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玉楼与吴月娘一样，小说作者也是将她作为与金、瓶、梅等“淫妇”们相对立的、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正经女人。这在《金瓶梅词话》的压卷诗中点得很清楚：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这里很清楚地把《金瓶梅》中五个主要女性分成两类： 一类是“善良”的，以吴月娘与孟玉楼为代表；另一类是“淫佚”的，以金、瓶、梅为典型。这种分类显然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上着眼的。
善良者，好人也；当与恶人相对立。但这里的“善良”，恐怕并不是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美好，而主要是指与“淫佚”相对的能恪守妇道、顺从丈夫、忠于现存的婚姻关系。因为假如用一般意义上的“善良”标尺来加以审视楼、月的话，还是有许多可以挑剔的地方。比如孟玉楼这人，在矛盾重重的妻妾队伍中八面玲珑，很会做人，但有时不免有背后挑唆、拨弄是非之嫌。当西门庆与吴月娘吃了潘金莲的挑拨，夫妻反目，一时间相互不睬。这时，似乎只有孟玉楼一个着急，第二十回写她诚心诚意地“义劝吴月娘”“与他爹笑开了吧”。可是到后来当夫妇两人和好，一夜“云意雨情”之后，孟玉楼一大清早就急匆匆地去找潘金莲说：
他爹昨日二更来家，走到上房里，和吴家的好了，在他房里歇了一夜。……丫头学说，两个说了一夜话。说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妈妈，上房的又怎的声唤摆话的。硶死了！像他这等就没的话说，若是别人，又不知怎的说浪。(第二十一回)
本来称吴月娘是左一声“一家之主”，右一声“姐姐”，现在被叫成“吴家的”，还要张扬她令人“硶死”的“浪”事给挑起事端的潘金莲听。这样耍两面讨好而有挑唆之嫌的还见于她对宋惠莲的态度。第二十六回，西门庆“听了金莲之言”，设计陷害来旺，将他监押至提刑院。吴月娘对此大为不满，向玉楼众人说：“如今这屋里乱世为王，九条尾狐狸精出世。”并骂西门庆是“昏君行货”。这时，孟玉楼当着吴月娘的面，安慰跪着哭泣的宋惠莲说：“你爹正在气头上，待后慢慢的俺们再劝他。你安心回房去吧！”可是当后来宋惠莲使尽娇态，又与西门庆“云雨一席”，喜得西门庆“心中要不得”，答应将来旺放出来后，孟玉楼却是这样做的：
孟玉楼早已知道，转来告潘金莲，说他爹怎的早晚要放来旺儿出来，另替他娶一个；怎的要买对门乔家房子，把媳妇子吊到那里去，与他三间房住；又买个丫头扶侍他，与他编银丝髻，打头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就和你我等辈一般，甚么张致？大姐姐也就不管管儿。”潘金莲不听便罢，听了忿气满怀无处着，双腮红上更添红，说道：“真个由他，我就不信了。今日与你说的话，我若教贼奴才淫妇与西门庆做了第七个老婆，我不是喇嘴说，就把潘字吊过来哩！”玉楼道：“汉子没正条，大的又不管，咱们能走不能飞，到的那些儿？”金莲道：“你也忒不长俊，要这命做甚么？活一百岁杀肉吃？你若不依，我拼着这命，摈兑在他手里，也不差甚么。”玉楼笑道：“我是小胆儿，不敢惹他，看你有本事和他缠。”
经过这一挑，潘金莲又与西门庆闹，使西门庆再改主意，将来旺递解徐州，将宋惠莲送上了黄泉路。宋惠莲恐怕到了阎王城，也万万没有想到那个曾经答应为他们说情的孟三娘，竟是一个幕后的催命鬼。从这两件小事来看，孟玉楼与真正意义上的“善良”恐怕还是有一定出入的。
那么，笑笑生为什么要称孟玉楼与吴月娘她们“善良”呢？看来主要是由于作者是用当时社会中作为女人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三从四德”来加以衡量的。吴月娘固然是一个从一而终的“贤妇”，孟玉楼也不是一个“淫妇”。她不但不是淫妇，而且与吴月娘不同，有主见，有头脑，一直在探寻着一个女性所应该走的路。
孟玉楼她出场时，已经是一个寡妇，身边又没有子女。这时放在她面前有两条路： 一条是顺“天理”，守贞节；另一条是尊人欲，再嫁人。她毅然地选择了后一条路：“青春年少，守他甚么！”而且她坚持自择对象。选择谁？她不希罕“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尚举人，而是选择商人出身的暴发户西门庆。这种选择，包括后来看中李衙内，在态度上都是表现为与男性平等的。西门庆来相亲时，她“望上不端不正道了个万福，就在对面椅上坐下”，表现得不卑不亢，丝毫没有流露出一星低三下四、乞求可怜的样子。当娘舅张四说了种种理由阻挠她嫁给西门庆时，她的头脑十分清醒，一一加以辩驳，“佳人心爱西门庆，说破咽喉总是闲”，坚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嫁给所爱的人。怎样嫁去？“二顶大轿，四对红纱灯笼”，正大光明地过门。她对过门后可能产生的种种困难也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第七回)。果然，她进西门庆家后不能得宠，含酸失望，但并不悲观，也不胡来，处之坦然，巧于周旋，等待时机。机会终于来到。西门庆死了，妾妇们死的死，卖的卖，逃的逃，一片零落了。她瞄准时机，也不想“耽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一眼看中了“一表人物、风流博浪”的李衙内，决心第三次嫁人，理直气壮又光彩焕发地走向了另一个“两情愿保百年偕”的世界。小说详细地写了她又一次自择婚配时的心理活动：
