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补》解说与赏析

董说

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不乏这样的情况：一部作品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遂有蜂起效仿者，或续写，或补作，也有作翻案文章的，热闹非凡。一般说来，这种续补的作品往往无甚新意，绝少创造性，多属过眼云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也有特殊的情况，那就是借补续的形式以抒胸臆，别有寄托，又开新面者，《金瓶梅》和《西游补》即属此类，它们都是在一部作品的一个有名的情节后面，以补作的架式切入，宕开笔去，酣畅淋漓地加以发挥，实际上是又创造出一个新异的艺术世界，从而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这是不可与那种泛泛的续补类作品同日而语的。《西游补》问世以来，人们对它的评价一向很高，纷纷称奇。鲁迅先生说它“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又称赞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惚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 (《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先生则说它 “另有寄托，别饶趣味”(《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近年来海内外不断有人对书的作者和寄托、寓意以及艺术技巧等方面进行探索，可见此书的吸引力之大。

《西游补》16回，有明崇祯刊本，有眉批、夹注和回末评语。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印行本，在正文前后增有《读西游补杂记》和刘复(半农)写的《西游补作者董若雨传》二文。这是根据1927年刘半农校点本录入的。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明崇祯本标点整理，参校以古典文学出版社本，并保留了“杂记”和刘文。

关于《西游补》的作者问题，过去人们根据清钮琇(玉樵)《觚賸续编》一则材料以及刘复发现的董说诗《漫兴四首》之四，断定为南浔人董说(1620—1686)所撰，近年来时有提出质疑者，遂产生了争议。有人根据《西游补》卷前作者“答问”署名为“静啸斋”以及原书刊于崇祯十四年，“时年董说二十二岁，实则二十周岁”，阅历和能力均有限，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极有份量的作品，从而认为 《西游补》的作者是董说的父亲董斯张(斯张的斋号确为“静啸斋”)。即便退一步说，董说“漫兴”诗中“西游曾补虞初笔，万镜楼空及第归”句，也只能是“指他整理、修订《西游补》而言”(见《文学遗产》1989年第3期傅承洲文《〈西游补〉作者董斯张考》)。应该说，这个说法还是很有说服力的，为严谨起见，不妨将《西游补》的著作权归于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人董斯张父子两人名下。

《西游补》乃是所谓“嵌入文”，作者自言：“西游之补，盖在火焰芭蕉之后，洗心扫塔之先也。”(《西游补答问》，以下简称《答问》)即是说应插入《西游记》第61回与第62回之间，亦即三调芭蕉扇通过了火焰山之后，唐僧金光寺扫塔之前。它的篇幅独立出来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中篇小说，叙写行者在化斋之时，为“鲭鱼扰乱，迷惑心猿”，或入古人圈中，或涉未来世界;忽化美女，又作阎王;寻秦皇，却遇项羽;勘秦桧，拜武穆; 既见风流天子，又遇科考放榜，怪怪奇奇，迷迷幻幻，便是所谓“以见情魔团结，形现无端，随其梦境迷离，一枕子幻出大千世界”(嶷如居士序)。最后得虚空尊者一番点化，行者终于从梦幻中醒来，打杀鲭鱼，“乱穷返本，情极见性”，回到“范围天地而不过”的现实中来。

