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解说与赏析

李绿园

《歧路灯》是产生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一部长篇小说，共一百零八回，六十余万字。它描写主人公谭绍闻少年时为“匪人”所诱，荒废学业，腐化堕落，成为败家子;后来又在正派人物的辅助下改邪归正，重振家业的全过程。小说以此为主线，描写了各阶层的人物和广泛的社会生活。

《歧路灯》的情节结构可分为三大部分：第1—12回为第一部分，先介绍谭氏旧宦门第和谭孝移为人处世、交友读书、功名举业情况; 然后叙写谭孝移赴丹徒敦睦族情，被保举为贤良方正，赴京候选。告病回乡后，一病不起。临死嘱咐儿子谭绍闻“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这是全书引子和故事情节初步展开部分。第13—82回为第二部分，写谭绍闻的堕落过程，是故事发展和高潮部分。第83—108回为第三部分，写谭绍闻改邪归正，家业重振，是故事的结束部分。

小说着重描写的是谭绍闻如何一步步堕落下去的。谭绍闻生于一书香门第，祖上做过河南灵宝县知县，以后数世“书香相继，列名胶庠”。父亲谭孝移是选拔贡生，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谭绍闻七岁读书，由于父、师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教育，到十二岁已会背诵《五经》。学院的经书考试，名列前茅。这个将来可做“阁部名臣”的少年十二岁时，父亲进京候选，良师离去，母亲王氏没有见识，为他请了一个品行不端的教师侯冠玉，对他放纵，而且施以不良的教育：主张把八股文“读熟，学套，不愁不得功名”;还叫他阅读《西厢记》、《金瓶梅》，从中学习各色“文法”。在父亲死后的三年时间，侯冠玉的不良影响越来越严重，使谭绍闻荒废了学业。到了十六岁时，他“人大心大，渐渐的街头市面走动起来，沾风惹草，东游西荡，只拣热闹处去晃”。这是开始堕落的阶段。十七岁起，他与表兄王隆吉、公子盛希侨、无赖夏逢若结拜为兄弟，便开始了嫖赌。起初“总觉心下不安”，以后便乐不思蜀，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虽经父执程嵩淑等正派人物的匡正和县令的教诲，自己也曾立志改过，但在“匪人”的引诱、母亲的护短和贪官的包庇下，终于完全堕落。这是堕落越陷越深的阶段。从二十五岁起，到三十岁止，谭绍闻家境败落，债台高筑，穷极无聊之际，受夏逢若的怂恿，他在自己家里开赌场，窝娼妓。后来又引来一个道士烧丹灶，想点石成金，结果被骗走二百三十二两银子;还在夏逢若的怂恿下找来一个小炉匠在家私铸铜钱。这是他完全堕落，走上犯罪的阶段。

作者描写谭绍闻的堕落，虽然观点是封建正统的，但是描写真实，因为符合封建地主阶级没落的趋势，有其社会历史的根据。对于父母如何教育子女，子女应如何严格要求自己，也有普遍的启发教育意义。至于谭绍闻后来改志换骨，奋发读书，又加上本族兄长的提携，谭绍闻父子功成名遂，家业重振。作者在这后一部分倾注淑世的主观意图，发挥了封建“纲常彝伦”教科书的作用。