那日郊外，孟玉楼看见衙内生的一表人物、风流博浪，两家年甲多相仿佛，又会走马拈弓弄箭，彼此两情四目都有意，已在不言之表。但未知有妻子无妻子？口中不言，心内暗度：“况男子汉已死，奴身边又无所出，虽故大娘有孩儿，到明日长大了，各肉儿各疼，归他娘去了，闪的我树倒无阴，竹篮儿打水。”又见月娘自有了孝哥儿，心肠儿都改变，不似往时。“我不如往前进一步，寻上个叶落归根之处，还只顾傻傻的守些甚么？到没的耽阁了奴的青春，辜负了奴的年少！”(第九十一回)
很清楚，她认识到自己的青春年少的价值，对自己的前途有深入的考虑，要亲自去再择丈夫，改变命运。在选择对象时，她不像庞春梅那样“属皮匠的，缝着就上”，也不像李瓶儿那样稀里糊涂，而是有点像潘金莲那样多有主见，但显然比潘金莲考虑得更精细，更显示出女性的独立意识，她一再追问媒婆：“且说你衙内，今年多大年纪？原娶过妻小没有？房中有人也无？姓甚名谁？乡贯何处？地理何方？有官身无官身？从实说来，休要说谎。”“你衙内有儿女没有？原籍那里人氏？诚恐一时任满，千山万水带去，奴亲都在此处，莫不也要同他去？”等等。在《金瓶梅》的女性中，恐怕没有一人那样自觉、慎重地对待自己的婚姻和命运。后来陈经济来勾搭她，甚至拿着她遗失的玉簪来要挟她，她不为所动，忠于“人物风流、青春年少、恩情美满”的丈夫和“郎才女貌、如鱼似水”的“天合姻缘”，机智地挫败了陈经济的无赖行为，保全了自己的名节。她显然不像吴月娘，只知道三从四德，恪守妇道；也不像潘金莲、庞春梅，纵情欲而不顾一切。她尊重的只是自我的价值，在合礼合法的范围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自择婚配，光明磊落地追求美好的生活。抗争的结果是挣脱了封建势力的羁绊而得到了一个“百年知己”的有情人，过起“两情愿保百年偕”的夫妇生活(第九十一回)。在人欲与礼法的矛盾中，她既满足了人欲，又无伤于礼法。她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生活的强者。这就无怪乎张竹坡称赞她是一个“乖人”、“高人”、“真正美人”、“第一个美人”。笑笑生塑造的这个能独立自主地摆脱封建礼法的束缚，不断地自觉追求个人幸福的女性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在她身上，是不是让人看到了一种新的女性意识的苗头？她选择的路，是不是代表了当时女性应该走的路？
在这里，或许有人会问： 假如西门庆不死，她怎么办？她再聪明、能干和有强烈的自主意识，最后能自由地选择到美满的婚姻吗？换句话说，孟玉楼的自我价值的实现，最终还是建筑在偶然性的基础之上。是的，在《金瓶梅》中，我们可以看到孟玉楼的主体意识有所觉醒，不断地在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这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同时，封建的社会礼法与婚姻制度，不允许已婚女性自由地另择婚配，这也是一种必然。这两种必然的冲撞，即以微弱的个体与强大的客体相拼，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而已，最后往往以这样或那样的悲剧告终。孟玉楼的美好结局，确是一种偶然的机缘成全了她。但我们同时应该看到，假如没有她的独立自主的意识和坚持不懈的追求，同样是得不到美好的结局的。而后一点正是她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也是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难得之处和闪光之点。
在《金瓶梅》中的一群女性，在人欲与天理、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冲突中各自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她们都有热烈的情欲，但各人表现了不同的追求，得到了不同的结局： 有的人未能将原始的欲望提升到更高的层次，超越自然的本能，结果被茫茫的欲海所淹没；也有的仍然将社会的道德来规范个体情欲，让沉重的礼教窒息了活泼泼的生命；也有的主体的意识开始在萌发，却既不能节制主体私欲的无限膨胀，又无法对抗客观世界的严厉制裁，最终只能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出现，走向犯罪的深渊；但也有的能意识到“青春年少”的自身特点，在既合理又合法的道路上不断地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的命运，得到了美满的结局。它让我们看到了晚明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真实情况，从而不得不进一步思考： 人的主体意识从何而来？为何而发？作为芸芸众生中的每一个个体，究竟如何对待自然，对待社会与对待自我？个体主体意识的高扬，究竟如何与社会有序的进步相和谐？当然，这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矛盾，或许是文学家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但它同时将是思想家们永远要争论的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