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马谡》解说与赏析

马谡在《三国演义》中，所占篇幅不大(从第87回出现到第96回处斩)，但却获得了长久的艺术生命，至今仍活在人们的言谈笑语中。对于对他的最后处理——处斩，长期以来，人们从明法与用人的两个不同角度立论，争议不休，以至于今;就是在今天，它依然是个有活力的议题。在当时，蒋琬赞他是“智谋之臣”，司马懿则说“乃庸才耳”;孔明既赞他“饱读兵书，熟谙战法”，又责他“马谡无知，坑害吾军”。他献攻心策，得服南人;施反间计，司马懿遭贬：作出卓越贡献。但又误失街亭，全军败绩，几致主帅孔明被俘。既是有功之臣，又是有罪之人;既是谋略家，又是大话将军;既是人才，又是庸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成为《三国》人物画廊中的一个别具特色的艺术形象。

《三国演义》以善于写战争为特色。它写战争总是以人物为中心，写人物又以情节为完成性格的重要手段。它不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通过生动、丰富的情节去塑造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设使没有弹琴退仲达，也就谈不上孔明之智;若无拒谏失街亭，也就不存在马谡之妄。它很少有细致的肖像描写、心理描写或景物衬托，但一个个性格化的艺术形象，却生气盎然，跃然纸上。或许这正是我们民族文学的小说艺术的特征之一。

不少论者指责《三国》的缺点之一是： 人物性格缺少发展。这是一种按现实主义艺术原则提出的要求和批评;我们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但如仔细审视，仍见后期的曹操、孔明、刘备等重要人物，都还是有着一定程度的变化。若关羽、马谡更是有着显明的发展： 关羽由气盛至刚愎自用;马谡由饱学而成为教条主义者。由于他性格的恶性发展，终至酿成失地杀身的悲剧。

在历史上有两类人出了名：一是因建功成名，一是因犯错出名，马谡正是由于失守街亭问斩，才名传百世。他的事迹虽然不多，但事例典型，他能够作为一个成功艺术典型站立起来。关羽、张飞还有一些“卧蚕眉，丹凤眼”或“豹头环眼”之类的寥寥数字的长相勾勒，而马谡是什么样的长相，在小说里都无从得知，可是一个夸夸其谈，狂妄自大的教条主义者形象，却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探其究竟，主要是凭生动的情节和对话来完成的。

马谡长于理论，短于经验，巧于运筹，拙于行动的基本性格特点，已见于史籍，历史上的马谡，“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但同时有“言过其实”的缺点。在艺术家的笔下他成了一个教条主义者的典型。

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的马谡，也曾出过不少好主意，以他的军事理论知识为他的集团立过功。建兴三年，孔明南征，马谡奉主上敕命，携酒帛前来军次劳军。孔明向他问策，他头头是道地分析了南人的特点及其形势，颇得孔明赞赏，从此马谡做了参军，遂随孔明一起南征。三擒孟获时，马谡用计，又受孔明的夸奖：“汝之所见，正与吾同。”依计而行，取得预期的胜利。进一步取得孔明的信赖。曹睿既立，司马懿掌握了雍凉兵权，孔明引为后患。马谡看清曹睿对司马懿素怀疑忌，便用反间计予以离间，使司马懿几乎掉了脑袋，终于被削职回乡。孔明兴奋地说：“(懿)今既中计遭贬，吾有何忧?”这一功可不小啊!嘉靖本在孔明第一次出祁山时，与王朗对阵叫骂，在王朗大段陈词后，这样写道：“蜀兵闻言，叹之不已，皆以为有理，孔明默然不语。蜀阵上参军马谡自思曰：‘昔季布骂汉高祖，曾破汉兵。今王朗用此计矣。’”可知马谡是位颇有书本知识的饱学之士。然而，他虽然“才器过人，好论军计”，可是缺乏生活实践;他虽然“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却又缺乏实战经验。理论与实践在他身上脱了节，便陷进教条主义的泥沼之中。功劳，学识，都成了他骄傲自大的资本。成绩，赞扬，在促使着他目中无人，唯有我高，自我意识膨胀;理论应用上的成功，反而助长着他言过其实，纸上谈兵的思想作风。一个个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失却了心理的平衡，这成了他性格发展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街亭一战，金玉灰飞，败絮全露矣。马谡失街亭处斩，则是一个空头理论家的悲剧。

