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窗异草》解说与赏析

庆兰

清代乾嘉间诗人、作家长白浩歌子著《萤窗异草》共三篇十二卷，计一百三十三篇，共二十余万言。别有四编四卷，乃伪作。据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进步书局印行本，各编分别有梅鹤山人、清和月古吴缕馨仙史、仁和许康甫作序。然所谓“武林随园老人评”，人多疑其附会。

长白浩歌子，真名庆兰，字似村。满州镶黄旗人，姓章佳氏。家世三代簪缨，俱登宰辅。其祖尹泰，雍正间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其父尹继善，雍乾两朝，曾一督云贵、三督川陕、四督两江，累官文华殿大学士;其兄庆桂，嘉庆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加太保。可见其门第之高、家世之隆。时人尝云，以似村之才、之学，稍有志于功名，取显秩如拾芥。然而他却无意功名，仅以诸生出身，独居僻巷，以避车马，耽于吟咏，留心绘事。据《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四一载，他“独构老屋数楹……作小书室，环种以竹。性喜诗，每风清月白，抱膝孤吟，觉诗韵书香与竹声相应答，令人作秋水伊人之想”。

庆兰幼年时，父亲官两江总督，曾随任居金陵，以诗见许于袁枚，并与袁枚结下了深厚友谊，其后数十年书简往来，从不间断。在袁枚“性灵”说影响下，其诗以风韵见长，著有《绚春园诗钞》。另有一些诗作，被当朝诗人、两江总督铁保选入《熙朝雅颂集》。

他一生过着清寂的生活。据铁保回忆：“余与似村交最久，每过访，一鬅头婢应门引入室。见主人不衫不屣，案头诗一本，窗间竹数竿，别无长物。烹新茗一瓯，味极佳，不留饮，亦不答拜，曰：‘我无车马僮仆也。’ 其交游之落落如此。”以其显贵的出身，弃功名如敝屣，视利禄如浮云，而终以布衣身份，酷爱诗画，热心创作，仅五十余岁便离开了人世。铁保作《八旗通志》总裁时，将其列入《儒林传》。

庆兰虽孤芳自赏，然一贵介公子，品性高洁，钟于艺术，实在难能可贵。清代诗人张维屏对其品行高度赞赏，在《湖海诗传》中云：“似村爱兰而北地无兰，取以自名。”以兰为名，似有效法屈子之意，不流世俗的性格可见一斑。在《墨香居画识》中曰：“似村耽吟咏，画笔亦洒落无尘。”对其诗画风骨情韵给以高度评价。特别在《松轩随笔》中写道：“似村有句云：‘作客情怀君已惯，典衣风味我才经。’以贵介公子犹尝此味，何况我辈。”对他安于贫苦、不辍笔耕的精神，十分赞许。

庆兰在人们热衷于科举、汲汲于功名的封建盛世，又出身鼎族之家，却无视科举，粪土功名，其处世哲学，可谓上承魏晋人物，下继元明唯情论者、特别是反对汉宋理学、倡导人性解放的汤显祖、孟称舜、蒲松龄等作家，对他的思想的形成，有相当深刻的影响。通观其《萤窗异草》，似乎是《聊斋志异》的续编，大部分篇幅体现了唯情论思想，不少华章佳构，不乏人性觉醒与个性解放的光辉。

二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节“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中说：“若纯法《聊斋》者，时则有吴门沈起凤作《谐铎》十卷……，他如长白浩歌子之《萤窗异草》三编十二卷……皆志异，亦俱不脱《聊斋》窠臼。”所言大体恰当。

上海进步书局印行本《萤窗异草》的《提要》说：“全书大段似仿《聊斋》而典而不俗，繁而有致，空中楼阁，平视侧看唯恐其尽，较之仓山一老随笔挥写之《新齐谐》不啻小巫之见大巫。”此论指出了《萤窗异草》与《聊斋志异》、《新齐谐》 的相似之处。从创作态度上看，长白浩歌子似乎有别于袁枚的 “戏编”，在构思上更加用力;然在立意、经营、刻镂琢磨上，终于赶不上蒲松龄《聊斋志异》功力之深。

