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三十章）
13.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1）。”请益。曰：“无倦。”
译文
子路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自己先带头做，然后让老百姓勤劳地工作。”子路请求多说一些。孔子说：“不懈怠。”
注释
（1）先之劳之：俞樾《群经平议》：“谓先民而任其劳也。天子亲耕，后亲蚕，皆其事矣。……下文子路‘请益’，而告之以‘无倦’，盖先任其劳则易倦，故戒之也。”
感悟
请参见《论语·颜渊》12.14章感悟。
13.2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1），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译文
仲弓担任季氏采邑的总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先责成下属各司其职，不计较他们的小过错，提拔贤才。”仲弓说：“怎么了解贤才并提拔他们呢？”孔子说：“提拔你所了解的；你所不了解的，难道别人会埋没他们吗？”
注释
（1）先有司：邢昺《论语注疏》：“言为政当先委任属吏各有所司，而后责成其事。”有司：属吏；掌管某方面事务的小吏。
感悟
无论是诸侯之宰还是卿大夫之宰，皆总管一切政务，若事必躬亲，则往往顾此失彼而不胜其劳。善为政者，宜将各种具体事务交付有关部门的官员，让他们各司其职。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载：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
面对皇上关于“全国一年中判决的案件有多少？”“全国一年中钱粮的开支收入有多少？”的提问，右丞相周勃因不知详情而急得汗流浃背，只好谢罪说“不知道”。而左丞相陈平也不知详情却处之泰然，只回答一句“有主管的人”。因为在他看来，“陛下若问判决案件的情况，可询问廷尉；问钱粮收支的情况，可询问治粟内史”。在皇上看来，陈平或许是在狡辩，于是问道：“如果各自有主管的人，那么您所主管的是些什么事呢？”陈平回答：“主管各位大臣。陛下不知我才智低劣，使我勉强担任宰相的职位。所谓宰相，就是对上辅佐天子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养育万物适时生长，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爱护团结百姓，使卿大夫各担负其职责。”孝文帝于是称赞他回答得好。这个故事，似乎可以成为孔子所谓“先有司”的注脚。
有司各司其职，由于各种原因所致，难免出现一些小过错，在上位者需要有一颗包容之心，允许下属犯点小过错，并且不予计较。如此，则惩罚不滥施而人乐于谋事。如果有过必罚，则将使得人人自危，一切皆将以避过远罚为处世原则，而不再积极谋事与做事。如此，则怎么能够治理好政事呢？
有司各司其职，关键是要选拔好人才，让德才兼备的人才充当有司，因为只有贤才才有能力“司其职”。如何选拔人才呢？关键是知人善任。只有先知人，然后才能善任之。把自己了解的贤才提拔上来，其他在上位者也把自己了解的贤才提拔上来，如此，则人才济济矣。人才济济，各司其职，何愁不能治理好政事呢？
13.3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1）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2）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3）；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4）；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5）而已矣。”
译文
子路说：“如果卫君等待您去治理政事，您将先做什么事？”孔子说：“如果要我治理政事的话，那就先订正名分吧！”子路说：“您竟然迂腐到了这种地步啊！怎么订正？”孔子说：“仲由你真粗野啊！君子对于他所不懂的，采取存疑的态度。名分不正确，言语就不会顺当合理；言语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之教就不会通行；礼乐之教不通行，刑罚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所以君子给某个事物命名，一定可以说出理由，说出的理由一定行得通。君子对于自己所说的话，是不马虎的。”
注释
（1）必：如果；果真。必也：单独为一分句，假设的内容往往承前而省略。“必也”承前面的“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而来。正名，订正名分、名称，使名实相符。（2）阙如：缺而不言；存疑。（3）兴：举办；通行。皇侃《论语义疏》：“兴，犹行也。若国事多失，则礼乐之教不通行也。”（4）中：得当；中肯。（5）苟：苟且；马虎。
感悟
一 必也，正名乎
孔子倡导“以礼治国”，各种礼仪制度的设立，皆以序尊卑、明贵贱、别亲疏为准则，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数”即差等。礼仪制度能够使人各安其位，各尽其职。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名与实已不相符，孔子认为，若要以礼治国，就得给各种礼乐制度“正名”。孔子的“正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循其名而责其实，以纠正那种名不副实的现象，二是准确区分不同概念的内涵，以纠正那些混淆概念的错误认识。
第一，循其名而责其实，以纠正那种名不副实的现象。觚是酒器，原本为上圆下方，有四条棱角，后来改为圆筒形，没有棱角了，但仍然叫做觚。这就是名不副实了，如果要正名，那么这种圆筒形的酒器就不应该叫做觚。所以孔子感叹道：“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6.25）意思是“觚不像觚了，这不是觚啊！这不是觚啊！”
诸侯的礼服是朱色即大红色的，朱是正色，紫是杂色。孔子之时，有的诸侯却用紫色做礼服。《韶》、《武》、《雅》、《颂》皆为正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3.25）意思是孔子评论《韶》乐说：“音乐美极了，并且内容好极了。”评论《武》乐说：“音乐美极了，内容没有达到完美。”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9.15）意思是“我从卫国返回鲁国，然后才把《诗经》的音律校正好，使《雅》、《颂》各归各类”。孔子之时，郑国流行淫靡之音，所以孔子“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论语·阳货》17.18）。意思是“我憎恶紫色替代了大红色，憎恶郑国的音乐扰乱了典雅的正乐”。
君当行君之道，臣当尽臣之职，如果君而失其君之道，则为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职，则为虚位。这也是名不副实，或者说是名存实亡。春秋时期，子弑父，臣弑君，权臣僭越，国君无道，诸侯争战，天下大乱。孔子认为，这一切皆源于礼崩乐坏，因此要重整礼乐次序，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正名”。正名不仅可以使事物名实相副，还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如果名与实错乱，则势必导致国家的动乱；如果正名，就可以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各守其道。例如：“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12.11）所谓君君，就是君要像君，意思是君的所作所为要合于君道。所谓“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其所作所为皆应合于臣之道、父之道、子之道。齐景公奢侈无度，穷兵黩武，实行严刑峻法，已经不像君了，或者说他已经背离了君之道。所以孔子提醒齐景公要注重为君之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以说是孔子倡导正名的核心内容。
第二，准确区分不同概念的内涵，以纠正那些混淆概念的错误认识。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论语·子路》12.20）“闻”与“达”有相似之处，即都具有一定的名声，所以子张把“达”理解成“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意思是“在朝廷做官一定有名声，在卿大夫采邑做官一定有名声”。孔子以定义的方式来给二者正名，其步骤是：第一步明确指出子张的“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只是“闻”而非“达”；第二步阐述“达”的内涵，达应该是“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意思是“所谓通达，是品质正直而崇尚道义，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论并观察别人的脸色，一心想着对人谦让”。强调正直、好义、察言观色、下人。朱熹《论语集注》云：这些都是“内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审于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于内，不求人知之事”。第三步阐述“达”与“闻”在结果方面的区别：“达”的结果是“在邦必达，在家必达”。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卿大夫采邑做官，都遇事行得通。这正如朱熹所说：“德修于己而人信之，则所行自无窒碍矣。”“闻”的结果是“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表面上装作仁德而行动上违反，以仁人自居而不怀疑。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在卿大夫采邑做官，都一定会骗取名声。朱熹《论语集注》云：这是“善其颜色以取于仁，而行实背之，又自以为是而无所忌惮。此不务实而专务求名者，故虚誉虽隆而实德则病矣”。由此可见，“达”与“闻”虽一字之差，却相隔千里。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13.14）冉有为季康子的宰臣，从季氏的私朝回来。孔子问他说：“为什么回得这么晚呢？”在冉有看来，季氏为鲁国执政上卿，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皆为政事，所以他回答说：“有政事。”意思是政事太忙，所以回得这么晚。然而在孔子看来，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国君之事才可以叫做政事，至于季氏之事，那只能叫做私事、家事。你所说的“有政”，只不过季氏的私事、家事罢了。由此可见，冉有错误地把“事”当成“政”，混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孔子则加以纠正，国政为政，家事为事，从而以正“政”与“事”之名。
二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
请参见《论语·为政》2.18章感悟。
13.4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1）。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2）。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3）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译文
