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后传》解说与赏析

《水浒后传》解说与赏析

陈忱



《水浒后传》,是《水浒全传》的众多续书中写得最为出色的一种。早在18世纪末,此书就已传到了日本。当时,日本的著名作家龙泽马琴,就是在《水浒后传》的影响之下,激发了思想,创造出具有转折意义的“江户读本”手法,并以这种手法写出了第一部重要作品《椿说弓张月》。

《水浒后传》作者陈忱(约1613—?)是明末清初的通俗文学作家,字遐心,一字敬夫,号雁宕山樵,浙江乌程(今吴兴)人。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感情,明亡后不愿做官,依靠卖卜测字为生。曾与顾炎武、归庄等组织惊隐诗社,所作诗词感慨时事,风格刚健。除《水浒后传》外,他还有《续廿一史弹词》、《痴世界》曲本及诗文杂著等,可惜均散佚不传。从《水浒后传》第1回冠首诗“白发孤灯续旧篇”句来看,这部小说应是他晚年的作品。

读过《水浒后传》,就不难发现,作为《水浒全传》的续书,虽难与原书比肩,然而无论是在思想内涵的拓展上,还是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都有其独到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作者以满腔热情讴歌了三十几位幸存的水浒英雄和死难英雄的后裔,继承并发扬梁山好汉的精神,在黑暗的专制统治下再度起义的英雄业绩;在与统治阶级以及侵略者的殊死斗争中,英雄们大智大勇,可歌可泣,用其惊天动地事迹续写了梁山英雄谱。小说中以许多精采动人的章节,将李俊、燕青等英雄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作品格局紧凑,虽然几条故事线索交叉演进,朝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义军与朝廷、义军与外寇、朝廷与外寇、内陆与沿海、国内与海外,暹罗国内的忠与奸等诸多矛盾同时展开,但并不让人感到杂乱,相反倒觉得复杂曲折、翻新出奇。因此说,《水浒后传》是一部引人入胜、值得一读的作品。

从审美鉴赏的角度看,中国人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欣赏习惯;从审美心理角度看,中国人有着特殊的心理需求。这种习惯和要求。在《水浒全传》中,虽然获得了较大的满足,但仍然留有遗憾,这也许是《水浒全传》的续书接连不断行世的重要原因之一。按广大读者的习惯和需求来说,希望看到奖善惩恶的道德标准的实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愿意接受悲剧色彩很浓的结局。即使英雄死去,也要死得悲壮,而不能像《水浒全传》中的英雄们死得那样窝囊。同时,读者特别关心作品中的人物命运,尽管英雄人物战败或牺牲是出于无奈,但也要求作者写出英雄们不死的精神。中国古典小说的作家们,对于自己的读者心理是理解的,也是相通的。因此很多作品不是以大团圆结尾,就是让逝去的英雄升天成神。如《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诸葛亮等,《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父子等。《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也是基于此,向广大读者奉献了近三十万言的长篇续书。这部续书的最大特点,就是本着满足读者的审美心理要求,续写了水浒英雄的精神,并使这种精神发扬光大,而且取得了最后的理想式的胜利结局。

大凡读过《水浒全传》的人,都会在为英雄们惨遭杀害而洒下悲愤热泪的同时,对宋江等人的愚忠愚孝行为深表不满和遗憾,对轰轰烈烈的起义竟这样完结,心理上难以保持平静和平衡。而当你再读《水浒后传》时,审美心理需求得到了补偿,心理上获得了平衡。《水浒后传》以“阮统制梁山感旧”开篇,当时阮小七的心情是“将军战马今何在,野草闲花满地愁”。看似在写阮小七的心绪,实际是写出了作者、读者的心理。这也正是这部作品的主题立意的基点和起点。因为“大凡忠臣义士,百世流芳,正史稗乘为他立传著诔,千古不泯,如草木之根荄,逢春即发” (《水浒后传》第1回)。由此便引发出梁山泊所剩的三十二位英雄,“比前番在梁山上更觉轰轰烈烈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来,功垂竹帛,世享荣华,成了一篇花团锦簇的话文。使人见之,一个个欢欣鼓舞,快意舒怀,不禁拍案叫绝”(《水浒后传》第1回)。