作为“志异”性质的小说，它的表现形式同《聊斋》的骋驰幻想是一致的。书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神仙鬼怪、花妖狐魅;所描写的环境，或蟾宫仙界，或荒陬冥间，或梦中幻境，或世外桃源。表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虽托意深远，但都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梅鹤山人在《萤窗异草》初编序中说：“说鬼搜神，事不必问其虚实;探迹索隐，文不必嫌夫诡奇。”并说它是“仰《齐谐》为谈宗，慕《虞初》而志续。”又说：“其搜求典坟，博览载籍，引今证古，发为伟论，非第为诗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对它的寓意与寄托做了必要的揭示，对它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其实，它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价值并不在搜求典故、博览载籍、引今证古、发为伟论上，而主要体现在那些塑造了鲜明人物形象、表明了作者的人生见解和进步世界观的生动故事中。这些或赏心悦目、或凄艳悲绝的故事，可以说是作者精神苦闷的象征，是他正在觉醒着的人性的呼喊，同时又是他对个性解放的强烈渴求，而这正是贯穿于《萤窗异草》这部交响乐中的主旋律。这也正是本文所要分析的重点所在。

长白浩歌子自幼结识了提倡自由地表现“自我”，表达真性格、真情感的著名诗人袁枚，深受其“性灵说”影响;同时在蒲松龄那人鬼狐妖的自由世界里获取巨大的精神营养。袁枚的“性灵说”，虽然作为一种诗论出现，但它来自左派王学的反理学精神和李贽的“童心说”，明显带有个性解放的色彩。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仅充满反礼教精神，而且响彻了人性解放的呼声。步袁枚与蒲松龄后尘的浩歌子，尽管创作的深度与广度赶不上袁、蒲，却与他们弹奏出了同样的时代音响。

承认并尊重个性，是人的自我觉醒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它一直是一个在社会桎梏下呻吟的时代儿。挣脱社会桎梏，要求个性解放，几乎是历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然而也是他们的一个“古老的悲哀”。在清代，袁枚呼出了他的悲哀，可惜他只在风花雪月、闲情逸致中寻求“自我”与“真性情”;蒲松龄较袁枚进了一步，他是带着强烈的不满乃至愤懑发出了富有激情的呼吁的。浩歌子效法蒲松龄，并以同样的形式与主调发出了呼喊，但与蒲松龄却有很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创作心态的不同。因其出身所限，使他的生活经历受到限制，思想深度受到影响。在反映人性解放这个伟大主题时，带上了鲜明的贵介公子的感情色彩。如果说蒲松龄的创作心态是更多的关注现实、关注他人的话，那么浩歌子的创作心态，则更多的是“自我抒解”。他的创作动机，并不像蒲松龄那样因生活遭遇中的是非善恶激起了身世之感，从而感喟万端，发为创作，以儆于世;而更多的是个人生命历程中感情与意志、理想与非理想之间的矛盾或是追求真善美的愿望激起的创作激情，当然也有因人际间的碰撞产生心理倾斜之后，想通过创作表明个人在家庭、社会乃至宇宙中的地位、以寻求心理平衡的动机。

对富有个性解放要求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最能拨动其心灵之弦的有两大问题，一是统治阶级的用人制度，二是爱情与婚姻。封建科举制度，对他们的个性发展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精神摧残。浩歌子对封建科举制度表现出明显的厌烦态度，对含辛茹苦的庸儒报以辛辣的嘲讽。三编内的《秋露纤云》，对戕害人性的八股取士制度作了酣畅淋漓的讽刺，并通过书仙侍儿秋露、纤云之口阐明了个人对治学及作人的态度。故事中的郁生，购买废园，折节读书，摒绝燕游之朋、谈宴之举，就连夫妻间也少通言笑，然而却少有长进。后来秋露、纤云与之邂逅，通过“义奥笔妍”、“别一艺趣”的文字交往，使其茅塞顿开，大有长进。秋露曾批评郁生说：“君固有志图南，惜乎重染腐习，将不免为斥鷃笑。夫欲成不世之才，原不关数行闱墨，矧务举子业以冀首肯于朱衣……奚必青灯独宿，皓首穷经?”并劝其摒弃陋室，别构名园，快目爽心，自足伐毛洗髓。从此酒兵茗战斗于宵，锄花种竹娱于昼，丝竹之声盈于耳，闺房韵事享于室。不久便觉心体流通，不啻脱胎换骨，成为清庙明堂之器。秋露、纤云“化钝为灵”、“化板为活”，挽救了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作者通过秋露、纤云之口，不仅表达了治学见解，而且表明了自己作为一个有真性情的人的人生理想。