樊迟请求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请求学种蔬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去了。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小人啊！统治者好礼仪，老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恭敬；统治者好道义，老百姓就没有谁敢不服从；统治者好诚信，老百姓就没有谁敢不说真话。如果做到这些，四方之民就会背负着幼儿来归附了，哪里用得着自己种庄稼呢？”
注释
（1）为圃：种菜。圃：菜园子。（2）用情：说真话；说出实情。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情，情实也。言民化于上，各以实应。”（3）襁：背小孩用的宽带子。
感悟
此章长期为人所诟病，甚至被看成孔子鄙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铁证”。余以为不能这么简单地去理解孔子的意旨。孔子并不鄙视劳动，他自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9.6）。意思是“我小时候贫贱，所以学会了很多卑贱的事”。“吾不试，故艺。”（《论语·子罕》9.7）意思是“我没有被任用，所以学了一些技艺”。虽然这些“鄙事”和“艺”为乘田、委吏以及其他一些小技艺等，并不是种庄稼、种菜之类的劳动，但已经不是“君子”所为了，因此孔子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论语·子罕》9.6）意思是“在上位的人有这么多技艺吗？当然是不多的”。那么孔子为什么因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而说樊迟是小人呢？我们认为：孔子是以一个教育家的身份来看待樊迟的请教的。
作为教育家，“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7.25）。意思是“孔子以四项内容教育学生：古代文献、社会实践、忠于职守、诚实守信”。这“四教”实际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习古代文献，即“文”，如《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二是社会实践，学习各种技能，即“行”，如礼、乐、射、御、书、数等；三是学习做人与品德修养，即“忠信”，又例如：“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1.7）意思是“尊敬贤人不重美色；侍奉父母，能竭尽自己的能力；侍奉君主，能献出自己的身躯；与朋友交往，言而有信。（这种人）虽然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学习过了”。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什么是人才？第一，必须具备和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第二，光有书本知识还不够，还得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把书本知识“文”转化为实践技能；第三，必须培养和具备良好的品德。孔子所行“四教”就是为了培养既具有文化知识，又具有实践技能和良好品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是“修身、齐家和治国平天下”的贤才。孔子辛辛苦苦把学生教育出来，把他们培养成人，本希望他们去求仕治国而造福百姓，譬如子路；或去推行其学说，譬如曾参；或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譬如颜渊。若要治国，学生学成之后，当然就必须就业。孔子时代，所谓就业，主要是指士在诸侯那里谋得一官半职，或在卿大夫那里做家臣。只有这样才能把平时所学发挥出来，从而实现其治国安邦的理想，造福于民。
《论语》里两次记载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答曰：“爱人。”又问什么是知（智），孔子答曰：“知人。”樊迟不理解什么是“知人”，孔子又告诉他“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12.22）。“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13.19）樊迟所问“仁”与“知”，实乃为政之学问，能够治国安邦，造福于民，是大学问，故孔子耐心为之解答，可谓诲人不倦。
然而樊迟在受过孔子的“高等教育”之后，居然要去学习种庄稼和种菜，孔子怎能不生气？这在孔子看来，其不妥有四：第一，此非我所传授的内容，因此你得去问“老农”和“老圃”。正如本人是教古汉语的，若有学生问我如何擦皮鞋，此非我所传授的内容，我会以“你去问擦鞋匠吧”答之。第二，孔子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15.32）意思是“君子谋求学问不谋求衣食。耕种，难免挨饿；学习，俸禄就在其中。君子担忧学问不担忧贫困”。由此可见，耕种不如学习。耕种只能解决一时的温饱，甚至还难免挨饿；学习则能掌握治国安邦的才能，所以子夏云：“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19.13）意思是“学习而有余力就可去做官”。做官就会有俸禄，有俸禄则可衣食无忧。耕种与学习，孰轻孰重？不言自明。第三，作为教育家，孔子希望学生能够胸怀大志，造福更多的人。事有大小，有使统治者“好礼”、“好义”、“好信”之事，也有“稼穑”、“为圃”之事，孔子把前者看成君子之事，把后者看成小人之事，虽然有失偏颇，然而二者之间实在价值悬殊：前者能够治国安邦，能够使老百姓归附。这与儒家所倡导的以天下、国家、王道、历史为己任的价值取向和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是相符的。后者只能养家糊口，最大的贡献也只不过多缴点租税而已。樊迟为何要舍大就小呢？第四，樊迟向孔子“问仁”、“问知”之后，最终放弃此为政之学，而欲去从事简单劳动，岂不叫人感到悲哀？试想一想：如果现在一个本科生，在大学读了四年，所学专业是导弹技术，毕业之后他居然向老师请教怎么种庄稼，怎么种菜，或者怎么卖茶叶蛋，你不觉得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吗？你不觉得是教育的失败吗？或许有人会端出大道理：大学生种庄稼怎么啦？种菜怎么啦？卖茶叶蛋又怎么啦？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也是转变就业观念，提高学校的就业率。然而，必定会有三种人为此而感到悲哀：大学老师为此感到悲哀，既然你要去种庄稼、种菜或卖茶叶蛋，为何还到我这里学习四年导弹技术啊？父母感到悲哀：我们含辛茹苦供你四年，指望你学有所成，成就一番大事业，没想到还是跟我们一样种庄稼、种菜和卖茶叶蛋！邻里乡亲感到悲哀：看看他吧，读了四年大学学习导弹技术，还是回家种庄稼、种菜和卖茶叶蛋！这大学还真没必要读啊！孔子当时的心境，或许跟此三种人类似。如果孔子在天有灵，他面对后人对他的责难，或许会这样感叹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鄙视劳动！
13.5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1）；使于四方，不能专对（2）。虽多，亦奚以为？”
译文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好；出使外国，却不能独自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注释
（1）达：通达。这里指把政事办好。（2）专对：随机应变而独自应对。
感悟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所收集的是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公元前11～前5世纪）的民歌和朝庙乐章，共305篇，“三百”是取其整数而言之。从内容来看，《诗经》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祭祀颂歌、周族史诗，有反映农事、战争、徭役、讽谏、宴飨、爱情等方面的诗歌。《毛诗大序》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正因为《诗经》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功效，所以《诗经》几乎成了当时士大夫的必读书，成了人际交往和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重要工具。
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载：“卫侯如晋，晋人执而囚于士弱氏。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晋侯兼享之。晋侯赋《嘉乐》。国景子相齐侯，赋《蓼萧》。子展相郑伯，赋《缁衣》。叔向命晋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齐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郑君之不贰也。’国子使晏平仲私于叔向，曰：‘晋君宣其明德于诸侯，恤其患而补其阙，正其违而治其烦，所以为盟主也。今为臣执君，若之何？’叔向告赵文子，文子以告晋侯。晋侯言卫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国子赋《辔之柔矣》，子展赋《将仲子兮》，晋侯乃许归卫侯。”意思是卫献公到达晋国，晋国人把他抓起来关在主管刑狱的大夫士弱的家里。秋季，七月，齐景公、郑简公为了卫献公的缘故到达晋国，晋平公同时招待他们。晋侯赋《嘉乐》（《诗经·大雅》之篇名，今本作《假乐》）之诗。该诗首章曰：“嘉乐君子，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晋侯赋《嘉乐》这首诗，表示对齐侯、郑伯的友好。国景子是齐侯的相礼者，赋《蓼萧》（《诗经·小雅》之篇名）该诗第三章曰：“既见君子，孔燕岂弟（岂弟，同恺悌，和乐平易）。宜兄宜弟，令德寿岂（岂，恺也，快乐）。”国景子赋《蓼萧》这首诗，表示晋、卫为兄弟之国，应该友好。子展是郑伯的相礼者，赋《缁衣》（《诗经·郑风》之篇名）。该诗共三章，每章末两句皆为“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餐）兮”。子展赋《缁衣》这首诗，表示希望晋君看在齐侯和郑伯亲自来到晋国的份上，答应他们关于释放卫侯的请求。叔向要晋侯拜谢齐君和郑君，说：“寡君敢拜齐君安定我国先君的宗庙，拜谢郑君对晋国没有二心。”国景子派晏平仲私下对叔向说：“晋君在诸侯中宣扬他的明德，担心他的忧患而补正他的过失，纠正他的违礼而治理他国家的动乱，所以能够成为盟主。现在为了臣下而逮捕卫君，怎么办？”叔向告诉赵文子，赵文子把这话告诉了晋侯。晋侯举出卫侯之罪，派叔向告诉齐君和郑君。国景子赋《辔之柔矣》（此为佚诗），意在表示晋侯应该宽宏大量来安定诸侯，就像用柔辔来驾驭刚烈之马。子展赋《将仲子兮》（《诗经·郑风》之篇名），该诗每章分别以“将仲子兮，无逾我里”、“将仲子兮，无逾我墙”、“将仲子兮，无逾我园”开始，子展赋《将仲子兮》这首诗，表示晋君逮捕卫君，将导致诸侯的议论，人言可畏。于是晋侯允许卫侯回国。
《诗经》具有典雅性，因此贵族们往往通过“赋诗”和“引诗”来使得自己的语言表达具有一种高雅的风格；《诗经》具有委婉性，因此贵族们往往通过“赋诗”和“引诗”来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某种愿望或者委婉地拒绝他人的某种要求。齐侯和郑伯向晋侯请求释放卫侯，整个交际过程，他们几乎都是通过“赋诗”来委婉地表达各自的意思的，最终达到了释放卫侯的目的。由此可见，《诗经》在当时的流行和普及，以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巨大作用。