作者采用先分后聚的手法,同时分头写出了孙立、邹衍等人在登云山举义,重新打出了梁山义旗;李应等在饮马川重举义旗;李俊等在太湖称雄。他们除了与官府继续斗争,还与入侵的金国征战。值得玩味的是,不仅梁山幸存英雄前仆后继,而且梁山英雄的后人也继承遗志投入义军行列,如花荣的儿子花逢春,宋清的儿子宋安平,呼延灼的儿子呼延钰,徐宁的儿子徐晟等。令人深思的是,不但梁山英雄及其子弟如此,而且就连当年与梁山义军仇怨甚深的人也改变了看法,转变了立场,参加了义军。如扈家庄的扈成,他上山入伙后,对前来攻打的官军将领——自己的师父栾廷玉劝说道:“先前只道梁山泊那班是亡命反寇,岂知一个个是顶天立地的好男子!”最终,栾廷玉在扈成的劝说下,也相机入了伙。(《水浒后传》第3回)正如李应所感慨的那样:“当年宋、吴等人未成此等大事,而今却有这个基业。” (《水浒后传》第13回)

作为读者,不但喜欢故事有头有尾,而且更希望看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水浒后传》满足了读者的这一审美习惯和心理需求。各路英雄大会师,并“驾长风群雄图远略”。(《水浒后传》第11回)泛海辟地,在暹罗国平寇除凶,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拥戴。最后,李俊受封称王,三十多位英雄冠袍加身。在金銮殿上,四美结良缘(《水浒后传》第39回),庆功宴上,“赋诗演戏大团圆”(《水浒后传》第40回)。

作者正是以群众的代言人的身分,不但写出了英雄的善始善终,而且还对假、丑、恶进行无情的鞭笞,实现了恶有恶报的道德惩戒,这在《水浒后传》的第27回作了集中的描写。由于奸臣弄权,残害忠良,遂致半壁丧倾,万民涂炭。朝廷降旨将蔡京、高俅、童贯、蔡攸四个奸臣削职发配,途经黄河时与李应所率抗金义军相遇。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李应、燕青等先是以宴请为名,将四奸“请”进大营,在对四奸进行一番戏弄之后,李应、王进、柴进、裴宣、燕青、樊瑞等控诉了奸臣的罪行,接着李应命撤开筵席,摆设香案,供上宋公明、卢俊义、李逵、林冲、吴用、花荣六人名号,众好汉一同拜了四拜,说道:“宋公明哥哥与众位英魂在上:今夜拿得蔡京、高俅、童贯、蔡攸四个奸贼在此,生前受他谋害,今日特为申冤,望乞照鉴!”李应的悲愤陈词,无异于对四贼的宣判书,说出了千万读者的心里话。最后李应说道:我今凛遵“大臣有罪,勿加刑戮”的祖训,也不加兵刃,只叫你们尝尝鸩酒滋味罢! 只听天崩地裂发了三声大炮,兵士齐声呐喊。这里两个服侍一个,扯着耳朵把鸩酒灌下。不消半刻,那蔡京等四人七窍流血,死于地下。众好汉拍手称快,互相庆贺。李应叫把尸骸拖出城外,任从鸟啄狼餐。从感情上说,对读者是一种满足,虽然是虚幻境界里的满足。

很显然,《后传》的故事离史实相去甚远,但却无伤大雅。正如泷泽马琴在《椿说弓张月》的注上说的那样: 这种历史上的非正确性是无关重要的,因为他们在历史方面的知识很浅,他们不会注意到这种错误,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好的行为会得到好的报应,而坏的行为一定会得到惩罚。我想,就是今天的读者在获得审美心理上的满足后,也不会再去计较历史究竟是如何的。

人们欣赏文学作品,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获得艺术上的享受,实现审美的愉悦和满足。那么,当人们读过享誉世界的古典名著《水浒全传》之后,再来读《水浒后传》,是否还能继续得到这种享受和满足呢?作者陈忱正是在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之后,才进行创作的。