《西游补》究竟有何寓意和寄托? 已有不少的学者多方进行过探索。钮琇认为它“凿天驱山，出入庄老，而未来世界历日先晦后朔，尤奇”(《觚賸续编》)。奇，乃是说作者艺术构思的奇异玄妙，究竟奇的背后寄寓些什么思想，钮氏语焉不详。也有人以为作品有反清排满意识，作者“目击世变，腥膻遍地。书中所云青青世界及杀青大将军等，颇寓微意”。“且逆数历日，孤臣心事，于无可奈何之日，犹冀天地之旋转。全书以牡丹始，以桃花终，花王世界，不宜异种羼入，轻薄之桃花，虽能乘时献媚，亦只能逐逝水之流耳。此作者立言之本旨也” (无名氏《缺名笔记》，见孔另境编《中国小说史料》)。这种类如猜迷射字的索隐总使人觉得有些牵强，况且书刻在崇祯年间，若为董斯张所撰，就更搭不上界了。鲁迅先生针对此类索隐臆说，指出了“全书实于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是比较严谨的论断。一部文学作品，有时相当复杂，往往具有多义性，甚至带有些永远说不尽的神秘性，说得太具体，太坐实，反而适得其反，失却了作品的含蓄美、象征美。纵使创作者胸中有一股不平之气，有一段愤懑感慨，纵笔恣意，未必会是很理性化的。其用意题旨，说来还是作者自己讲得最清楚：“四万八千年俱是情根团结，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空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鲭鱼精也。”(《答问》)作者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幻出一个鲭鱼世界，鲭鱼世界中有古人世界、未来世界，甚至还有蒙瞳世界。如此往来驰骋，入迷入幻，方能自由写来，数尽人情世态，摅尽愤懑牢骚。谈禅悟道，大凡是个外壳，反转来却又是个归处。第13回《绿竹洞相逢古老，芦花畔细访秦皇》结尾处，写行者看戏时有一段偈语，值得特别加以注意：“只见戏台上扮出一个道人、五个诸仙模样，听他口中唱道：‘度却颛愚这一人，把人情世故都谈尽。则要你世上人梦回时，心自忖。’”这情形同《红楼梦》中的色空意识贯穿始终相仿佛，只见它的色空而忽略了它曲折反映的那个现实世界，怕是舍本求末之举;然而那色空又的确是作者的一种明显的意识。在《西游补》中贯穿的正是“知情是魔，便是出头地步”的思想，便是“大圣在鲭鱼肚中，不知鲭鱼;跳出鲭鱼之外，而知鲭鱼也。却跳出鲭鱼不知，顷刻而杀鲭鱼者，仍是大圣。迷人悟人，非有两人也。”(《答问》)第10回《万镜台行者重归，葛藟宫悟空自救》原回末评语说得好：“救心之心，心外心也。心外有心，正是妄心，如何救得妄心?盖行者迷惑情魔，心已妄矣。真心却自明白，救妄心者，正是真心。”行者在鲭鱼世界的“灵魂儿厮缠”，说得通俗些，就是人不思迷心自迷，及待醒时方能悟。尽管这样，作者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彻大悟者，果然彻悟了，也就没有《西游补》一书了。书中种种人生感叹，牢骚不平之气，正说明作者胸中意气之沉至、郁勃。

因了作者上述心理上的矛盾，故尔须寻求一种特殊的写法，外以谈禅说道，内则实是人情物理，或言双重性，或言是“复调”，总之全书在迷幻色彩的笼罩下，“人情世故，琐屑必备，虽空中楼阁，而句句入人心脾，是真具八万四千广长舌者”(《读西游补杂记》，以下简称《杂记》)。辨明此一端，庶几可鉴赏《西游补》，作者在作品中所采取的种种艺术手段，都与此息息相关。