正因为《诗经》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功效，所以孔子倡导学习《诗经》要做到学以致用。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16.13）意思是“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这是阐释《诗经》对于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效果的作用。既然如此，学习《诗经》，就要善于运用《诗经》来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和交际效果。所以孔子强调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熟读《诗经》三百篇，把政事交给他，却办不好；出使外国，却不能独自应对。虽然读得多，又有什么用处呢？”而对于那些善于“专对”的使者，孔子则大加称赞。例如：“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论语·宪问》14.25）意思是蘧伯玉派使者问候孔子。孔子与他一起坐下然后问道：“蘧伯玉先生在做些什么呢？”使者回答道：“先生想减少自己的过错然而还没有做到。”使者退出之后，孔子说：“好一位使者啊！好一位使者啊！”“使乎！使乎！”就是孔子对使者善于辞令，能够权衡事实作出合适的应答的赞美。
当今不少大学生，专业知识不可谓不扎实，然而实际运用能力却相当薄弱。我们应该从孔子的“诗教”中获得启迪，注重大学生能力的培养，否则其结果就是：读书四年，授之以事，不会干；走向社会，不会交际；虽然书本知识多，又有何用呢？
13.6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译文
孔子说：“在上位者行为端正，即使不下命令，老百姓也会照着做；他自身行为不端正，即使下命令，老百姓也不会听从。”
感悟
请参见《论语·为政》2.1章感悟。
13.7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1）。”
译文
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情况犹如兄弟，大致相同。”
注释
（1）鲁国是周公之后，卫国是周公之弟康叔之后，春秋时两国皆比较衰弱混乱。当时卫国父子争夺君位，鲁国则由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三家卿大夫控制朝政。所以孔子说：“鲁国和卫国的政治情况犹如兄弟”，意思是大致相同，差不多。
13.8 子谓卫公子荆（1），“善居室（2）。始有（3），曰：‘苟合（4）矣。’少（5）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译文
孔子谈论卫国的公子荆时说：“善于治家。刚有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增加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齐全了。’有许多家产，就说：‘差不多十全十美了。’”
注释
（1）公子荆：卫国的公子，名荆，字子楚。（2）善居室：善于治家。皇侃《论语义疏》：“居其家能治，不为奢侈，故曰善也。”（3）有：这里指有财物；家产。（4）苟合：差不多够了。苟：苟且；差不多。合：足够。（5）少：稍微。
感悟
卫国的公子荆善于治家。刚有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够了。”稍微增加一点家产，就说：“差不多齐全了。”有许多家产，就说：“差不多十全十美了。”由此可见，公子荆的治家之道在于家产够用则可，不求奢侈，始终保持一颗恬淡与平常之心。大凡善于勤俭治家的士大夫，在执政时也往往具有廉洁奉公的美德。据《左传·昭公三年》载：当初，齐景公要为晏子更换住宅，说：“您的住房靠近市场，低湿狭小，喧闹多尘，不能居住。请允许我给您换个明亮而干燥的住所。”晏子辞谢说：“您的先臣（意思是我的先人）住在这里，以我的才德是不能够继承祖业的，我住在里面已经过分了。”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晏子、萧何等皆贵为相国，居处却如此简陋。由此可见，他们廉洁奉公的美德与其不求奢侈的治家之道密切相关；他们所秉持的俭以养德、俭以传家的理念，乃古代有识之士的治家良方。
如果治家贪求奢侈，而自己的欲望永远不能满足，那么就可能像《老子》所指出的那样：“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9章）“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老子》44章）这是为什么呢？《老子》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46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58章）因此，“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44章）。“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46章）
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人们大多追求豪华奢侈的生活享受。这种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往往容易使人从政则导致贪污受贿，经商则导致不择手段。当然，我们并非苦行僧，更何况人人都有追求美好而幸福生活的权利和欲望，只不过我们在希望自己过上美好而幸福的生活时，也希望自己在物质追求方面保持一颗恬淡与平常之心。这样或许可以不至于迷失自我。
13.9 子适卫，冉有仆（1）。子曰：“庶（2）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译文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驾车。孔子说：“人口真稠密啊！”冉有说：“已经人口众多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说：“已经富裕起来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教育他们。”
注释
（1）仆：驾车。（2）庶：众多。
感悟
孔子所倡导的仁道，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人民的重视。“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20.1）重视人民，就要使得人口得以繁衍。因此当他看到卫国的人口众多时，就情不自禁地感叹道：“庶矣哉！”冉有说：“已经人口众多了，又该做些什么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富裕起来的先决条件是要解决温饱问题，所以孔子重视粮食问题。“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12.7）当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时，孔子毫不犹豫地答道：“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使老百姓信任政府。”民富之后还得教育民众，这是孔子“先富后教”的治国主张。
《管子·治国》也有类似的主张，管子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孟子·梁惠王上》对孔子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说道：“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汉书·食货志》云：“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
20世纪70年代，中国虽然人口众多，但仍然非常贫穷落后。这时面临着“既庶矣，又何加焉”的抉择。邓小平同志于70年代末开始领导实行改革开放，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3～64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71～172页）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飞速发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也相应提高了，然而却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诸如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也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已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这时又面临着“既富矣，又何加焉”的抉择。1996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团结和动员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此可见，孔子“先富后教”的治国主张在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3.10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1）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治理政事，一年就可以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
注释
（1）期（jī）月：这里指一周年。期：周期。朱熹《论语集注》：“期月，谓周一岁之月也。”
感悟
孔子的志向很大，一是希望“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语·尧曰》20.1）。意思是“谨慎地审定度量衡的标准，整顿已废弃职守的官府工作，全国的政令就会通行了。复兴衰败灭亡的国家，承续已断绝的后代，提拔隐居的人才，天下百姓就会心悦诚服了”。二是要做到“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13.16），“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5.26）。
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50岁时，当了鲁国中都宰，一年之后，升为司空（管营造），接着升为司寇（管司法），成为了卿大夫。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55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代理宰相）。
孔子做了几年的官，政绩显赫。例如：在国内，他出任中都宰只一年，四方的官吏都效法他。孔子做了大司寇之后，鲁国“涂不拾遗”。此可谓誉满鲁国。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侯在夹谷（山东莱芜市）举行友好会晤，齐国想乘机以武力劫持鲁君。孔子时任鲁国司寇，他预料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于是他以盟会司仪的身份参加会见。鲁定公与齐景公互相作揖谦让而登坛。宴饮献酬之礼完毕后，在将要举行奏乐仪式时，“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齐景公曰：‘诺。’”于是齐国早已布置好的那些莱夷乐人打着旌旗，挥舞羽毛、彩缯，手持矛戟剑盾，击鼓呼叫而来，企图劫持鲁君。这时“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下令撤走）！’”过了一会儿，“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于是艺人侏儒就嬉戏而登坛。孔子快步进去，一步一级台阶地往上登，离坛上还有一级台阶时，说：“匹夫而胆敢蛊惑诸侯的，罪该诛杀！请命令有关官员执行！”有关官员只好施加刑法，艺人侏儒都被处以腰斩而手足分离。齐景公恐惧而震动，知道礼义不如鲁国，回国后大为惊恐，对他的群臣说：“鲁国大臣用君子之道来辅佐他们的国君，而你们只是用夷狄之道来教我，使我得罪了鲁君，怎么办？”有关官员上前回答说：“君子有了过错就用实际行动来道歉，小人有了过错就用花言巧语来道歉。如果您真的对此感到恐惧，就用实际行动去道歉。”于是齐景公就归还了所侵占鲁国的郓、汶阳、龟阴之田来道歉。此可谓名震诸侯。