爱情与婚姻这个人类生活中的永恒主题，是检验人们个性及人生态度的试金石。具有进步思想意识的浩歌子，对封建婚姻明显地抱着天然的怨恨。在他的笔下，通过众多的爱情与婚姻的描写，表现了自己进步的爱情婚姻观。不仅反映了“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个古老的主题，赞美了一系列“郎才女貌”的美满结合，而且以饱蘸激情的笔，热情讴歌了爱情的忠贞、痴情以及为获得自由爱情而舍生忘死的追求精神。初编内的《痴婿》，某家女貌美性慧，然而命运不济，十三岁父母双亡，寄居伯兄家，伯兄嫂以女为奇货可居，以百金聘于某巨家一痴儿。这位不幸女子没有向命运低头，她像《聊斋》中的小翠一样，柔肠千转、含辛茹苦，耐心调教男人，终于开启了他的性灵，使他既通人性，又有温情，夫妻琴瑟调谐，成了幸福的一对。三编卷4《卢京》，描写了两个情痴。优者卢京，名震京都。在京候选的某穷孝廉痴情于她，每场不避远近，不吝钱财，必往观看。“其来也，若睹名画注目不移;其去也，若送飞鸿，神往不已。一颦一笑皆随之”。场上名角纷沓，然而孝廉目之所见，耳之所闻，非卢莫属。卢年余始觉，先是窃笑，久而奇之，终为孝廉笃诚所感，而决然弃其所业，甘心以歌舞独奉孝廉，以谢相知。《聊斋》有情痴孙子楚(《阿宝》)，以情痴而获得阿宝的爱情。这里有两个情痴，皆以痴情而获得心灵的满足，表现了“爱情以相知为重”的进步爱情观，比那些描写“郎才女貌”的作品似乎更深刻。在封建社会，进步的青年男女，常常为争取爱情自由而付出极高的代价。浩歌子对此抱以极大的同情。初编内的《贾女》，贾女貌美，善琵琶，自选情人。其父盛怒之下将其裸而纳诸棺，生埋之。女死后强梁，仍与梁二哥琴瑟友之。三编内的《秦吉了》，某婢因私许梁生被主人鞭后生埋，梁生蹈发冢之嫌，冒开棺之罪，救活某婢，终成伉俪。对这些经过生生死死的斗争终于获得爱情幸福的情男情女们，作家寄予了极大的同情心。

在对男女爱情的描写中，浩歌子不惜以浓墨重彩歌颂妇智、妇德。在众多的男女主人公里，塑造了一批可歌可泣的妇女群像。有的温柔体贴，有的美丽善良，有的才华出众，有的智勇过人，有的天真活泼，有的性格泼辣，有的则敢作敢为，敢于自我牺牲。如《秦吉了》中的灵鸟秦吉了，为了玉成人事，以死殉之，羽族侠气，感动人寰。这些在幸福面前不怯步，在命运面前不低头的女性们的作为，对匍匐在封建礼教下的人们不是可以振聋发聩吗!

在婚姻问题上，赞美自由与解放，势必与封建伦理相抵牾。封建伦理的核心是一“孝”字，在浩歌子的笔下，“孝”字受到一定程度的嘲弄。尽管这种嘲弄是颇为温和的，但毕竟是对封建伦理投过了蔑视的一瞥，低吟出封建叛逆的声音。三编内的《宜织》，柳生与宜织相爱，父母却给他选了陆家女作配偶。他为了得到宜织，竟花钱买通一位算命先生，说陆女命中克死公婆，以此逼迫陆家退婚。柳生以行孝为名行破孝之实，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是在那样环境中所能采取的合法方式的斗争。作者以欣赏和庆幸的笔触，津津乐道地描绘了柳生计谋的得手、欺骗的成功。这难道不是对封建伦理的公开蔑视和否定么!