首先,作者抓住了读者最关心人物命运这一重要审美心理,在原书的基础上续写水浒幸存英雄的命运,并在原来人物形象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人物的血肉灵魂。这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随时都有可能因艺术的才气和笔力的不足,造成狗尾续貂的结果。值得庆幸的是,《水浒全传》中的主要人物都已亡殁,所剩三十二人基本属原书中的二三流人物形象,这便为作者驰骋才华留下了余地。同时,栾廷玉、扈成、王进、闻焕章、费保、高青、倪云、狄成、花逢春、宋安平、呼延钰、徐晟、暹罗国主、奸相共涛等,不是原书顺笔一点的人物,就是《后传》新出人物,写来更无拘囿。

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集中笔墨,调动各种艺术手段,精雕细刻了燕青、李俊、穆春、乐和、李应、阮小七、扈成、共涛等主要艺术形象。燕青在《水浒传》七十回本中,虽名列天罡,而且是“天巧星”,但所费笔墨甚少,只有救主一段,况且地位只是卢俊义的一个奴仆。而在一百二十回本中,曾用两回(85回、110回)文字着力描写,从而使一位智巧过人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后传》把燕青作为主要人物形象来塑造,作者在燕青的智与巧上做文章。第24回写他智闯金营,面见道君皇帝,并献上青子黄柑,感动得这位皇帝老儿叹道:“朝内文武官僚,世受国恩,拖金曳紫,一朝变起,尽皆保惜性命,眷恋妻子,谁肯来这里省视! 不料卿这般忠义! 可见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如果说燕青在《水浒全传》中对卢俊义舍命相救属于尽忠主子的话,那么,这里甘冒险阻入虎穴面见被囚的皇帝就是具有爱国精神的大忠了。拾木夹救关胜一节,也是在写燕青的智与巧,为此作者用了对比衬托手法,先写燕青心知此木夹的重要用途,再写拾起那金朝军官掉下的木夹,取一大块银子丢在柜上,也不等找钱,抄小路如飞走出了城。杨林不解其意,说道:“要这东西何用?这般慌促!”第二天,就连戴宗见了木夹,也不知何用。待燕青说明后,杨林才恍然大悟道:“你真是天巧星,有这许多机变。”原著写燕青机巧,是以李逵等粗人为衬,这里以杨、戴作比,避去重复。写燕青救关胜时,作者忙里偷闲插入燕青救莫氏、卢氏二位安人的情节,其实并非闲笔,目的是写燕青的无私仗义,二安人说将女儿许配给燕青,燕青拒绝道:“若是这样说,我小乙无私也有心了。”(《后传》第25回)作者还用群星托月手法,写王进因不听燕青之计而遭惨败,月夜浩叹,“把一世英名都丧了”。这里是明写王进暗写燕青,因此凌振才对燕青说道:“你干的事出人意料之外,其实可敬!” (《后传》第26回)。第27回戏弄、处死四个奸臣的点子,也出自燕青。老将呼延灼说得好:“平日只晓得他巧慧,见机而作,不想有这副忠肝义胆,妙计入神! 我等只晓得上前厮杀,那里及得来!”总之,与原著中的燕青相比,《后传》里的燕青,已从一个忠仆成长为一位智勇双全、忠义兼备的军师兼大将军了。