诸侯国尤其是鲁国的近邻齐国，害怕鲁国任用孔子而成霸业，于是“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18.4）。季桓子把齐国送的礼物收下，沉溺于女乐，怠于政事，于是孔子辞官离开鲁国去了卫国。由此可见，孔子一生求道，倡导君子人格，虽然以治国安邦为己任，但是他认为君子做官取之有道，他拒绝阳货的邀请就是明证；他讲究做官的原则，如果君主或执政者昏庸，他宁肯辞官，他辞去大司寇之职就是明证。这就是孔子的政治操守与人格魅力。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辞官之后，“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起初卫灵公想任用孔子，并且按照孔子在鲁国时的俸禄“亦致粟六万”，后来由于听信谗言，卫灵公最终还是没有任用孔子。后来孔子再次适卫，“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以孔子在鲁国执政的政绩观之，孔子此言不虚。可惜孔子生不逢时，不为当世所用。
13.11 子曰：“‘善人（1）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2）矣。’诚哉是言也！”
译文
孔子说：“‘善人治国一百年，也就可以制止残暴免除杀戮了。’这话说得真对啊！”
注释
（1）善人：品格完美的人。皇侃《论语义疏》：“善人，谓贤人也。”邢昺《论语注疏》：“善人，即君子也。”朱熹《论语集注》引张子曰：“善人者，志于仁而无恶。”（2）胜残去杀：制止残暴，免除杀戮。何晏《论语集解》引王肃曰：“胜残，胜残暴之人，使不为恶也。去杀，不用刑戮也。”
感悟
请参见下章感悟。
13.12 子曰：“如有王者（1），必世（2）而后仁。”
译文
孔子说：“如果有圣人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仁政。”
注释
（1）王者：即圣人，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孔子所推崇的理想化人物，如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天子。朱熹《论语集注》：“王者，谓圣人受命而兴也。”（2）世：古代30年为一世。
感悟
在孔子看来，出现天下安定、胜残去杀、人民安居乐业的治世，必须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圣人或善人在位，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爱人，才能实施仁政；二是达到天下大治需要假以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论语》里的“善人”是与“圣人”相对的概念，圣人是品格最高尚、智慧最高超的人，指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贤明天子；“善人”是品格完美的人，指有志于仁而未进入圣人之室的诸侯。圣人治国，以德化民，若假以时日，则能实现仁政而使天下太平。所以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意思是“如果有圣人兴起，也一定要三十年之后才能实现仁政”。善人治国，有志于仁，长此以往，则能制止残暴，免除杀戮。所以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论语·子路》）13.11）意思是“‘善人治国一百年，也就可以制止残暴免除杀戮了。’这话说得真对啊！”但是善人毕竟未能践圣人之迹，即未能遵循文王、武王和周公所制作的礼乐来治理国家，因此他们也就不能实现圣人的仁政而达到天下太平。所以孔子说善人：“不践迹，亦不入于室。”（论语·先进）11.20）意思是“善人不会依循前人，也难以进入圣人的境界”。刘宝楠《论语正义》云：“王者以德化民，制礼作乐，功致太平。若善人为邦百年，仍不能兴礼乐之事，故仅可胜残去杀，若仁道犹未能成。”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我们也可以套用孔子的话来说：“诚哉孔子之言也！”
孔子希望能够有王者（圣人）与善人在位来治理国家，然而王者与善人在哪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论语·述而》7.26）意思是“圣人，我是不能见到了；能见到君子，就可以了。善人，我是不能见到了；能见到有恒心的人，就可以了”。孔子不但见不到，甚至连做梦也梦不到了，孔子曾这样感叹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7.5）意思是“我衰老得厉害啊！我很久没再梦见周公了啊！”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之叹。既然如此，孔子的仁政主张也就难以实现了，所谓胜残去杀、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也就遥遥无期了。此数章，盖皆为孔子忧国忧民之叹。
13.13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译文
孔子说：“如果在上位者端正自己的行为，治理政事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怎么能端正别人呢？”
感悟
请参见《论语·为政》2.1章感悟。
13.14 冉子退朝（1）。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2）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3）之。”
译文
冉有退朝。孔子说：“为什么回得这么晚呢？”冉有答道：“有政事。”孔子说：“那只是季氏的私事罢了。如果有政事，虽然不用我了，我还是会参与并知情的。”
注释
（1）退朝：这里指从季氏的私朝回来。陈
《论语古训》：“冉子时事季氏，故造于其私朝，退而忽晏，子遂诘之。”（2）事：私事；家事。孔颖达《礼记正义》引郑玄《论语注》曰：“君之教令为政，臣之教令为事也。”朱熹《论语集注》：“政，国政。事，家事。”（3）与（yù）闻：参与并知情。与：参与。闻：听说；知悉。
感悟
冉有为季康子的宰臣，从季氏的私朝回来。孔子问他说：“为什么回得这么晚呢？”在冉有看来，季氏为鲁国执政上卿，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皆为政事，所以他回答说：“有政事。”意思是政事太忙，所以回得这么晚。然而在孔子看来，国君之事与季氏之事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国君之事才可以叫做政事，至于季氏之事，那只能叫做私事、家事。你所说的“有政”，只不过季氏的私事、家事罢了。孔子此言，意在正名。虽然季氏为鲁国执政上卿，但是他与家臣谋于私室，而不与群臣议于朝廷，因此所谋者必定为其私事。此其一也。即使是所谋是朝廷之公事，也只能以私事视之。因为公事应该在朝廷与群臣商议，岂有在家谋公事之理？这岂不是撇开群臣而专权吗？此其二也。更何况，如果是朝廷之公事，我岂有不知晓之理？虽然我早已退位，鲁君也不再任用我了，但是大凡鲁国有政事需要商议，我还是会参与并知情的。既然连我都不知情，其为季氏之私事可知矣。此其三也。
孔子严格区分朝廷之政事与大夫之家事，虽然意在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但是这对于我们正确区分公务与“私务”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君不见，当今某些人只要成为官员，就把自家的事也当成公务来对待，譬如家人外出，派公车；招待亲友，吃公款；出国旅游，报公款。君不见，当今一些下属和秘书，只要是上级领导的事，在他们眼里都是公事，于是对领导的公事家事事事上心，主动为领导以公谋私。呜呼！当今官场，公私不分也久矣，欲人知其何事为公何事为私也难矣！但愿有朝一日能够把孔子的“有政”与“其事也”之辨引入“公仆”的执政理念之中。
13.15 定公（1）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2）。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3）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4）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译文
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兴国，有这种事吗？”孔子答道：“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有人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知道当君主的艰难，不就接近一句话就可以兴国吗？”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亡国，有这种事吗？”孔子答道：“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有人说：‘我并不以当国君为快乐，只是我所说的话没有谁违抗。’如果他所说的话正确而没有谁违抗，不是很好吗？如果他所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谁违抗，不就接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亡国吗？”
注释
（1）定公：鲁定公，名宋，定是谥号。（2）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朱熹《论语集注》：“言一言之间，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几：通“冀”，希望；期望。若是其×：谓语前置句式，转换成一般句式则为“其×若是”，只是表强调的语气有所减弱，因此“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转换成一般句式则为“言，其几不可以若是也”。（3）几乎：近乎；差不多。几：近；接近。（4）莫予违：没有谁违抗我。
感悟
“一言而可以兴邦”或者“一言而丧邦”，都未免有点夸张，所以孔子说：“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意思是不可以期望一句话有这样大的效果。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如果国君知道“为君难，为臣不易”，就会行事谨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就会善待大臣，因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3.19）；就会仁者爱人，为政以德，治国以礼，“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论语·子路》13.4），则“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13.16）。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知道“为君难”这句话的内涵并身体力行，不就接近一句话就可以兴国吗？
如果国君以“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为快乐，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违抗，那么他就会肆无忌惮，刚愎自用，最终导致众叛亲离、朝政黑暗而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以“唯其言而莫予违也”这句话为快乐，从而导致出现一系列的错误，不就接近一句话就可以亡国吗？
