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休饶舌，到第二日，却是潘金莲上寿。西门庆早起往衙门中去了，吩咐小厮们抬出灯来，收拾揩抹干净，大厅、卷棚各处挂灯，摆设锦帐围屏，叫来兴买下鲜果、晚夕上寿的东西，叫了小优。这潘金莲早晨打扮出来，花妆粉抹，翠袖朱唇，走来大厅上看。见玳安与琴童站着高凳在那里挂灯——拿三大盏珠子吊挂灯，笑嘻嘻说道：“我道是谁在这里，原来是你们在这里挂灯哩。”琴童道：“今日是五娘上寿，爹吩咐下俺们挂了灯，明日娘的生日好摆酒。晚夕小的们与娘磕头，娘一定赏俺们哩。”妇人道：“要打便有，要赏可没有！”琴童道：“耶！娘怎的没打不说话，行动只把打放在头里？小的们是娘的儿女，娘看顾看顾儿便好，如何只说打起来！”妇人道：“贼囚，别要说嘴！你与他好生仔细挂那灯，没的例儿扯儿的拿不牢掉将下来。前日年里为崔本来，说你爹大白日里不见了，险不险赦了一顿打，没曾打，这遭儿可打成了！”琴童道：“娘只说破话，小的命儿薄薄的，又唬小的！”玳安道：“娘也不打听，这个话儿娘怎得知？”妇人道：“宫外有株松，宫内有口钟，钟的声儿，树的影儿，我怎么有个不知道的！昨日可是你爹对你大娘说，去年有贲四在家，还扎了几架烟火放。今年他不在家，就没人会扎。乞我说了两句： ‘他不在家，左右有他老婆会扎，教他扎不是！’”玳安道：“娘说的甚么话？一个伙计家，那里有此事？”妇人道：“甚么话，檀木靶！有此事，真个的。画一道儿，只怕过界儿去了！”琴童道：“娘也休听人说他，只怕贲四来家知道。”妇人道：“瞒那傻王八千来个！我只说那王八也是明王八，怪不的他往东京去的放心，丢下老婆在家，料莫他也不肯把闲着！贼囚根子们，别要说嘴！打伙儿替你爹做牵头，勾引上了道儿，你们好图瑰狗尾儿，说的是也不是？敢说我不知道！嗔道贼淫妇买礼来，与我也罢了，又送蒸酥与他大娘！另外又送一大盒瓜子儿与我，小买住我的嘴头子，他是会养汉儿！我就猜没别人，就知道是玳安儿这贼囚根子替他铺谋定计。”玳安道：“娘屈杀小的，小的平白管他这勾当怎的？小的等闲也不往他屋里去，娘也少听韩回子老婆说话。他两个为孩子好不嚷乱！常言：‘要好不能够，要歹登时就’、‘房倒压不杀人，舌头倒压杀人’、‘听者有，不听者无’。论起来，贲四娘子为人和气，在咱门首住着，家中大小，没曾恶识了一个人。谁人不在他屋里讨茶吃？莫不都养着，倒没放处！”金莲道：“我见那水眼淫妇，矮着个靶子，像是半头砖儿也似的，把那水济济眼挤着，七八拿杓儿舀。好个怪淫妇！他便和那韩道国老婆，那长大摔瓜淫妇，我不知怎的掐了眼儿不待见他！”