《西游补》在艺术上有种种独到之处，其中最突出的乃是艺术构思上的诡谲奇异，变幻莫测。为了摅发胸臆时能灵活自由，作者设计了一个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无限广阔的虚空世界，无论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的，且可以逆转的。近乎今日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时空颠倒。不仅是冥间天上在须臾之间，便是古人和历史事件亦可重新活跃起来，心游万仞任驱驰，气吞八荒但横行。徐文长《四声猿》中的《狂鼓史》不过复现一段历史故事，也只限于冥间;《西游补》可是更奇绝了，从女娲到明人，陆离光怪，令人目不暇接。汤显祖的《牡丹亭》，“活死人，肉白骨”，由生入死，死而复生，可谓奇思妙想;《西游补》则不仅可活古人，更能唐人审宋人，干预到未来世界去。勒萨日的《瘸腿魔鬼》，是施了法术而从天上遍窥人间隐秘，《西游补》中却不是从旁而观，行者时时都在历史和现实中，是进入到各个世界中去的角色。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西游补》所创造的艺术世界是完全独特的，徐文长的《狂鼓史》或可能对《西游补》作者有所启发，然《西游补》毕竟写得更开阔、更奇绝、更富于造创精神。因此，它在中国小说史上应占一席特殊的地位。由于这种艺术构思上的特殊性，便决定了作品结构上的以行者行踪为枢纽，以寻“驱山铎”为贯穿线索的构架形式。海外学者曾永义在《董说的“鲭鱼世界”》一文中谈到《西游补》的结构时说：“驱山铎是悟空步步追寻的目标，也因此使他层层陷入，终于秦始皇在‘蒙瞳’，而铎亦化为乌有。所以驱山铎其实只是个子虚，而悟空所全力以赴的，也只是个幻影。作者很巧妙的将扇之能灭火与铎之能驱山相为映衬，作了无形的过脉，因而加强了《西游补》与《西游记》的关系。” (见刘世德编《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结构是跟着总体艺术构思走的，构思富于创造精神，结构自然是精美的。这个精巧的结构即是我们前文所说的那个谈禅悟道的虚空的外壳，或言框架。它美似荔枝烂红的皮壳，而荔枝的果肉就更其鲜美了，那就是内之世态人情，种种深沉慨叹。更多的是嬉笑怒骂，皆是文章，谑笔中带着严肃，冷峻中间以嘲弄，笔势之灵透圆转，语言之狂戚谐隐，实是令人绝倒。第2回《西方路幻出新唐，绿玉殿风华天子》中的一段文字十分精采，以往人们并没有足够地重视它，其中有作者对历史的沉思，更含总体性的兴亡感慨。且看：“只是我想将起来，前代做天子的也多，做风流天子的也不少;到如今宫殿去了，美人去了，皇帝去了!不要论秦汉、六朝，便是我先天子，中年好寻快活，造起珠雨楼台。那个楼台真造得齐齐整整，上面都是白玉板格子，四边青琐吊窗;北边一个圆窗洞，望见海日出没;下面踏脚板，还是金紫香檀。一时翠面芙蓉，粉肌梅片，蝉衫麟带，蜀管吴丝，见者无不目艳，闻者无不心动。昨日正宫娘娘叫我往东花园扫地，我在短墙望望，只是一座珠雨楼台，一望荒草，再望云烟; 鸳鸯瓦三千片;走龙梁、飞虫栋，十字样架起;更有一件好笑： 日头儿还有半天，井里头、松树边，更移出几灯鬼火。仔细观看，到底不见一个歌童，到底不见一个舞女，只有三两只杜鹃儿在那里一声高、一声低，不绝的啼春雨。这等看将起来，天子庶人，同归无有;皇妃村女，共化青尘。”这是行者来到幻境中的“大唐新天子太宗三十八代孙中兴皇帝”都城宫中“绿玉殿”时，暗暗听得一个宫人扫地时的自言自语，原文足有千余字，酣畅淋漓，一气呵成，乃是一段奇警的文字。从写法上看，它采取了戏曲声吻，虽作自话自说，明明是讲给观众听的，作者熟悉俗文学的各种形式，小说中有评话穿插(第7回项羽平话)，有弹词点缀(第12回季女弹词)，上面一大段则又是戏曲形式的巧妙嵌入。只要看看孔尚任《桃花扇》第七出《却奁》一开始杂扮保儿边涮马桶边说的那一段，便见分晓，二者简直是同出一辙。持青竹帚宫人一开口时说道：“呵，呵! 皇帝也眠，宰相也眠，绿玉殿如今变成‘眠仙阁’哩! 昨夜我家风流天子替倾国夫人暖房，摆酒在后园翡翠宫中，酣饮了一夜。”再看《桃花扇·却奁》中杂扮保儿的一段：“〔笑介〕胡闹，胡闹! 昨日香姐上头，乱了半夜;今日早起，又要涮马桶，倒溺壶，忙个不了。那些孤老、表子，还不知搂到几时哩!”一是宫中暖房，一是平康上头(梳笼)，不仅意味仿佛，且声吻相似。目前虽没有材料证明孔尚任读过《西游补》并受到启发影响，就算是构思上的偶合，也是耐人寻味的。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西游补》这段戏曲表现手法所曲折表现出的兴亡意绪，与《桃花扇·余韵》的韵致也是出奇的相似，吴梅村的《秣陵春》、《通天台》亦属此等。固然从宏观上可以看成是近古感伤文学风气所致，直到《红楼梦》都不乏此种情调和意绪，然而《西游补》写作时间略早，说它影响了这一类情调的作品，该是合乎情理的。宫人扫地时的大段独白足以与《桃花扇·余韵》之〔哀江南〕套，还有吴梅村《通天台》第一折之独唱独白等相辉映。此外，作者的胆识亦令人佩服，尽管是在小说中，又幻作了子虚乌有，然毕竟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所谓“风流天子”，“倾国夫人”云云，用意是非常明显、非常尖刻的。我们知道明代中后期的皇帝们荒淫奢糜是有名的，自成化至天启一百六十多年间，其间廷访大臣，不过弘治之末数年，余皆所谓“帘远堂高，君门万里”。正德以后的皇帝荒淫之外还贪财好货，很少理政事。万历十七年三月，神宗免去一切升授官面谢，从此不再临朝。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献《酒、色、财、气》四箴，竟被神宗斥逐为民。所谓“明帝好珠尤好色”者也。武宗(朱厚照)尤甚。正德十四年12月，明武宗到扬州，“太监吴经矫上意刷处女、寡妇。民间汹汹，有女者一夕皆适人”(《明通鉴》卷48)。就是这个武宗，连途遇村妇，都“命后车载之以归”。还赋什么秽亵不堪的词。(见曹春林《滇南杂志》卷12)《西游补》这段写“风流天子”的奇文不可谓无所指，亦不可谓不是胆识过人之笔。至于“绿玉殿”两壁墨迹题词，则又是作者顺势一笔，活画出那些只知口称万岁，不敢抬头的朝廷昏官们的丑态。上至万岁爷、下至文武百官，均被《西游补》作者骂了个痛快。