“一言而可以兴邦”或者“一言而丧邦”，为君治国是如此，个人修身也是如此。无论是“为君难，为臣不易”，还是“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皆具有行为准则的作用，由此看来，如果一个人选定某句话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或者座右铭，那么这句话就必将对他的所作所为产生深远的影响，甚至将影响他的一生。譬如：有的人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则必将以天下苍生为念而忧国忧民，直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终赢得人民的敬仰。有的人信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则必将以一己之私为出发点而损人利己，甚至丧尽天良而无恶不作，最终被人民所唾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也可以说：“一言而可以修身，一言而可以亡身”。
13.16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译文
叶公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让国内的民众高兴，使外国的民众归附。”
感悟
孔子治国的理念之一是希望“近者说（悦），远者来”。怎样才能让“近者说，远者来”？当然是施行仁政，以德治国、以礼治国，“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5.26）。意思是“使老年人安乐，使朋友相互信任，使年轻人受到关怀”。果如此，国内的民众能不高兴吗？国外的民众能不来归附吗？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近者说，远者来”的局面却未见出现，原因何在？当然是统治者不施仁政之故。《孟子·梁惠王上》对此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阐发。
梁惠王说：“我治理梁国，真是尽心竭力了啊。黄河北岸遭了饥荒，我就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黄河以东，同时把黄河以东的粮食运到黄河北岸。黄河以东遭了饥荒，也是这样做的。我观察过邻国的政事，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尽心的。可是，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更少，我的百姓并不因此更多，这是什么缘故呢？”孟子答道：“大王喜欢战争，那就请允许我用战争作比喻吧。战鼓咚咚敲响，军队已经交锋，有些士兵扔掉铠甲拖着兵器逃跑。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住脚，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住脚。那些逃跑了五十步的士兵嘲笑逃跑了一百步的士兵胆小。可以吗？”梁惠王说：“不可以。只不过没到一百步罢了，这也是逃跑啊。”
孟子说：“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不要希望百姓比邻国多了。如果不耽误农业生产的季节，粮食就会吃不完；如果细密的渔网不到池塘里去捕鱼，鱼鳖就会吃不完；如果按季节拿着斧头进山砍伐树木，木材就会用不完。粮食和鱼鳖吃不完，木材用不完，那么百姓对于供养活着的人和为死者办丧事都没有什么怨恨，这就是王道的开端了。
“分给百姓五亩大的宅园，种植桑树，五十岁以上的人就可以穿丝绸了。鸡狗和猪等家畜，百姓能够适时饲养，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每家有百亩的耕地，官府不去耽误他们的生产季节，几口人的家庭就可以不挨饿了。重视学校教育，用孝悌的道理反复教育百姓，头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绸穿，有肉吃，普通百姓不遭受饥寒，这样还不能统一天下而称王的，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然而现在的梁国，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却不约束制止；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打开粮仓赈救。老百姓死了，竟然说：‘这不是我的罪过，是由于年成不好。’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却说‘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又有什么不同呢？大王如果不归罪年成不好而反省自己，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投奔到梁国来了。”
孟子一方面以五十步笑百步来比喻梁惠王的所谓“尽心”措施，与邻国之政并无本质差别，所以才会造成“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状况；一方面从正面阐述关于治国之道的见解，希望梁惠王施行“仁政”这一治国之道，这样才会“斯天下之民至焉”，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近者说，远者来”。
13.17 子夏为莒父（1）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译文
子夏担任莒父的长官，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不要想速成，不要贪小利。想速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小利，就做不成大事。”
注释
（1）莒（jǔ）父：鲁国邑名。
感悟
朱熹《论语集注》云：“欲事之速成，则急遽无序而反不达。”做事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必将不顾客观规律、不顾事情的轻重缓急之序而以主观意志行事，结果必定事与愿违，达不到目的。大到国家发展战略，小到个人发展目标，“欲速则不达”皆为至理名言。譬如：1958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说1956年中央领导人纠正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偏向是右倾，使6亿人民泄了气。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指示》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大跃进和文化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要求修改2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国民经济计划，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至此，经济建设离开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轨道，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被轻率地发动起来了。“大跃进”运动的主要标志是在经济建设各个领域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估计当年粮食产量将从1957年的1850亿公斤增加到3000亿～3500亿公斤。基于这种过高的估计，会议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工作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并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1958年的钢产量要从1957535万吨增加到1070万吨，全国随即出现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实现钢产量1070万吨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5000万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觉察到“大跃进”运动中出现“左”倾错误，在着手纠正“共产风”的同时，强调要反对浮夸、冒进，对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指标作了较大的缩减。但在1959年8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决定开展反右倾斗争后，一度有所收缩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泛滥开来。1960年冬，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才停止。
“大跃进”运动违背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大跃进”以其惨痛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欲速则不达”的正确，孔子这一思想在今天的国家发展战略中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好贪小利之人，往往鼠目寸光而胸无大志，常常因蝇头小利而放弃对大事业的追求，最终必将一事无成。《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时，与刘备这样讨论袁绍：玄德曰：“河北袁绍，四世三公，门多故吏；今虎踞冀州之地，部下能事者极多，可为英雄？”操笑曰：“袁绍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非英雄也。”曹操论袁绍“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可谓一语中的。
13.18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1）者，其父攘（2）羊，而子证（3）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4），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译文
叶公告诉孔子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他父亲偷了羊，他却告发。”孔子说：“我家乡正直的人与此人不同。父亲做了违法之事，儿子不说；儿子做了违法之事，父亲不说。正直就在其中了。”
注释
（1）直躬：直：正直。躬，或作弓，人名。《淮南子·泛论训》：“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高诱注：“直躬，楚叶县人也。躬是名，其人必素以直称者，故称直躬。”陆德明《经典释文》：“直躬，郑康成本作‘弓’，云直人名弓。”（2）攘：偷。（3）证：告发；检举。《说文》：“证，告也。”（4）父为子隐：父亲做了违法之事，儿子不说。为：动词，做；干。这里指所做的违法之事。隐：沉默；不说。《礼记·檀弓上》：“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这“不称扬”就是“不说；沉默”。《论语·季氏》16.6章：“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意思是“该他说的时候却不说叫做沉默”。
感悟
