轻财重义”。第4回写程菊英以死抗暴一段，尤为精彩。先交代差人催逼程菊英上轿，叫嚷如雷，气氛紧张，接着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的予以展示。一边是母亲叮嘱：“你忘不得父亲临死的言语!” 女儿回答：“儿有处，母亲勿忧。”显露其必死决心。一边写她不理差人威逼，整束衣裙，书写遗嘱，哭别父灵，拜别母亲，嘱托嫂子。又写她轿中问到县里程，因此引起轿夫的嘲谑，列举有的新娘“极哭得苦”而不肯回轿;轿底脱落，怕误时辰，宁可在轿里随着走，笔墨忙里偷闲，以此衬托“淫贞各别”。及轿子到县，才写她缢死已久。后整理入殓，方交代遗嘱是：“尸归张氏，以成父志。”笔笔有踪，把她的死写得既从容，又壮烈。

总之，《醉醒石》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既有其所短，亦有其所长，在明清之际的拟话本中别具风格，故在小说史上仍有一定地位，在读者中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