刘备临终嘱咐：“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先主驾崩永安宫时的留言，已为马谡之败打下伏线。街亭败北，马谡犯了双重错误： 一为思想上的错误。骄傲轻敌，狂妄自大，违背了孔明惟谨慎的军事思想。既不把敌人放在眼里，说什么：“休道司马懿、张郃，便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又笑”丞相何故多心也?量此山僻之处，魏兵如何敢来!”完全错估了形势。表现在行动上：一违孔明“下寨必当要道”之令，二拒王平“不能屯兵山上”之谏。果然魏军断汲水道，山上无水，蜀兵自乱，街亭失守。二为理论上的错误，开口孙子，闭口兵法，他屯兵山上的理论有两条，一是“凭高视下，势如破竹”;再一条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便是不知通变，不顾具体情况地死搬教条。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形势下，置之死地则难生!作者通过这些典型事例，成功地塑造出一位骄傲自大、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军事指挥官马谡的形象。

作为一个艺术典型，马谡有着他长久的艺术生命。嘉靖本有这样一段话：孔明看到王平派人送来街亭防务图本后，拍案大惊曰：“马谡真匹夫，坑陷吾军，早晚必有长平之祸也。”满腹兵法的赵括纸上谈兵，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 一战，断送赵卒四十万。可见早在战国时代，已有了马谡式的将军。李卓吾《批评三国志》第95回说：“马谡妄自尊大，一味糊涂，一味自是，及魏兵围定，莫展一筹，惟待救兵而已。极似今时说大话秀才，平时议论凿凿可听，孙吴不及也;及至临事，惟有缩颈吐舌而已，真可发一噱也。”可见明代亦有马谡式的大话秀才。马南邨在《燕山夜话·说大话的故事》里，列举了不少好说大话的人，其中第一名便是马谡。马谡可称得上是位说大话的人的典型。从战国到明代，从明代到今天，马谡式的人物一直在我们的国土上游荡着，其典型意义，应该说是久远的，深刻的。

马谡失街亭问斩的这段历史事实，本身就很生动丰满，富有戏剧性，特别是富有悲剧性。按史传记载：马谡“兄弟五人，并有才名，乡里为之谚曰：‘马氏五常，白眉最良。’ 良眉中有白毛……”谡兄马良对蜀屡建大功，与刘备交厚。后随刘备伐吴，于彝陵遇害。小说里，在彝陵战中，马良是往还于刘备与孔明之间，即前线与后方之间的联络人物。把他的死改在孔明南征之初，且放在暗场，仅用“马良新亡”四字一带而过，未能突出马谡的“烈属”身份。史籍记载：马良与孔明曾约为弟兄，孔明年长，良呼为尊兄。孔明与谡为世交，“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襄阳记》说：“谡临终与亮书曰：‘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是何等苍凉动人的场面! 于公于私，马氏与刘氏、诸葛氏三家之情谊关系是如此之深厚!小说对马谡的家庭身世、社会关系这样富有人情味和生活气息的素材未能作充分利用，以加深其作品的人情味、悲剧性及其生活气息，良为可惜!只有政治、军事大事，缺少生活小事，人情风物，致令作品日常生活气息不浓，可说是《三国》的一大缺陷。这或许与民族化的发展历史阶段不无关系，这时的讲史小说，在题材上，写的尚不是平常人，而是英雄传奇;感情意识上还不能切入一般人的生活深层，着力描写的多半是军事的人，政治的人，而少是人性的人，普通的人，从我国小说历史的流动总体中去考察，或许这是一个不可跳越的必由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