长期以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中的“隐”被解释为“隐瞒”。桓宽《盐铁论·周秦第五十七》云：“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岂不欲服罪？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白虎通义·谏诤》：“君不为臣隐，父独为子隐何？以为父子一体，荣耻相及。”皇侃《论语义疏》引樊光云：“父为子隐者，欲求子孝也。”又引范宁云：“夫所谓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隐讳，则伤教破义，长不孝之风，焉以为直哉？故相隐乃可谓直耳。今王法则许期亲以上得相为隐，不问其罪，盖合先王之典章。”朱熹《论语集注》云：“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又引谢氏曰：“顺理为直。父不为子隐，子不为父隐，于理顺邪？瞽瞍杀人，舜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当是时，忧亲之心胜，其于直不直，何暇计哉？”今人对此章的解释和翻译也大多沿用这种解释。例如：杨伯峻《论语译注》翻译为“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在这里面”。钱穆《论语新解》翻译为“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道便在其中了”。李泽厚《论语今读》翻译为“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也就在其中了”。
按，“隐”是《论语》中的一个特殊词语，具有特定的意义。“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意思是“陪着君子说话容易犯三种过失：没轮到他说话却抢着说叫做急躁；该他说的时候却不说叫做沉默；不看君子的脸色就贸然说叫做瞎眼”。这里明确地界定“不言”叫做“隐”，不言就是沉默。《礼记·檀弓上》云：“事亲有隐而无犯。”郑玄注：“隐，谓不称扬其过失也。”这“不称扬”就是“不说；沉默”。
至于“为”，它并非介词，而是动词，是“做；干”的意思，这里指所做的违法之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叶公说的是：“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攘羊”是干违法之事，所以其子去官府告发。叶公把儿子告发父亲所做的违法之事称之为“直”，所以叶公说“我家乡有个正直的人名叫躬，他父亲偷了羊，他却告发”。叶公所说的内容有三：第一，父“攘羊”，做了违法之事。第二，“子证之”，儿子去官府告发父亲。第三，评论：儿子是正直的人。
孔子是怎样看待这事的呢？根据同一律，孔子应该根据叶公所说的内容来针锋相对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否则就是转移论题。孔子认为：第一，父“为”，“为”什么？或许也是“攘羊”，或许是做了别的违法之事。可见“为”是动词，指与“攘羊”类似的事，但不限于“攘羊”，范围更广，泛指所做的违法之事。第二，面对“父为”，儿子该如何做？叶公认为该“证之”，即告发父亲；孔子认为该“隐”，不是去告发父亲，而是保持沉默。由此类推，如果“子为”，则“父隐”，即儿子做了违法之事，那么父亲也应该保持沉默。第三，评论：如果父子都这么做，那么正直就在其中了。因此“父为子隐”的意思是“父亲做了违法之事，儿子不说”。由此可见，“隐”是“沉默；不言”。
任何人面对亲人所做的违法之事，可以有三种处理方式：一是告发型，即叶公所说的“证之”，主动告发亲人所做的违法之事；二是隐瞒型，亲人之间互相隐瞒所做违法之事；三是沉默型，既不主动告发，也不隐瞒，而是保持沉默。
孔子为何提倡“沉默”型？这是因为：第一，主动告发亲人所做的违法之事，有悖于父慈子孝的亲情，或者说合于法而悖于情。试看古往今来的司法实践，父子相互告发，而亲情犹存者有吗？或者还能做到“其为父子如初”吗？第二，父子相互隐瞒所做违法之事，这在司法当中是要受法律追究的。古代是如此，当代亦如此。例如全国人大199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第五章“证据”之第四十五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第四十七条：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第三，“沉默”介于“告发”与“隐瞒”之间，既然告发有损于亲情，而隐瞒有可能触犯法律，那么沉默就不失为一种中庸的选择：父亲做了违法之事，儿子可以选择沉默，反之亦然。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或许是最常见的，为大多数人所选择。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长期以来既遭到误读，也因此而遭到错误的批判，认为孔子主张亲人之间要相互包庇。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一直认为亲情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法律，因此《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任何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这当然也包括被告的亲人。
实践证明，强制被告的亲人出庭作证的做法，很可能破坏被告与证人之间的亲情，甚至使得亲情荡然无存。或许有鉴于此，2011年8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召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提请本次常委会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对证据制度主要作了四方面的修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草案规定法院可以强制证人出庭作证，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证人拒不作证情节严重的，可以拘留。这意味着被告的配偶、父母、子女虽然有作证的义务，但是他们不会再被法院强制出庭作证，更不会因拒不作证而被拘留，也就是说，他们终于有了选择“沉默”的权力。这样既合于法律，也顾及了亲情。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孔子“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人性化主张终于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得到了体现。
13.19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1）恭（2），执事敬，与人忠。虽之（3）夷狄（4），不可弃也。”
译文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平日仪容举止端庄谦恭，做事严肃认真，与人交往忠心诚意。即使到了夷狄，这些品德也不可抛弃。”
注释
（1）居处：平日的仪容举止。（2）恭：端庄；谦恭。（3）之：到。（4）夷狄：古代有东夷、北狄、南蛮、西戎之称，这是当时华夏诸国对中原以外各诸侯国和部族的蔑称。
感悟
请参见《论语·季氏》16.10章感悟。
13.20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1），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2）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3），硁硁（4）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5），何足算（6）也。”
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呢？”孔子说：“对自己的行为要有羞耻之心，出使各国，不辱没国君的使命，可以叫做士了。”子贡说：“敢问次一等的士是怎样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称赞他尊敬兄长。”子贡说：“敢问再次一等的士是怎样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果决，这是固执的小人啊！但也可以叫做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如今当官的怎么样呢？”孔子说：“唉！这班心胸狭窄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注释
（1）行己有耻：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有耻者，有所不为。”（2）弟（tì）：尊敬兄长。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悌”。（3）言必信，行必果：说话一定守信，行动一定果决。孔子此言含有贬义，认为此乃固执之人所为。只是这种人能够守信践诺，犹有可取之处，因此仍然可以叫做士。后来演变为褒义，称赞人说话诚实守信，行动果决。果：果敢；果决。（4）硁硁（kēnɡ）：固执。皇侃《论语义疏》：“硁硁，坚正难移之貌也。”（5）斗筲（shāo）之人：心胸狭窄的人。朱熹《论语集注》：“斗：量器，容十升。筲：竹器，容斗二升。斗筲之人，言鄙细也。”（6）算：作数；算在数内。
感悟
请参见《论语·里仁》4.22章感悟。
13.21 子曰：“不得中行（1）而与（2）之，必也（3），狂狷（4）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5）也。”
译文
孔子说：“如果不能够与行为符合中庸之道的人交往，就不交往。如果一定要交往，那就与激进的人和保守的人交往吧！激进的人进取善道，保守的人有所不为。”
注释
（1）中行：行为符合中庸之道。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中行，行能得其中者。言不得中行则欲得狂狷者。”《后汉书·独行传序》引孔子曰：“与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2）与：结交；交往。（3）必：如果；果真。必也：单独为一分句，假设的内容往往承前而省略，并且反其意而行之。“必也”承前面的“不得中行而与之”而来，意思是：“如果不能够与行为符合中庸之道的人交往，（就不交往。）”反其意就是“如果一定要交往”。（4）狂狷（juàn）：激进者和保守者。何晏《论语集解》引包咸曰：“狂者进取善道，狷者守节无为。”（5）有所不为：陈天祥《四书辨疑》：“有所不为者，能为而不为也。智未及者，不能为而不为也。夫狷者之为人，踽踽独行，凉凉无亲，世俗指为孤僻古执者是也。于可交之人，亦有所不交；可取之物，亦有所不取。易于退而难于进，贪于止而吝于行，此乃有所不为之谓也。若论其极，伯夷、叔齐即其人也。”
感悟
请参见《论语·先进》11.16章感悟。
13.22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1）。’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2）。”子曰：“不占而已矣。”
译文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如果人没有恒心，就不可以做巫医。’说得好啊！”“不长久地保持美德，有时会蒙受羞辱。”孔子说：“这是告诫没有恒心的人不必去占卜而已。”
注释
（1）巫医：古代用祝祷、占卜或药物等方式为人治病的人。（2）不恒二句：出自《周易·恒卦》。或：有时。
感悟
请参见《论语·述而》7.17章感悟。
13.23 子曰：“君子和（1）而不同（2），小人同而不和。”
译文
孔子说：“君子讲求和谐而不苟同，小人讲求苟同而不和谐。”
注释
（1）和：和谐；恰当。（2）同：苟同；附和。
感悟
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齐景公与晏子关于“和”与“同”的对话。“公曰：‘惟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在齐景公看来，只有大臣梁丘据跟他很和谐。晏子回答说：“梁丘据只不过跟你的意见相同而已，哪里说得上和谐呢！”齐景公于是问道：“和谐与相同不一样吗？”晏子答道：“不一样。和谐好像做羹汤一样，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再用柴烧煮，厨子加以调和，使味道适中，味道太淡就加调料，味道太浓就加水冲淡。君子食用这样的羹汤，能够使内心平静。君臣之间也是这样。国君所认为是正确的，其中却存在不妥之处；臣下指出不妥之处，以促成其真正正确。国君认为是错误的，其中却存在正确之处；臣下指出正确之处，以去掉真正错误的部分。因此政事平和而不相互抵触，百姓没有争夺之心。……现在梁丘据不是这样。您认为对的，他也认为对；您认为不对的，他也认为不对。这就像用水去调剂水，谁能吃它呢？如同琴瑟老弹一个声音，谁能听它呢？不应该同的道理就像这样。”