家庭伦理之外的婚外情爱，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存在于各种社会中。浩歌子的笔也伸向了这一领域。文艺作品，反映封建社会婚外生活的内容，多是纳妾、狎妓之类生活题材的艺术再现。但在浩歌子的笔下，却大部分是反映爱情婚姻斗争为内容的，它们与那些未婚者为争取爱情婚姻自由而斗争的故事一样，体现了他进步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追求。浩歌子对狎妓、调娼的浮浪男子做了无情的批判。三编内的《萧翠楼》中的萧公子，恒居妓馆，玩弄女性，从而受到冥间惩罚。鬼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生勾其魂到冥界充作男娼，使其倍受凌辱。这无异于给淫棍们的一记灵肉鞭笞。而对情投意合、相亲相爱的婚外恋，却以浪漫的笔调、艳丽的色彩、细密的抒情，通过栩栩如生的形象刻画，构成富丽堂皇的艺术殿堂，给人以赏心悦目的美感享受。这显然是他主张自由解放的爱情婚姻在那个时代的曲折反映。对此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适宜的。

《萤窗异草》除赞美了合理的取士制度、理想的爱情婚姻外，还描绘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王国。初编内的《翠衣国》有这样一段文字：“宫殿巍峨，城郭富丽，人无贵贱，皆衣翡翠裘，海中第七岛翠衣国也。……国王识礼义，通阴阳; 上大夫必能诗;中大夫必能曲; 下大夫亦能言，以捷给为才。”这实际是儒家所称道的尧舜政治的艺术再现。如果说“人无贵贱”是一种平均主义的小农意识的话，那么，以“捷给为才”，必能诗、能曲、能言者为用，则反映了作者在用人制度上的平等思想。这于出身贵族、其兄又是以捐官发迹的浩歌子来说，是多么难能可贵呵!

《萤窗异草》有不少篇幅记述了琐闻轶事，虽然是“不避杂芜，率意经营”，类似袁枚的《新齐谐》，但并不像袁枚所说“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感而发”。而是大部分篇章都有所讽喻，还有一些不乏深远的寄托。

三

《萤窗异草》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常常是激起作家创作的动力，浩歌子也不例外。他虽然出身于富贵之乡，却独居僻巷，不求闻达，与世人落落寡合，盖因在他的意识中存在着一个远远超出于现实的更高的人生理想。他的理想属于 “对自身本质的认识与尽可能多的占有”这一人性解放的伟大主题。他勤苦的创作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理想，并在理想的表达中进行“自我的抒解”，以寻求被现实挤得倾斜了的心理的平衡，以便将自己的心灵安置在自我认可的人生观与价值取向中。笔墨重点多半是在想象中抒解现实的积郁，表现个人内在的情愫与冲动——这便形成了《萤窗异草》的主要美学特征——富有“灵性”。

浩歌子数十年与袁枚邮简往来，诗歌唱和，属于性灵派的一位诗人。他的高深的文学修养和性灵派诗人的气质，使他的小说富有诗意的、自然的美。他的每一篇微型小说，一般都不平铺直叙，而有精巧的构思。三编卷1《挑绣》，一笔写二痴，男痴敦厚，女痴情浓，各有特色，属于双线式叙述，有效地压缩了时空，内部结构呈现逻辑排列的布局，胜过巧合的堆砌;初编卷4《夏姬》，以淫丧命，事关闺闱，特为曲笔，采用龙门叙事法，先略陈于前，再于中间点染，微露破绽，最后揭示原委，呈现委婉之姿;二编卷3《定州狱》，一系列的人物与事件，皆系于一双绣鞋。某女的丈夫以鞋肇事，某恶少因鞋取祸，定州太守以鞋断狱，轻巧而略带幽默;初编内的《郎十八》，以一首诗为故事线索，在文中出现四次，每次出现都各有用意。经过前次的铺垫，第四次才呈现全貌，不仅引人入胜，而且收到“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所有这些，新巧处而不使人觉其弄巧，用力时而不使人觉其着力。新鲜的立意与优美的形式相结合，精美而不破坏自然，浅易畅达而无雕琢之痕，造成一种“味欲其鲜，趣欲其真”的诗化的自然美。