对朝廷昏官的揶揄当然集中在第9回“勘秦桧”的描写中，阎罗殿中高总判的一席回禀，耐人反复寻味：“爷，如今天下有两样待宰相的： 一样是吃饭穿衣、娱妻弄子的臭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华藻自身之地，以为惊耀乡里之地，以为奴仆诈人之地;一样是卖国倾朝，谨具天平冠，奏申白玉玺，他待宰相到身，以为揽政事之地，以为制天子之地，以为恣刑赏之地。秦桧是后边一样。”十分显然，两者都是误国误民、令人唾弃之辈，实际上骂了首辅，是擒贼先擒王之术，已然等于骂了百官。联系晚明那些位居一人之下，凌驾万人之上的宰辅们的行径，是不难看出作者之用心所在的。翻翻《明史》的“佞幸”和“奸臣”传略，更是再明了不过了。从严嵩而下，周延儒、温体仁辈，皆不出《西游补》作者所画的“二样”，更不消说马士英、阮大铖辈了。据《明史》载：“大清兵略山东还至近畿，帝忧甚，大学士吴甡方奉命办流寇，延儒不得已自请视师。……延儒驻通州，不敢战，惟与幕下官饮酒娱乐，而日腾章奏捷，帝辄赐玺书褒励。”及待清兵去远，又谎称敌兵败退，还朝请功，“加太师，荫子中书舍人，赐银币蟒服”(卷308“奸臣传”)。至于温、马、阮之流，更是劣迹累累。对照而观，“勘秦桧”的描写绝非仅是滑稽谐谑而已，作者对奸佞扼腕切齿，故有行者叫天煞部下幽昭都尉将秦桧下进滚油海，使金爪精鬼用锯子把秦桧解成万片，乃至令蓬头鬼、朱红鬼缚住秦桧千万刀剐的情节，可见作者对祸国殃民的官僚们的仇恨。当行者勘问秦桧如何陷害岳飞之时，“只见阶下有一百个秦桧伏在地上，哀哀痛哭”。如何有一百个秦桧呢?这又是作者的妙思异想了：“行者便叫：‘秦桧，你一个身子也够了，宋家哪得一百个天下?’秦桧道：‘爷爷，别的事还好，若说岳爷一段件，犯鬼这里没有许多皮肉受刑，问来时，没有许多言语答应;一百个身子，犯鬼还嫌少哩。’”俗话说到难以辩解之时，有百口难辩之说，作者由此而联想开去，竟异想天开地使秦桧幻作一百个身子，才思之奇诡，令人惊叹。在作者看来，秦桧式的奸臣，历代不乏，奸佞卖国，是最为可恨的。作者还假秦桧之口嚷道：“咳! 爷爷，后边做秦桧的也多，现今做秦桧的也不少，只管叫秦桧独独受苦怎的?”这就更耐人反复寻味了，见得作者所感慨的，不独一朝一时，而是带有总体性的历史沉思。在第9回中，作者还对封建时代官僚权臣的结党营私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挖苦：“行者道：‘你做奸贼，不要杀西戎，退北虏;不要立纲常，正名分，有甚没功夫呢?’秦桧道：‘爷爷，我三日里看官忙，看着心姓秦的，便把银朱红点着名姓上，点大的大姓秦，点小的小姓秦。大姓秦的，后日封官大些;小姓秦的，后日封官时节小小儿吃亏。又有一种不姓秦又姓秦，不姓赵又姓赵的空着，后日竟行斥逐罢了。撞着稍稍心姓赵的，却把浓墨涂圈，圈大罪大，圈小罪小，或灭满门，或罪妻孥，或夷三党，或诛九族，凭着秦桧方寸儿。’”这段描写称得上是“结党营私经”，活画出任人唯亲、以权谋私者的心理情态，就是在今天，仍然是发人深省的。