又据《国语·郑语》载：史伯曰：“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意思是和谐才能生长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叫做和谐，因此能使万物丰盛发展而有所归属；如果把相同的东西简单相加，用尽之后就只能被抛弃。所以先王把土和金、木、水、火相配，而产生无数种物质。
综上所述，“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是众多元素经过化合的统一物，是和谐，“和”能生万物，具有创造性；“同”是同一，是相同元素的简单相加。“同”是单一而无发展，最终被抛弃。“和”的目的在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即承认“万物并育”和“道并行”这些“不同”的存在，并且努力实现“不相害”、“不相悖”这种“和”的局面。
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为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和政治制度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多元文化和平共处和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的多元思想的和平共处提供了取之不尽和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下面做简要阐释。
第一，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和政治制度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多元文化和平共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统一体，不同的民族皆有其独特的文化；加上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域也有其独特的文化。两者结合，就逐渐形成了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这些不同的地域文化又共同形成了华夏文化。华夏文化以儒学为主流，兼收并蓄，百花齐放，是全方位的文化。
当今世界，不同的国家皆拥有各自的文化和政治制度。这是“万物并育”和“道并行”，为“不同”；但是任何国家不能因为别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与自己“不同”而去横加干涉，而应该努力实现“不相害”、“不相悖”，实现不同国家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多元文化和平共处这种“和而不同”的局面，从而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对话、交流、合作与发展。
第二，不同学派之间、不同观点之间的多元思想的和平共处。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的学派之间激烈交锋，他们皆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的关怀，各自从不同的出发点来探讨自然、社会、政治、人生等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辩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在上古，凡记载下来的街谈巷语，都叫做小说）。此所谓“九流十家”。
大约在西汉末东汉初，佛教传入中国。据《后汉书·西域传》载，汉明帝夜间做了一个梦，梦见金人，身材高大，头顶上光明灿烂。次日问于群臣，那是什么神？有人回答说：西方有神，名字叫“佛”，身高一丈六尺，身体是金黄色。明帝于是派人出使天竺访求佛教法术，接着就在中国画了佛的形象流传。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广为传播，寺院林立，僧尼骤增，正如杜牧《江南春绝句》所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隋唐时，佛教达到了鼎盛时期，唐太宗还设立译场，聚集僧人文人翻译佛经。由此可见，自东汉以来，中国文化领域形成了儒释道三家并立的局面，并且令人惊叹的是，世界上不少国家因宗教原因而发生流血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中国在此后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本土宗教儒教、道教与外来宗教佛教之间从未因文化不同而发生过流血冲突。这是为何？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中华文化所具有的巨大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又源于独特的“和”文化。虽然儒释道三家并立，为“不同”，然而它们之间不仅可以做到“不相害”、“不相悖”，还做到了相互融合。譬如：
虽然汉武帝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然而汉代的儒术，已经融合了阴阳五行和谶纬之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社会的动荡、制度的变革、文化的转型，使得这一时期的士人重新寻找精神寄托和处世哲学。于是，魏晋的名士选择了清谈。他们将《老子》、《庄子》和《周易》谓之“三玄”，并常常以“三玄”为谈资，往往借注释“三玄”来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例如：（晋）王弼以老庄思想注释《周易》，并通过注释建立了他的“即体即用，体用无间”的玄学本体论，（魏）何晏的《论语集解》、（晋）王弼的《论语释疑》、郭象的《论语体略》、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等，无不以老庄思想来阐发经义，而这一切都强烈地打上了玄学的时代烙印，体现了玄学融合儒道的思想特征。
至于佛教，虽来自外国，但它已是中国化的佛教，譬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佛教宗派，其思想体系中皆融合了中国本土宗教儒教和道教的思想。
古今中外，无论是思想界、文化界还是学术界、科学界，都存在着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观点，这是客观存在。无论任何学派、任何人，都不应该把自己学派的观点、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都不应该搞党同伐异，都不应该搞唯我独尊，而应该与其他学派、其他人“不同”而“和”。甚至做到：虽然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如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中，和谐文化再一次被摆到了突出的地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对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而建设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灵魂和本质精神，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着理论基石、价值导向和理想信念，它有利于化解社会矛盾、凝聚人心，从而引导着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当今建设和谐文化，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根本，也要弘扬“和而不同”这一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13.24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译文
子贡问道：“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可以认为这个人就是好。”子贡问道：“全乡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可以认为这个人就是不好。还不如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
感悟
子贡问道：“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可以认为这个人就是好。”因为此人可能为“乡愿”。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17.13），意思是“是非不分的好好先生是败坏道德的人”。什么是“乡愿”呢？孟子指出：“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万章问孟子道：“为什么孔子认为乡愿是德之贼呢？”孟子指出：“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意思是“如果想批评乡愿之人，却不能举出他的过错；想指责他，却又无可指责。这种人同流合污，为人好像忠诚老实，行为好像廉洁。大家都喜欢他，他也自以为是，但是与尧舜之道不相合，所以说他是败坏道德的人”。
子贡问道：“全乡的人都厌恶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不可以认为这个人就是不好。”孔子提倡“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论语·卫灵公》15.28）。意思是“大家都厌恶他，一定要考察清楚原因；大家都喜欢他，也一定要考察清楚原因”。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较为复杂，大致有四。
第一，或许某人真的很坏，所以才导致“众恶之”；或者某人真的很好，所以才导致“众好之”。
第二，或许某人生性耿直或者特立不群而触犯众怒导致“众恶之”；或许某人为“乡愿”式的好好先生，或为巧言令色之徒而赢得“众好之”。
第三，或许某人被众人误解，或许众人被流言蜚语所迷惑而“众恶之”，或众人被某人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众好之”。譬如白居易《放言》（其三）：“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周公姓姬名旦，又名叔旦，是周文王的第四子、武王之弟。因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史称周公。他辅佐其兄武王灭商。灭商两年后，武王病，周公为册文告天，愿以身代。藏其册于金匮，无人知之。不久武王病死，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于是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将谋害成王，篡夺王位。成王相信了流言而怀疑周公。周公只好辞了相位，避居东国，心怀恐惧，不问政事。一日，天降大风疾雷，击开金匮，成王见了册文，方知周公之忠，于是迎回周公，管叔和蔡叔恐惧而叛变，成王命周公征之，遂平定东南。