对其他人物,如写穆春柳塘湾除凶报怨和喋血双峰庙的情节,其气氛之紧张,其画面之明快,其人物之活脱,其文字之简洁,几可与《水浒全传》争辉。

与人物性格相谐调的景物描写也比较出色。在第22回里,写戴宗、杨林去东京的路上,傍晚山村讨米充饥的情节。便是“杨林依道人说的路径走去,果是出了林子有座石桥。立在桥上,看那一带清溪潺流不绝,靠着山冈,松竹深密。有十余人家,都是草房,门前几树垂杨,一阵慈鸦在柳梢上呀呀的噪,溪光映着晚霞,半天红紫。下得桥来,人家有锁着的,有紧闭的,通不见个人影。到村尽处,一带土墙,竹扉虚掩。杨林挨进身去,庭内花竹纷披,草堂上垂着湘帘,紫泥垩壁,香几上小炉内袅出柏子清烟,上面挂一副丹青,纸窗木榻,别有一种情况”。如此清静幽雅,古朴天然,你道是何人所居?原来却是浪子燕青。与前边穆春杀妇的情节相比,这里是随着杨林的行走路线,目之所及,由远及近,由大到小,逐层写来。既让你领略欣赏林村夕阳的如画美景,又引出所要写的人物。燕青隐居在此,如同阮小七梁山怀旧、李应在家赋闲、孙立为官、顾大嫂开店一样,不但与原著相衔,而且所居所为更与人物性格相适。穆春的除凶喋血是续写这位疾恶如仇的血性男儿的质朴勇武,而燕青的隐居林村草庐,是写这位乖巧人的清高机变。看得出,《后传》中的一景一物一言一行,都不是闲笔冗词。

此外,《后传》在写人物的心理、神态的变化上,也颇有特色。不仅写出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情绪、心理,神态的倏息起落,而且随着情节的演进,情绪、心理、神态也相应有层次的递进,从而生动地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如第27回写众英雄鸩杀蔡京等四个奸臣的情节,除对话、动作极富戏剧化、很有影视效果外,蔡京等人的心理、神态变化也是由表及里,如影视的特写镜头一样,将其内心剖白于读者目下。先是燕青等到押差官寓所,“见蔡京等四人立着闲谈”,当听到李将军请他们去赴宴,蔡京寻思道:“想是门生故吏。世态炎凉,还有这等存厚道的人!”等到了李应的军营,“酒过三巡,蔡京、高俅举目观看,却不认得,忍不住开言道”。当听了李应一番话,蔡京等“踌躇不安,想道:‘请我们吃酒,怎说出这大帽子话来?’ 面面相睹,无言可答,起身告别”。在李应说出:“某非别人,乃是梁山泊义士宋江部下扑天雕李应便是”并“请奉一杯”,“蔡京等惊得魂飞魄散,推辞不饮,只要起身”。接着王进、柴进、裴宣控诉自己所受迫害,而且裴宣舞剑后弹剑作歌,使蔡京四人“面色如土”。最后李宣布为宋公明等英灵申冤时,蔡京等四人“尽皆跪下哀求”,当四碗鸩酒斟毕,四个奸臣“满眼流泪,颤笃笃的那里肯接”。从开始的“闲谈”到最后“颤笃笃”,四人的心理、情绪发展、变化轨迹,犹如荧屏上的心电图一般,清晰可见。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书中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是说作者与读者的审美沟通问题。作者的一片创作苦心之意,读者是否能真心领略。一个“解味”,道出了审美欣赏的真谛。中国传统的鉴赏理论中,总是用一个“玩味”的概念,其涵意的核心,就是在艺术审美中如何深刻理解作品的内涵。足见理解作品的意蕴乃审美欣赏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浒后传》对《水浒全传》的内涵开拓上,给人们提供了很多值得玩味的东西。

其一,是在忠君爱国方面。原著中,梁山义军的“替天行道”,主要是替皇上除奸,即所谓的反贪官不反皇帝; 虽然阮氏兄弟、李逵等也大叫皇帝轮流做,杀进东京夺了鸟位,但毕竟是没有领导决策权的少数人。最后接受招安,转而征剿其他义军,是宋江等主导思想的必然结果。而《后传》中,幸存英雄的再度聚义,不采取宋江的投降路线。《后传》里的英雄与朝廷中主战派联合,为的是抵抗异族侵略者,保卫的是祖国。燕青、李应等人也声明拥护皇帝,但这时的拥护皇帝与宋江的接受招安在内涵上是大相径庭的。因为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忠君与爱国便成为一体的了,这时的皇帝就上升为祖国的政治象征或偶像了。更何况,李俊等英雄们,只是与朝廷联合抗金,并非归顺朝廷。无疑,这位作者是代表了广大读者的意愿的。