正说着，只见小玉走来说：“俺娘请五娘，潘姥姥来了，要轿子钱哩。”金莲道：“我在这里站着，他从多咱进去了？”琴童道：“姥姥打夹道里，我送进去了。一来的抬轿的该他六分银子轿子钱。”金莲道：“我那得银子来？人家来，不带轿子钱儿走！”一面走到后边，见了他娘，只顾不与他轿子钱，只说没有。月娘道：“你与姥姥一钱银子，写账就是了。”金莲道：“我是不惹他。他的银子都有数儿，只教我买东西，没教我打发轿子钱！”坐了一回，大眼看小眼，外边抬轿子的催着要去。玉楼见不是事，向袖中拿出一钱银子来，打发抬轿的去了。不一时，大妗子、二妗子、大师父来了。月娘摆茶吃了。潘姥姥归到前边他女儿房内来，被金莲尽力数落了一顿，说道：“你没轿子钱，谁教你来了？恁出丑划的，教人家小看！”潘姥姥道：“姐姐，你没与我个钱儿与我来，老身那讨个钱儿来？好容易赒办了这分礼儿来！”妇人道：“指望问我要钱，我那里讨个钱儿与你？你看着，睁着眼在这里，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儿等着在这里！今后你有轿子钱，便来他家来；没轿子钱，别要来。料他家也没少你这个穷亲戚，休要做打嘴的献世包！关王卖豆腐，人硬货不硬！我又听不上人家那等声颡气。前日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闹的，你知道？你罢了，驴粪球儿面前光，却不知里面受凄惶！”几句说的潘姥姥呜呜咽咽哭起来了。春梅道：“娘今日怎的只顾说起姥姥来了！”一面安抚老人家在里边炕上坐的，连忙点了盏茶与他吃。潘姥姥气的在炕上睡了一觉，只见后边请陪大妗子吃饭，才起来往后边去了。

【赏析】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讲述故事。而在《金瓶梅》之前，无论是讲说历史故事的《三国志演义》、讲述英雄传奇的《水浒传》，还是无中生有地描述诙谐有趣的仙佛神魔的《西游记》，都讲究故事情节大开大阖的惊心动魄和波澜起伏。而在对故事情节刻意追求的同时，刻画人物，塑造形象，而且不乏精彩。与它们不同的是，《金瓶梅》的故事演化场景基本上围绕着西门庆一家，其所描写，大多是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琐屑零碎，虽然其情节仍然精彩纷呈，但毕竟迥异于上述小说的粗线条的开阔和大时空的跨越。而它所关注的，也由王公将相、英雄豪杰或仙道神佛下降到市井百姓、俚俗人物，成为第一部为小人物立传的文人小说。在这样做的同时，形成了《金瓶梅》对中国古代小说叙述模式的突破——那就是把小说叙述的中心，从对故事情节的刻意追求，自觉向刻画人物、凸显人物性格和命运转变。更难得的是，它还着力写出人物丰富的侧面，以及性格形成的社会环境，这就使这部小说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意义。我们看本段描写中，作者以不长的篇幅对潘金莲所做的集中描绘，目的就是要从不同的侧面刻画、丰富这个人物的形象和性格，从而使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成为生动的、真实的和现实的、独特的“这一个”。

在这部小说的长期流传过程中，潘金莲已经成为“淫”、“妒”和“毒”的代表，几乎成为一切女性应具备美德的反面典型。但小说家却并没有先入为主地把她的性格定型，然后层层深入地加强这种印象，而是多层次、多角度地如实再现了这个人物的性格成长过程和丰富侧面，甚至多次尝试触及这个人物的心理深处。如此深刻的描写，完全不是靠着情节的剧烈冲突或者匪夷所思的戏剧效果，而如本段的描写一样，大多是通过人物对话，巧妙地安排了一个个表面上独立的事件，并一一揭示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本段故事的发生，是在潘金莲生日的前一天。在西门宅内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气氛中，她心情愉快地看着玳安和琴童为她的生日宴会挂“珠子吊挂灯”，很难得地笑着跟他俩聊起了天。看潘金莲的心情大好，琴童胆子也大了起来，半带讨好半带玩笑地要讨潘金莲的赏，不料潘金莲却连玩笑话里也不给小厮们什么承诺：“要打便有，要赏可没有！”让琴童直抱怨她“行动只把‘打’放在头里”。第六十四回，玳安曾经给傅伙计介绍家里的情况：“只是五娘快戳无路儿，行动就说：‘你看我对你爹说。’把这‘打’只题在口里。”两处相似的语言，正印证着潘金莲对小厮下人们的一贯无情和苛刻。

