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牛图

唐·韩滉作

纸本设色

纵二○.八厘米

横一三九.八厘米

藏故宫博物院

是图无作者款印,本幅及后幅上有赵孟頫、孙克表、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画在纸上的绘画作品,纸为麻料制作,乃唐纸的特点。

韩滉是唐代德宗朝宰相,天资聪明、神干正直,出入显重,周旋令猷,出律严肃,万里无虞。明汪砢玉《珊瑚网》评曰:“史称其在德宗朝奏假无言,深得相体,矧出将又得统镇之制,此全人矣。”令人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位高官显贵的“全人”,却尤好图田家风俗,人物水牛曲尽其妙。宋《宣和画谱》著录韩滉作品三十六件,其中表现农村生活与生产的就有二十四件。这大概体现了他察解民情、不忘农耕之意,也可以说是他为官的观念的显示。据记载,他在镇守江南两浙地区任内,组织人民“治水养鱼”,而且深入山乡,与老农“共商癯田肥料”。这些都说明他对当时农村的生活有所了解,也是他绘画创作的生活基础。他的画,与张萱、周昉所表现的绮罗人物有所不同,两者似不可比,把选材重点从宫廷、豪门生活扩大到当时的农村,这是我国风俗画发展中的一大进步。韩滉描写农家风俗的绘画,至今存世的只有这幅《五牛图》。

此图虽为长卷形式,但所画的五头牛却各自独立,除一丛荆棘之外别无景物描写。牛的姿势各异,中间一头作正面,其他四牛皆作自左至右的行走动势。第一牛似欲俯首啮草,头面扭向正面,身躯肥壮;第二牛昂首前行、步履稳健、体格高大,惬意地挥甩着尾巴;第三牛正对画外站立,神色专注,张口鸣叫,似有所见;第四牛回首却步,伸舌舔唇;第五牛头系红络,粗矮墩壮,似立似行。

为了表现牛的性格,作者使用了出色的、富有特性的线条。这种线条用枯淡涩笔勾出,笔不畅而意畅;线型粗短,随牛的解剖结构而起伏变化,准确表达出了黄牛粗厚的毛皮、劲健的筋肉的质感和温厚老成的性格。作者用线很少,因此每一笔都要求富于表现力,同时线条组合上的形式美感亦十分强烈。如正面向外的第三牛,牛的耳和角作横势,运用密集的竖线表示脖颈与肩胸的结构关系,形成横与竖、疏与密的对比。再如第五牛,身躯用线很少,在外轮廓构成的大面积空白中,勾出一排肋骨线以稍作形式上的打破空白格局,画脖颈时根据牛颈皮的褶皱结构用密集的长短线将头部的深色和躯干的浅色加以过渡,形成自深至浅、自密至疏的变化。对于勾线墨色,亦有丰富的处理,并非一色贯穿,其浓淡、干湿变化根据形体结构和画面对比需要而行。如第一牛,最浅色的墨线在近于白色的肚皮处,其他大部用淡墨线,其浓淡度恰当掌握在表现黄牛的毛皮色度上。在牛大腿骨节、尾根、四蹄、耳尖、角节等处施以重墨线,眼、鼻处施以焦墨线,造成主次分明、变化丰富、质感强烈、浑然一气的线描效果。这里的线描用笔是自由豪放不拘一格的,描脊骨时粗拙顿挫,勾睫毛时细如毫发,画褶皱时畅如流水,写尾端时挥如散帚。明李日华在《六研斋笔记》中评《五牛图》:“虽着色取相,而骨骼转折筋肉缠裹处,皆以粗笔辣手取之,如吴道子佛像衣纹,无一弱笔求工之意,然久对之,神气溢出如生,所以为千古绝迹也。”

画家用色看似清淡无奇,但却十分得体,五头牛毛色一一不同。现实的黄牛,品种虽多,但色相变化不多,图中三头黄色两头深褐色基本是最典型的毛色。三头黄色之“黄”各不相同,第一牛是中黄,第四牛是浅黄,第五牛是深黄。为了避免呆板的毛色等间变化,作者将两头黄色并在一起,同时为了不失于雷同,又采用深浅两头并列以拉开色阶差异。两头深褐色的对比变化又不采用黄色的变化形式,而是一作均色,一作花色。花色牛的花斑点染生动,大色片和小斑点交错互补。全图用色虽简单,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丰富多彩。

以牛为描绘题材在古代是常见的,但就造形准确生动而言,韩滉于唐代所达到的高度确非前代可比,亦为后代画牛者提供了范本。作者笔下的牛是生活中活的牛的再现,没有扎实细致的写生基础和长期的技巧练习是表现不出来的。五牛的一举一动、一俯一仰皆有灵气,身躯前宽后窄、肩高臀低、腹部圆大等特征都极合形体规矩。腿蹄的一屈一伸、一翻一侧甚体实情。牛角虽为不经意处,但也各不相同,有的弯曲如轮,有的横伸一线,有的并排前翘,有的挺如双钩,有的八分向上。

五牛图

《五牛图》最成功处在于为牛传“情”,从它们不同的姿势、各自的眼神,我们似乎感受到它们的憨诚、哀怨、沉着、放达、执拗的性格,作者实际上通过体察牛的脾性,将人的感情带入笔端,刻画出了富有人情味的牛的性情和形象。当我们对图流连注视之时,甚至能感受到那种牛的毛汗之气、鸣叫喘息之声。《宣和画谱》评道:“昔人以谓牛马目前近习,状最难似,滉落笔绝人。”这就是韩滉的难能可贵之处。他表达出了牛与人的生活不可分割的关系、表达出了对社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牛的喜爱之情。

《五牛图》用简明扼要的线描语言和清净晕淡的色彩语言所表述的动物造形方法,是中国古代动物绘画的典型样式,其生动传神的写实成就绝不逊于西方古典绘画的同类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