小说的发生时间虽然放在明朝嘉靖年间，但实际上反映了18世纪中后期清代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意识。首先，作品宣扬了封建的教育思想、纲常伦理和为人处世之道。第11回谭孝移有一段话说道：“子弟初读书时，先叫他读《孝经》及朱子《小学》，此是幼学入门根脚，非末学所能创见。王伯厚《三字经》上说的明白：‘《小学》终，至《四书》。《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是万世养蒙之基。如此读去，在做秀才时，便是端方醇儒;到做官时，自是经济良臣;最次的也还得个博雅文士。”他还反对“专学八股”、“急于功名”，这段话很有代表性，是针对不正派教师侯冠玉的教学方法而说的，因为侯的主张恰恰与他相反。侯还叫十一、二岁的孩子读《西厢记》和《金瓶梅》，谭孝移暗自惊呼：“杀吾子矣!”侯冠玉的教学方法固鄙陋荒唐，谭孝移的“幼学目不睹非圣之书”的正统教育方法也不见得合理。苏霖臣作了一本《孝经图说》的书，不但谭绍闻及其子兴官喜欢看，而且家中妇女个个喜欢看。作者此刻也忍不住而要站出来说话了：“这不是苏霖臣的书好，只为天性人所自有。”忠孝节义是纲常伦理的根本内容，作品为之描画了一些忠臣、孝子、节妇、义仆的形象。作者对君臣大义极为重视，描写谭孝移被保举为“贤良方正”，进京候选，就是为了尽忠。京城的房主人柏永龄也给他说君臣大义，引罗仲素的话说：“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又说：“韩昌黎云：‘天王明圣兮，臣罪当诛。’这九个字都说到文王的心窝里。”这已是宣传愚忠愚孝。宗族的人伦关系是封建地主阶级极为重视的内容，小说一开始就写丹徒老家的谭绍衣派人来请谭孝移去修家谱，以敦睦族情，实际上是为了维护和扩张家族的势力和权益。二十年后，谭绍衣做了荆州知府，谭绍闻这时家道败落，便想前去打抽丰。小说在以后的情节中描写了谭绍衣对谭绍闻父子一再提携。

作者对于科举制度并不否定，只是揭露其弊端。最显著的弊端是“专弄八股”，作品中所写凡是“专弄八股”的人都是不学无术的人，如侯冠玉就是;还有祥符县副学陈乔龄不会拟四个字的匾额;张类村是个优等秀才，不会撰写屏文。另外是考试作弊，如盛希侨为其弟希瑗迎亲时脸面好看而在乡试时“开发枪手，打连号谢仪共花费一千有零”，果然中了个副榜。作者通过正派人的言论表现了重视读经史，穷经致用的主张，这在科举盛行的时代，比那些腐儒和品行不端的人主张专弄八股还是略胜一筹的。

作品对清官是歌颂的，对官场的贪污现象给以无情的揭露。在描写清官时又往往与理学联系在一起，因为清官往往是崇奉理学的。娄潜斋做官以后，人人说他是青天老爷，他又是“正经理学”。程县尊有“县包爷”之称，崇奉理学，亲祭韩节妇，以振纲常。卢学政不但“是个理学名儒”，而且是个“秉公校士”的清官。其他清官虽不明言其与理学的关系，但其崇奉理学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理学在明清时代是官方哲学，是统治的思想。如荆县尊“爱惜民命，扶持人伦”;边玉森能为死者申冤，勤于政事;谭绍衣“慈祥居心，狷介励操”;季伟勤劳辛苦，为民爱戴等等。

至于官场上下贪污受贿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保举贤良方正要看被保举者的家底是否丰厚，因为这“是很花钱的营生”。谭孝移被保举后，王中和阎楷拿了五十两银子先在各衙门的礼房书办处一一打点。巴庚酒馆赌博出了人命案子，谭绍闻怕牵扯到出官受审，转托邓三变向知县行贿：谢仪二百两，礼物价一百九十七两。衙门受贿不论地方和朝廷，都是一样。谭绍闻参与防倭寇有功，得到保举引见，因为“银子不到书办手”，遭到种种刁难。盛希瑗为他暗垫二百四十两行贿，才得到引见。书办小吏如此，大的选官补缺，贪污行贿已是公开化了：“称那银子，不说万而曰‘方’，不说千而曰‘几撇头’”，由此可见吏治的黑暗。