其二,是英雄与皇帝的历史性反思。幸存英雄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统治者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不能对统治者抱有任何幻想,这是以众多英雄的生命换来的结论。所以,李俊入太湖隐居消夏湾,打鱼饮酒,图些快活;李应辞官重返独龙冈,甘做田舍翁;燕青隐居,逍遥自在,……因为他们明知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祸,所以燕青曾苦劝东人隐逸,东人欲享富贵,坚执不从,终于落得个死无葬身之地的悲惨结局。他们由隐到出,也是在遭到官府的继续迫害,如李应、李俊、乐和、孙立、杜兴、安道全、阮小七等;同时也是外寇入侵引发了英雄们保家卫国之心。特别是在宋江等被害以后,道君皇帝继续重用奸相佞臣,祸国殃民,使这些英雄更加认清了统治者的本来面目。燕青与杨林在驼牟冈金营中见过徽宗这个亡国君后,感慨犹深:“从来亡国之君多是伶利的,只为高居九重,朝欢暮乐,那知民间疾苦! 又被奸臣弄权,说道四海升平……一朝变起,再无忠直之臣与他分忧出力,所以土崩瓦解,不可挽回。”如果说这番感慨是对最高统治者而言,那么,乐和的认识就更深一层。乐和辅佐李俊开辟金鳌岛,物阜民安,李感慨当年宋、吴等人未成此等大事业,乐和则将此归结为朝廷上下的“奸邪忌妒”,邪不容正。倘若说作者写李俊到暹罗为王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毋宁说是对理想王国的一种追求和期望。

书中在写英雄们反思的同时,还写了三个皇帝的忏悔与反省。道君皇帝对燕青说:“天下贤才杰士,原不在近臣勋戚中。朕失于简用,以致如此。”钦宗说:“朕在东宫,深知此数人坏事,但是太上皇宠任大臣,朕初即位,未可骤改其政,以伤太上之心。今可将此数人暂行贬斥远方,俟金兵退后,再加诛戮。”高宗说:“朕久知宋江和卿等心怀忠义,为朝廷立功”,并说燕青“忠义过人,识见卓荦,朕铭于心”,遂赐号加封“忠贞济美”。联系起来,便可看到这样一条思路:承认错误、惩罚奸佞、为英雄平反。当然,这也许是作者的一厢情愿,但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反省,也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其三,是对正义事业的肯定和赞美。《水浒全传》以悲剧结局写出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必然,这虽说是对现实持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但在读者心理上总是罩上了一层阴影。《后传》创作于明朝沦亡之际,从抒发民族感情出发,作了弥补性的开拓。书中用了较多篇幅写李俊率领众英雄“驾长风群雄图远略”、“金鳌岛开基殄暴”(《水浒后传》第11回、12回)。除这两回外,后十回都是写李俊支持协助暹罗国王马赛真除奸平暴,以及国王被奸相谋害身亡后,在朝野的拥护下李俊做了国王的情节,使亡国的义士有用武之地。李俊等人并不是侵犯强掠,更不是采取军事的或政治的阴谋手段夺位称王的。而是与暹罗国王建立一种睦邻友好关系,并协助其与邪恶势力进行斗争。李俊最后做了暹罗国的国王,不但获得广大人民的拥戴,而且也得到了以前王妃为代表的上层人士的拥护。这就昭示了一种深层意蕴,表明了作者对现实的失望,不得不寻求一处世外桃源去实现英雄业绩。

作者为避免前后情节上的复沓,将英雄们的国内聚义、抗敌与海外建功立业交叉穿插写出。先是在第11、12回写英雄远略,再接写国内英雄除奸御寇,最后集中笔墨大书英雄们海外团聚。这种结构形式,读来令人感到既别致又自然平实。同时,多种矛盾的纠葛,既令人感到丰富多彩错综复杂,又感到紧凑简炼。

总之,《水浒后传》作为《水浒全传》的续书,不少方面有其成功处,在《水浒》续书中算是比较出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