琴童讨赏不成，反倒让潘金莲把她上次躲过西门庆一顿毒打的话头提了起来。那是在上一回，西门庆与贲四嫂偷情时，正巧崔本带货物回来，琴童急切间找不到西门庆，满院里乱嚷“大白日里把爹来不见了”。正叫着，却不防西门庆完事后从贲四嫂家里出来。一众小厮都吓得替琴童捏一把汗，以为他这顿毒打必不可免了。不料西门庆一是因为偷情心虚，二来又因事务繁多，居然放过了这琴童，于是大家就笑他“不知有多少造化”。这事发生时，潘金莲本不在场，此时却一口说出。玳安心中有鬼，不禁心下惴惴：“娘也不打听，这个话儿娘怎得知？”其实玳安何尝不知道潘金莲“听篱查壁”的功夫之深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无论西门庆与李瓶儿还是宋惠莲、王六儿，以至现在的贲四嫂，还包括书童与玉箫，但凡她的身边有奸情、丑事，最早发觉的，往往就是潘金莲。孙雪娥说她连走路都是“他单为行鬼路儿，脚上只穿毡底鞋，你可知听不见他脚步儿响”(第七十五回)！原来她被崇祯本批评者赞为“俏俏冥冥”的优雅脚步，却大半是为了探听他人消息！

说到这里，潘金莲一发不可收，把贲四嫂的奸情，以及玳安为贲四嫂安排的计策连锅端了出来。玳安不仅是这件丑事的唯一知情人，而且他本人与贲四嫂也有奸情，因此这小厮唯恐被潘金莲越闹越大，虽然大家彼此都已心知肚明，但他仍赌咒发誓地矢口否认，一篇妙语，实在可与潘金莲有得一比。日后成为“西门小员外”，当也不是浪得其名。

正当两人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不想天假其便，潘金莲的母亲潘姥姥坐着轿子来为女儿庆祝生日，玳安也趁机躲过一劫，避免了潘金莲的继续追问。而接下来潘金莲与她母亲的冲突，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女人与众不同的另外一面。

《金瓶梅》里的人物，大都“酒、色、财、气”俱全，而潘金莲虽以“淫”而千古遗臭，但我们对于她在“财”之一字上的表现，则未必可以做过多的指责。

在西门庆的众妻妾中，潘金莲可谓是最为寒酸的。虽然潘姥姥在跟如意们投诉她这个不孝的女儿时，说从小送她进女学，似乎家境还说得过去，但实际上我们从小说一开始就知道，她是出生在一个穷裁缝家，从小就被卖到王招宣府中——四天之后，林太太来西门庆家赏灯时，也同样提到这段往事。可见，如果不是潘姥姥无意中记错，就是因女儿的“不孝”而有意极力丑化她。我们也还记得，潘金莲最初跟西门庆偷情时，送给西门庆的生日礼物，不过是“一双玄色缎子鞋；一双挑线密约深盟随君膝下、香草边阑松竹梅花岁寒三友酱色缎子护膝；一条纱绿潞、永祥云嵌八宝水光绢里儿、紫线带儿、里面装着排草玫瑰花兜肚；一根并头莲瓣簪儿，簪儿上钑着五言四句诗一首，云：‘奴有并头莲，赠与君关髻。凡事同头上，切勿轻相弃。’”(第八回)这份礼物，除了潘金莲的聪明灵巧、才智情思之外，论起材质来，却实在值不了多少银子。这从一个侧面，也显示了她的贫寒。作为“再醮”而嫁入西门府的几个小妾，孟玉楼、李瓶儿都是“带了一份好钱”来，她们的受宠，与此也极有关系。而潘金莲则除了自己的色相和机灵之外，身无长物。第四十六回的皮袄事件，就明白地宣示着她的尴尬： 西门庆的六个妻妾中，居然只有她跟孙雪娥没有皮袄。考虑到孙雪娥的真实地位其实尚比不过一个得宠的丫头，那么争强好胜的潘金莲的自卑和自伤，也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像讨要李瓶儿的皮袄一样，她偶尔跟西门庆开口讨要的一件首饰、一件衣物，也必定是在她与西门庆行房过程中开口，这更使她与富孀孟玉楼、李瓶儿以及本为妓女的李娇儿有了明显的不同。我们注意到，类似这样的行为，只有在西门庆与他的家人媳妇的偷情行为中才会发生。单从经济地位上讲，说潘金莲不过如一个家人媳妇，也不为过。玳安曾这样描述过几个“娘”对于金钱的态度：“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钱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悭吝些。他当家，俺们就遭瘟来，会把腿磨细了！会胜买东西，也不与你个足数。绑着鬼，一钱银子拿出来只称九分半，着紧只九分，俺们莫不赔出来？”尽管玳安是在表达对潘金莲苛刻的不满，但如果我们了解了潘金莲的拮据，她的这种吝啬和苛刻，似乎也有合理的借口。