《萤窗异草》虽然同《聊斋志异》一样，多取材于鬼怪狐魅，然而作者却不着力于超自然的离奇情节的经营，倒是精于人性化的描写;竭力减少故事渲染及有意营造的悬疑、减弱戏剧化与神秘气氛，而精心于诗意的意境的创造和人物心态的揭示，从而在笔墨间流露出类似于《庄子》浪漫色彩较浓的篇章中那种哲理性散文的“感兴”与“笔致”。如首篇《天宝遗迹》，刘瑞五力排众议，搜奇探险，终有所获的故事，将读者带进王安石《游褒禅山记》那样富有哲理之思的境界之中，难怪托名随园老人的评者说：“刻画奇诡，几与《聊斋》相埒。然曰喜事多奇，兼饶胆识，方可与此，则已得山水三昧矣。”初编内的《落花岛》对落花岛的描写：“山径皆落花，约寸许，特无隙地。踏花前进，滑软如茵褥，而香益袭鼻。……环瞩皆茂树合抱，花即生于其上。细玩之，诸色俱备，浓淡相间，香如庾岭之梅，而馥郁过之。有存于树杪者，则低枝似坠，绕干如飞。亦多含苞欲吐者，意盖四时咸有焉。……即山之层峦叠嶂，亦隐现花中，不以全面示人。”将青年人的理想的爱情生活放置在这样花团锦簇的境界之中，简直是一首动人的爱情诗。《萤窗异草》的环境描写，一般都不事铺张，不求形似，常常三言两语，点睛而已。初编内的《昔昔措措》，描绘苗乡景致：“一日迷踪深山，峭壁巉岩。入行鸟道，良久，始逾绝险。远望村墟，似有炊火，而深潭当路，犹须循岸而行 ……俄见对江有水筏，一人以长竹为擢，荡漾而来。”《柳青卿》描绘仙居：“须臾至一处，朱门洞辟，饰以金玉。有石兽二，高丈许。两楹燎巨烛，毫发毕见。又入之，回廊曲槛，皆悬绛纱笼，院中花竹森秀，清芬袭人。” 这样的文字，不作繁缛的形象描绘，只求勾画境界，颇得中国山水画“传神”之妙，成为构成小说诗情画意的重要笔墨。

《萤窗异草》刻画人物颇近魏晋笔法，简于外形描绘，而注重神情刻画，常常用极精约的笔墨传神写照，使人物神情毕现，栩栩如生。初编内的《柳青卿》，狐女柳青卿与戴敬宸相爱，戴伟躯硕腹，浓髭满颊。柳不愿以其丑相示家人，然众姊妹执意要见，柳只好以革复戴面，使戴“面部顿清，复无扰扰，眉宗忽判，不再蓬蓬”。众姐妹一见颇为敬慕。然戴性情豪放，不拘小节，酒后失言，露了马脚。“众姐妹笑剥其革，划然有声，甫及颏下，而庐山之真面目出。众美凝睇，乱草横生，飞蓬满目，不禁捧腹绝倒。”“乱草横生，飞蓬满目”，令人 “捧腹绝倒”数语，将一个满面髭须的硬汉形象点染得神情毕肖。

四

勿庸讳言，《萤窗异草》内容庞杂、瑕瑜互见，有不少不健康的东西。书中宣扬的“因果报应”、“宿命论”，儒家的“宗嗣”思想等落后意识，读者一目了然，无需一一指出; 而对其“妇女观”及“情爱心理”上流露出的不健康因素，读者则须仔细留意。作者笔下的女性，其智勇、其侠义、其胆识、其才干往往超过男子，表现为进步的妇女观，可同时又不自觉地把她们的一切优点描写成为男子服务的东西，表现出“大男子主义”思想。特别在两性生活上，不时流露出男子中心的情爱心理。不少热烈追求爱情幸福的女郎，似乎专为情爱而生，她们不明来历，飘然而至，与男子欢洽之后，溘然而去。来时不向男人提任何条件，也不索取任何报酬，去时不给男人留下任何麻烦或难题;她们个个都是妙龄佳丽，充满着青春的欲望和生命的活力，在追求情爱的欢洽时，都比男人主动、大胆、殷勤而热情。这些固然带有理想的、纯洁的爱情色彩，但是只让她们服务于男人，总不能不说是男子中心观的反映。更值得探讨的是，她们或不荐自来，或互相介绍，或二女同享一男，或群牝共事一雄，这既有妻妾制的阴影，也是倜傥男人风流自赏心理的自然流露。还有一些作品，在呼吁人性解放的主题之外，夹有人间欲望的满足感。运用奇特的想象，或在幽室、或在冥间、或在梦中、或在幻境，通过各种方式的际会，在今生获得“黄帝御千女而得仙去”的那样一种超现实的满足感。这似乎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意识但却失去了功名利禄的多感文人，精神苦闷的宣泄和心灵空寂的补充。当然，对待这样一种复杂的精神现象，我们只提醒读者仔细留意，而不便做多余的判断，因为对它做出任何粗疏或简单的评价都会欠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