《读西游补杂记》有云：“凡人著书，无非取古人以自寓。书中之事，皆作者所历之境;书中之理，皆作者所悟之道;书中之说，皆作者欲吐之言。不可显著而隐约出之，不可直言而曲折见之，不可入于文集而借演义以达之。盖显著之路，不若隐约之微妙也;直言之浅，不若曲折之深婉也;文集之简，不若演义之详尽也。”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和以时文为重的恶劣风尚，明清两代的有识之士多有见斥，《西游补》作者的批判称得上一刀见血。在号称“三千大千世界”的万镜楼台，行者由“天字等一号”镜看去，竟清清楚楚地看到放榜时的形形色色人物，无论立意还是写法，均可看作是后来蒲松龄和吴敬梓讽刺科考和八股制艺的精采描写之嚆矢。末了一段的犀利和尖刻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孙行者哈哈大笑道：‘老孙五百年前曾在八卦炉中听得老君对玉史仙人说着：“文章气数，尧舜到孔子是纯天运，谓之大盛; 孟子到李斯是纯地运，谓之中盛：此后五百年该是水雷运，文章气短而身长，谓之小衰;又八百年，轮到山水运上，便坏了! 便坏了!”当时玉史仙人便问：“如何大坏?”老君道：“哀哉! 一班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筋、无血无气之人，名曰秀才，百年只用一张纸，盖棺却无两句书! 做的文字更有蹊跷混沌：死过几万年还放他不过，尧、舜安坐在黄庭内，也要牵来! 呼吸是清虚之物，不去养他，却去惹他;精神是一身之宝，不去静他，却要动他! 你道这文章叫做什么?原来叫做纱帽文章! 会做几句便是那人福运，便有人抬举他，便有人奉承他，便有人恐怕他!”当时老君说罢，只见玉史含泪而去。我想将起来，那第一名的文字，正是山水运中的文字哩。’”这几近乎破口大骂。《聊斋志异》中的《司文郎》、《王子安》等篇，庶几与此相近。第11回写行者在节卦宫门看帐目时，又有“头风世界分出一个小世界，叫做时文世界”的描写，与第4回文字映带钩连，相映成趣，亦见作者匠心。作者的确是一位能文者，他随意兴挥洒，涉笔成趣。你看那三名廷对秀才的姓名，第一名柳春，取其柔弱之义也;第二名乌有，谓其无有学问义也;第三名高未明，暗寓不知所云义也。作者又善结造一种独家语汇，意显豁却又很幽默，富于创造性。如第1回描写行者写成“送冤”文字，高声朗诵，作者写到：“(行者)扯了一个‘秀才袖式’，摇摇摆摆，高足阔步，朗声诵念。”何等妙绝的一个“秀才袖式”，偏又加一个“扯”字，轻轻一笔，把个猴行者拿模做样的神态，画得入微传神。写行者驾云腾空，用“飞一个‘梅花落’”(第3回);写行者变成虞美人做撒娇样子，用“做一个‘花落空阶声’”(第7回)。尤其是巧妙地把书法术语改造来描写人物动态，更是别有情趣。第4回万镜楼中对着一百万面镜子，“行者暗暗称奇，只用‘带草看法’，一览而尽”。而第11回节卦宫看帐目时，又写行者“只用一个‘怀素看法’，一览而尽了”。至于第6回中写行者看到项羽时，在心里说“倒是我绿珠楼上的遥丈夫”，第8回写行者做阎罗天子时，心想：“我做人虽然直达，却是一时性躁，多致伤人。”这些描写，都堪称神来之笔，令人忍俊不禁。有了好的艺术构思，并构起了好的间架，还得要在行文时有丰富的色彩。这也是《西游补》所以耐看的一个原因。