于是就不难理解，几乎每次潘姥姥来看女儿，都会在母女二人间引发不快。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经济问题。本段潘姥姥买了礼物来看女儿，本指望总能换回女儿六分银子的轿子钱，却不成想潘金莲不惜跟她母亲“大眼看小眼”地对峙，也不肯拿出这六分银子，最后还是孟玉楼替她拿出一钱银子息事宁人。回到自己房中，潘姥姥被女儿好不一通数落：“你没轿子钱，谁教你来了？恁出丑划的，教人家小看！……指望问我要钱，我那里讨个钱儿与你？你看着，睁着眼在这里，七个窟窿到有八个眼儿等着在这里！……前日为你去了，和人家大嚷大闹的，你知道？你罢了，驴粪球儿面前光，却不知里面受凄惶！”说到底，潘金莲是不愿被别人“小看”，不想在别人的富贵面前暴露自己的贫贱。正因如此，当吴月娘把人家抵当的一件皮袄拿给潘金莲穿时，她却并不领情(第四十六回)；而李瓶儿赠送许多礼物给潘姥姥时，她居然会骂母亲“好恁小眼薄皮的”，而且放出话来说，一定要还上这个人情(第三十三回)。说潘金莲“不孝”固然没错，但她的贫窘，也并非虚言。而她拼命要维持的，却是她作为被西门庆宠幸的“五娘”的地位。

问题是，在李瓶儿死后，潘金莲实际上已经“独霸”了西门庆，成为五个妻妾中最受宠幸的一个。但多少让人有些意外的是，潘金莲从没有利用这种优势为自己谋取经济上的利益。在潘姥姥跟女儿要轿子钱的时候，正是潘金莲在管账。所以吴月娘给她出主意，让她把这六分银子记在家庭花销的账簿上。潘金莲的回答却是：“我是不惹他(指西门庆)。他的银子都有数儿，只教我买东西，没教我打发轿子钱！”一副绝不假公济私的“凛然”气象。平心而论，这种“凛然”气象并非仅仅要在吴月娘面前“撇清”，她的丫环庞春梅在下文中为她辩护之词，的确算是“公道”话。综观全书，潘金莲之“淫”处处皆是，但对于金钱，却表现出了比其他所有人都值得尊重的清高。即使我们想起潘金莲曾经索要李瓶儿的那件皮袄，那更多也不过是为了争口气，要实践她当日的誓言：“有本事，到明日问汉子要一件穿，也不枉的。”这是要证明给大家看，她是独得西门庆的宠爱的。事实上，她的全副精力，都用在了“把拦汉子”、独占西门庆这一件事上。反过来说，因为没有富贵可以使潘金莲取悦西门庆，所以她的“淫”和“妒”就成了她维护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及尊严的唯一资本。只不过，在这个扭曲的家庭里，她越是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先天不足，越是要用她的色相变本加厉地争取她向往的地位，她类似于“变态狂”般的对淫欲的渴望，必然会在这样冷峻逼人的环境中不加遏制地爆发。这已经不仅是潘金莲的个人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悲剧。即便是一部让人感觉不到希望的“暴露小说”，《金瓶梅》的意义，在这里也得到了无可置疑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