王莽字巨君，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幼年时父亲王曼去世，其兄结婚后不久也死了。王莽孝母尊嫂，对待伯伯、叔叔都很有礼貌，并且生活俭朴，饱读诗书，以孝悌忠信著称。汉成帝于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封王莽为新都侯，任命他为光禄大夫侍中。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继承其叔叔王根之位而出任大司马，时年38岁。王莽做了大司马后，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却常把自己的俸禄和皇上的赏赐分给门客和穷人，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深受众人爱戴。第二年，成帝薨，哀帝继位。公元前1年哀帝薨，9岁的汉平帝继位，由年过七旬的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王莽管理朝政。大臣们认为王莽是汉室的大功臣，于是一致请求太皇太后加封王莽为“安汉公”，太皇太后下诏封王莽为太傅，尊为“安汉公”，而王莽在再三推辞之后才接受这一封号。为了广罗贤才，培养儒生，王莽在京师里设立了最高级的学校，给老师和弟子盖了一万多间房子，凡是有一门专长的人都可以来应征。全国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上千人得到了王莽的提拔。无论是贵族、大臣，还是地方官吏或学者，都称赞王莽，并且诸侯、王公、宗室还到太皇太后面前磕头，请求给王莽加“九锡”（9种最高的赏赐。锡，通赐）。公元5年，王莽毒死了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刘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命莽代天子朝政，称“假皇帝”（假，代理）。初始元年（公元8年）王莽接受刘婴禅让称帝，把汉朝改为新朝，改长安为常安，从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篡位做皇帝的先河。
“周公恐惧流言日”，可谓“众恶之”；“王莽谦恭未篡时”，可谓“众好之”。如果周公在恐惧流言时死去，王莽在谦恭未篡时死去，那么他们一生的真伪、忠奸又会有谁知道呢？由此可见，孔子所谓“乡人皆好之，未可也”，“乡人皆恶之，未可也”，“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乃至理名言，是我们察人、识人的法宝。
第四，或许众人评判好恶的标准本身就有问题，不是以公正的标准而是以个人好恶为标准来衡量。韩愈在其《原毁》一文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这种现象，他说：“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意思是我曾经试着对众人说：“某人是好人，某人是好人。”那些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个人的朋友；要不，就是他所不接近的而同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要不，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会愤怒地说出反对的话，懦弱的人一定会表露出愤怒的脸色。我又曾经对众人说：“某人不是好人，某人不是好人。”那些不附和的人，一定是那人的朋友；要不，就是他所不接近的而同他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要不，就是害怕他的人。如果不是这样，强硬的人一定会高兴地说出赞成的话，懦弱的人一定会表露出高兴的脸色。所以，事情办好了，毁谤也就跟着来了；声望提高了，诋毁也随着来了。唉！读书人处在这个世上，希望名誉昭著，道德畅行，真难啊！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亦同此理。所以孔子认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4.3）为什么“只有仁者能够公正地喜爱人，能够公正地厌恶人”呢？这是因为仁者无私心，能够抛弃个人成见来客观地、公正地评判某个人。这样，仁者所好与所恶就自然能够当其理与得其中。
综上所述，孔子认为评价一个人好坏的标准，除了由仁者来公正地评价之外，如果由众人来评价，那么最好的评价标准是“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证明此人是好人；全乡的坏人都厌恶他，说明此人不与坏人为伍，从而反证此人是好人。
13.25 子曰：“君子易事（1）而难说（2）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3）。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译文
孔子说：“君子容易事奉而难以取悦他。不以正当的方式去取悦他，他是不会喜欢的；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却能够量才而用。小人难于事奉而容易取悦他。即使不以正当的方式去取悦他，他也会喜欢的；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却求全责备。”
注释
（1）易事：容易事奉。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不责备于一人，故易事也。”《说苑·雅言》：“曾子曰：‘夫子见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2）说：喜欢；高兴。这个意义后来写作“悦”。（3）器之：量才而用人。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度材而任官也。”朱熹《论语集注》：“谓随其材器而使之也。”
感悟
为什么说“君子容易事奉”？这是因为“及其使人也，器之”，意思是“等到他使用人的时候，却能够量才而用”。为什么说“君子难以取悦”？这是因为“说之不以道，不说也”，意思是“不以正当的方式去取悦他，他是不会喜欢的”。因此在君子手下做事，不要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去取悦他，因为使用阿谀奉承、贿赂财物等一切不正当的方式，都不会引起君子喜欢；正确的方式是平时勤奋工作，展现才华。这样等到他要任用人时，他就能够根据你的才德而任用你。
为什么说“小人难于事奉”？这是因为“及其使人也，求备焉”，意思是“等到他需要使用人的时候，却求全责备”，处处挑人毛病，说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为什么说“小人容易取悦”？这是因为“说之虽不以道，说也”，意思是“即使不以正当的方式去取悦他，他也会喜欢的”。因此在小人手下做事，即使你挖空心思去讨他喜欢，而等到他要任用人时，他不但不会根据你的才德来任用你，反而还会对你求全责备，叫你受窝囊气！正确的方式是远离此等小人；即使躲不过，也要保持节操而决不阿谀奉承。请相信：这小人终究有一天是会倒台的，如果自己是块金子，则终究有一天是会闪光的。
13.26 子曰：“君子泰（1）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译文
孔子说：“君子安详舒泰而不骄慢，小人骄慢而不安详舒泰。”
注释
（1）泰：安详舒泰。
感悟
请参见《论语·述而》7.37章感悟。
13.27 子曰：“刚（1）、毅（2）、木（3）、讷（4），近仁。”
译文
孔子说：“刚强、果决、质朴、慎言，这四种品德接近仁德。”
注释
（1）刚：刚强。皇侃《论语义疏》：“刚者无欲，仁者静，故刚者近仁。”（2）毅：果决。皇侃《论语义疏》：“毅者果敢，仁者必有勇，故毅者近仁。”（3）木：质朴。皇侃《论语义疏》：“木者质朴，仁者不尚华饰，故木者近仁。”（4）讷（nè）：言语迟钝。这里指说话谨慎。皇侃《论语义疏》：“讷者言语迟钝，仁者慎言，故讷者近仁也。”
感悟
请分别参见《论语·为政》2.13章和《论语·公冶长》5.11章感悟。
13.28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1），怡怡（2）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译文
子路问道：“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呢？”孔子说：“互相切磋勉励，和睦相处，可以叫做士了。朋友之间要互相切磋勉励，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
注释
（1）切切偲偲（sī）： 切磋勉励。（2）怡怡：和睦。何晏《论语集解》：“怡怡，和顺之貌。”
感悟
请参见《论语·颜渊》12.24章感悟。
13.29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1）矣。”
译文
孔子说：“善人教育民众七年，就可以让他们上战场了。”
注释
（1）即戎：上战场。即：接近；靠近。戎：兵戎；战争。
感悟
要把普通民众变成能够作战的士兵，首先必须让他们接受教育。这种教育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思想教育，让他们懂得为什么要战，为谁而战的道理；二是军事训练，让他们具有作战的技能，以杀死敌人保全自己。这种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经过较长时间才能见成效。据《国语·越语上》载：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作战，败于夫椒，向吴臣服，勾践“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为了报仇，勾践采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策略，经过20年的韬光养晦，终于重新崛起，于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其中的“十年教训”，就是训练民众。让我们来看勾践是怎样训练民众的。一方面他自我检讨，修正错误，顺应民意。战败之后，“勾践说于国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则寡人之罪也。寡人请更。’于是葬死者，问伤者，养生者；吊有忧，贺有喜；送往者，迎来者；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其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摩厉之于义。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勾践载稻与脂于舟以行。国之孺子之游者，无不哺也，无不歠也：必问其名。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织则不衣。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勾践通过采取上述爱民政策，从而赢得了民心，于是民众主动请战以雪当年战败之耻。“国之父兄请曰：‘昔者夫差耻吾君于诸侯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勾践辞曰：‘昔者之战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与知耻？请姑无庸战。’父兄又请曰：‘越四封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勾践既许之。”当军队出发时，“国人皆劝。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无死乎？’”儿子想着为父母报仇，臣子想着为国君报仇，民众都心甘情愿为国君而战。另一方面，勾践经过十年教训，军队强大起来了，并且纪律严明，勾践要求军队：“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进旅退。进则思赏，退则思刑；如此，则有常赏。进不用命，退则无耻；如此，则有常刑。”因此勾践“败吴于囿，又败之于没，又郊败之。遂灭吴”。
如果不花费较长的时间来教育民众，仓促之间就驱使民众奔赴战场，则必遭败亡之祸，这无异于让民众去送死。因此“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13.30）意思是“用没有经过教育的民众去作战，这是抛弃他们”。此乃善人所不为者也。
13.30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1）。”
译文
孔子说：“用没有经过教育的民众去作战，这是抛弃他们。”
注释
（1）朱熹《论语集注》：“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战，必有败亡之祸，是弃其民也。”
感悟
请参见上章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