《西游补》中尽管有些文字近乎直吐的快言，淋漓酣畅，芒角分明，但更多的还是采取曲折而深婉的笔法。作者在《答问》中开宗明义，指出“四万八千年俱是情根团结”，可以说全书从说牡丹偈至五色旗乱都是在写情。第1回劈头便是“鲭鱼扰乱，迷惑心猿，总见世界情缘，多是浮云梦幻”! “鲭”字有个“青”字边，他如“青青世界”、“青竹帚”、“插青天楼”，“乃至杀青大将军”、小月王(合起来是个“情”字)等，都是以“青”、“情”声形相近，来突出“情”字的。而“飞翠宫”、“绿玉殿”、“绿竹洞”以及“绿珠女子”、“丝丝小姐”(“丝丝”谐音“思思”)、“翠绳娘”等又是以绿色属青来婉转指“情”的。在第15回结尾处写五色旗乱，青旗最终落入玄旗，“倏然不见”，意在说情缘总归虚幻。作者虽以虚幻为结，却处处突出情的力量，风流天子、倾国夫人，还有楚霸王、虞美人，甚至西南山上迟到的毫毛行者，无论帝王、英雄、美人，直至无名小子，都无法逸出情天恨海。“三界”“六梦”，无非一个“情”字。“勘问宋丞相秦桧一案，斧钺精严，销数百年来青史内不平怨气;是近‘正梦’”(《嶷如居士序》)。这也是情之“范围天地而不过”者。就连举子放榜，无非功名富贵，自然也是一种“情魔”了。在作者看来这情是赶不尽、杀不绝的，被唤作“杀青大将军”的唐僧欲灭情，终不能脱小月王羁绊，落得个被蜜王(“蜜”亦有“情”意)斩下首级的下场。见得情之无往不在，且无法消灭。从这个意义上看，说“杀青大将军”指满清云云，的确是太牵强了。

我们知道，宋儒们精心构筑起来的理学，是束缚人们心灵的绳索，至明代更是变本加厉，走向极端，故人们称理学为宋明理学，或宋明道学。明代进步思想家们往往以情作为武器，针锋相对，去批判存理灭欲的理学，徐文长、李卓吾、汤显祖，乃至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颜元、戴震等，都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在他们看来，情不仅是性命之学(哲学)的思想基础，而且也是一种美学理想。比如汤显祖就认为创作的灵性是发乎情的，情即是艺术作品的神情风貌。《西游补》的“自然灵气，恍惚而来，不思而至，怪怪奇奇，莫可名状，非物寻常得以合之”(汤显祖《合奇序》)的浪漫精神，与汤显祖是相通的;其由外而内、由形式到内容都是以情贯之的神情风格，与汤显祖也是相通的。《西游补》作者亦是一位以情抗理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至于《西游补》中情缘终归于虚幻的思想，亦不奇怪。董斯张、董说父子均好佛学，斯张功名不遂，长期贫病交加，便欲到佛境中去求得解脱，耳濡目染，说亦曾“自悔不早出家”，父子二人佛家思想均很浓厚。汤显祖晚年亦笃于佛，言“无情无尽却情多，情到无多得尽么。解到多情情尽处，月中无影树无波” (《江中见月寄达公》)。人生无常，苦涩凄凉，汤显祖到晚年亦觉情是幻物，这在《南柯》、《邯郸》二记中不难看出。不过他到底不是一个彻底的佛教徒，那独有的灵性和啸傲的个性使然。《西游补》作者情况仿佛，故它应是作者晚年作品，说是斯张所作，若雨修订、整理庶几可信。尽管《西游补》作者佛教思想浓厚一些，但仍不是彻头彻尾的佛徒，作品中对人情物理的细致描绘以及对时政的认真干预可证。《西游补》无疑是一部个性鲜明的描写人情世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