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拍·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解说与赏析

《两拍·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解说与赏析

这篇小说见于《拍案惊奇》卷1。

小说的故事源于周元玮的《泾林续记》。但与原著相比,凌濛初作了较大的改动。他不仅改变了主人公的姓名,添加了许多情节,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作品的主旨。在《泾林续记》中,周元玮把闽广的一些泛海商人视为 “奸商”,予以否定。在凌濛初的笔下,泛海商人张大等被描写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的正面艺术形象。

凌濛初生活的时代,在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李贽曾说:“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皆其所好而共习,共知而共言者,是真迩言也。” (《李氏文集》卷九《明灯道古录》卷下)又说:“且商贾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结交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焚书》卷2《与焦弱侯》)正是在这股进步思潮涤荡下,晚明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已改变了我国传统文学中为富不仁的“奸商”和“重利轻别离”的行商等传统的模式,还其以士、农、工、商“四民业异而同道”(《阳明全书》卷25)的本来面目。请看《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二刻拍案惊奇》卷1)中凌濛初对商贾的作用和禁商危害的评析:“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 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 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最是那不识事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粜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作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自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惧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的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越高。” 在这段话中,作者并不否定商人的“趋利”本性,但又肯定了他们的经商活动能缓和粮荒、平抑物价。这种对经商活动的肯定,是时代赋予凌濛初的智慧,也是他创作《转运汉遇巧洞庭红》的重要思想基础。在《叠居奇程客得助》(《二刻拍案惊奇》卷37)中,他更进一步认为:“商贾为第一生业,而科举反在次第。”在这种重商思想的影响下,原先的那种“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旧观念已让位于“经商也是善业”等新的价值取向。这一点,在《转运汉遇巧洞庭红》中同样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作者描写“波斯胡”宴请众海商,排座位时,“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文若虚因为没置办货物,只得“坐了末位”。后来“波斯胡”发现了他带来的价值连城的鼍龙壳,又把文若虚尊为头一席。这些形象化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当时人们新的价值观念。

凌濛初在《〈拍案惊奇〉序》中非常推崇冯梦龙的“三言”,认为是“颇存雅道,时著良规”的佳作。他所说的“雅道”和“良规”显然是指市民理想中的伦理标准和道德观念。在利欲横流的晚明社会,不少人为了聚敛财富而巧取豪夺,甚至不惜杀妻弑父,采用各种残忍的手段,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凌濛初对此十分不满,所以,《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在肯定经商立业的人生道路时,还赞扬了文若虚对财欲的“知足”。小说结尾处,作者特意让获得了意外富贵的文若虚说:“不要不知足,看我一个倒运汉,做着便折本的,造化到来,平白有此一主财爻,可见人生分定,不必强求。” 而张大等人皆说:“文先生说得是,存心忠厚,所以该有此富贵。” 综观全篇,作者在表现文若虚的“忠厚”品格上,确是下了一番功夫。当海船回国时,商人们劝文若虚买一点货物回去“换大利钱”。他说:“我是倒运的,将本求财,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今承诸公挈带,做此无本钱生意,偶然侥幸一番,真是天大造化了,如何还要生利钱,妄想什么?”凌濛初对此评道:“知足之人,宜有后福。”类似的描写,在小说中还有多处。凌濛初一再赞扬文若虚 “忠厚甚”、“平心甚”,如果我们联系小说“入话”中强调的人生发迹是“时也、运也、命也”的思想,会在这种宿命论的背后,同时看到作者对道德沦丧的社会现实的某种反抗和批判。

运用对比的方法结构故事,是话本小说常见的艺术技巧,《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可说是一个成功之例。作者在结构故事时,一是将文若虚发迹前后的“极贫极苦”和“百万巨富” 的生活作对比。小说在叙述文若虚出海前,特意安排了一节他经营扇子生意的“百做百不着”的情节,以说明这位“倒运汉” 的处境维艰。这和小说结尾处写他“子孙繁衍,家道殷富不绝” 的结局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由倒运——转运——乘运的历程中,凸现了作品的主题。二是将文若虚和张大等泛海商人作对比。如张大等人都在海外购买了大量“洋货”带回国内,以便觅取大利钱。而此时的文若虚已经有了用“洞庭红”换得的近千两银子,但他“不曾购得一件海外物事”,而且对张大等人的劝说执意不从。海船泊于荒岛,众人不出去,只有文若虚独自“抖擞精神,跳上岸来”,发现了龟壳等等,这都有利于衬托出文若虚的忠厚和对钱财的“知足”。另外,小说中的两段“天空”和“荒岛”的景物描写,渲染了经商者的艰险生涯,也有力地烘托了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