作品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特别对市井无赖邪恶行为的揭露，也是令人注目的。市井无赖是社会的渣滓，他们中有帮闲、篾片、流氓、赌棍等，以坑骗、偷窃为生。像夏逢若、张绳祖、王紫泥这些官僚地主破落子弟也加入了这帮蛆虫的队伍。他们窝娼开赌，引诱良家子弟去赌，弄得倾家荡产。谭绍闻被他们诱骗得债台高筑，而且被逼得两次出外逃债，一次上吊寻死。巴家酒馆是“赌博的剥皮厅”，布商的儿子窦又桂偷着到那里去赌，输掉一百三十两银子，被父亲打了一闷棍，虽未致命，但羞愧难当，上吊而死。谭绍闻开赌场，土豪恶少管贻安来赌，还把霸占的良家妇女雷妮窝藏在谭家，雷妮的公公寻找雷妮，自缢在管家门楼。这些蛆虫扰乱了社会秩序，制造了种种罪恶，作者愤怒地谴责了他们。

在艺术上，《歧路灯》是有相当成就的。它描写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的典型形象不少，如谭绍闻、盛希侨、夏逢若、张绳祖等，他们都是世家的堕落子弟，但性格又各有不同：谭优柔寡断、意志薄弱，盛粗鲁骄纵、奢侈豪爽，夏刁钻坑骗、卑鄙无耻;张老奸巨滑、心狠手辣。谭孝移、娄潜斋、程嵩淑、张类村、孔耘轩、苏霖臣六人是好朋友，他们各具性格特点，程嵩淑曾对之有所评论：“类老慈祥处多，断制处少;耘老冲和处多，棱角处少;我便亢爽处多，周密处少;即如移兄在日严正处多，圆融处少;惟娄兄有咱四人之所长，无咱四人之所短。”他没有评论苏霖臣，从苏的为人看，当是谦虚处多，爽快处少。这些特点都很确切，也可见作者对其艺术成就的自负。

作品的情节结构也有特色。首先是以主要人物谭绍闻为主线来反映广泛的社会生活，因此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很少有散漫之处。其次是情节的发展也相当曲折生动，如谭绍闻一步步走上歧途，日趋下流，颇为读者担心;夏逢若、张绳祖对谭绍闻的诱骗手段每次各有不同，对读者都有吸引读下去的力量。再次是在情节的发展中常有心理的描写，也很显著。

此外作品描绘了18世纪的商业活动、婚丧礼仪、科举考试、官场宴饮、戏曲演唱等等场景，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作者李绿园，名海观，字孔堂，绿园为其号。祖籍河南省新化县，其祖父李玉琳迁居宝丰县，是个秀才。其父李甲，也是庠生。绿园生于康熙四十六年(1708)年，卒于乾隆五十五年(1791)。十三岁应童子试，但不知何时成为秀才的。三十岁考中乾隆丙辰 (乾隆元年，1736)恩科乡试举人。四十二岁开始撰写小说《歧路灯》，连续写作近十年，以出仕辍笔。从五十一岁起，舟车海内三十年，足迹遍及冀、鲁、川、黔十个省份，官位很低，至六十六岁时始任贵州印江县知县。六十八岁返乡，又开始续写《歧路灯》，两年后完成。前后历时三十年。书成，以各种抄本流行。1924年洛阳出现清义堂石印本。1927年由冯沅君标点、冯友兰校阅，北京朴社排印本只刊出二十六回。至1980年始有栾星校注、中州书画社出版的一百零八回全本。此外他的著述尚有《绿园文集》(佚)、《绿园诗钞》(四卷)、《拾捃录》(十二卷，佚)、《家训谆言》 (一卷)。

李绿园深受程朱理学影响，因而主张文学要“道性情，裨名教”，“惟其于伦常上立得足，方能于文藻间张得口”(《绿园诗钞自序》)。可见他是一个载道派，把文学作为宣扬宗法伦理、纲常名教的工具，这在《歧路灯》中表现得很明显。在他载道思想中也有一些积极的因素，如民本思想和德治的主张，因而关心民瘼，爱国爱民;如穷经致用，尚实求真，因而见解通达，重视现实，在艺术创作方面，便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忠实于现实生活的反映。

李绿园写作《歧路灯》晚于《儒林外史》，而早于《红楼梦》。这三部长篇小说都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表明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发展至此达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