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金莲与玉楼猜枚，被玉楼赢了一二十钟酒，坐不住，往前边去了。到前边叫了半日，角门才开。只见秋菊揉眼，妇人骂道：“贼奴才，你睡来？”秋菊道：“我没睡。”妇人道：“见睡起来，你哄我？你倒自在，就不说往后来接我接儿去。”因问：“你爹睡了？”秋菊道：“爹睡了这一日了。”妇人走到炕房里，搂起裙子来就坐在炕上烤火。妇人要茶吃，秋菊连忙倾了一盏茶来。妇人道：“贼奴才，好干净手儿，你倒茶我吃！我不吃这陈茶，熬的怪泛汤气。你叫春梅来，教他另拿小铫儿炖些好甜水茶儿，多着些茶叶，炖的苦艳艳我吃。”秋菊道：“他在那边床屋里睡哩，等我叫他起来。”妇人道：“你休叫他，且教他睡罢。”这秋菊不依，走在那边屋里，见春梅歪在西门庆脚头睡得正好。被他摇推醒了，道：“娘来了，要吃茶，你还不起来哩！”这春梅哕他一口，骂道：“见鬼的奴才，娘来了罢了，平白唬人剌剌的！”一面起来，慢条斯礼撒腰拉袴，走来见妇人，只顾倚着炕儿揉眼。妇人反骂秋菊：“恁奴才，你睡的甜甜儿的，把你叫醒了！”因教他：“你头上汗巾子跳上去了，还不往下扯扯哩。”又问：“你耳朵上坠子，怎的只带着一只，一只往那里去了？”这春梅摸了摸，果然只有一只金玲珑坠子。便点灯往那边床上寻去，寻不见；良久，不想落在床脚踏板上，拾起来。妇人问：“在那里来？”春梅道：“都是他失惊打怪叫我起来，乞帐钩子抓下来了，才在踏板上拾起来。”妇人道：“我那等说着，他还只当叫起你来。”春梅道：“他说娘要吃茶来。”妇人道：“我要吃口茶儿，嫌他那手不干净。”这春梅连忙舀了一小铫子水，坐在火上，使他挝了些炭在火内，须臾就是茶汤。涤盏儿干净，浓浓的点上去递与妇人。妇人问春梅：“你爹睡下多大回了？”春梅道：“我打发睡了这一日了。问娘来，我说娘在后边还未来哩。”

这妇人吃了茶，因问春梅：“我头里袖了几个果子和蜜饯，是玉箫与你姥姥吃的，交付这奴才接进来，你收了？”春梅道：“我没见他，知道放在那里！”这妇人一面叫秋菊问他：“果子在那里？”秋菊道：“有，我放在拣妆内哩。”走去取来。妇人数了一数，只是少了一个柑子。问他：“那里去了？”秋菊道：“娘递与拿进来，就放在拣妆内。那个害馋痨烂了口，吃他不成？”妇人道：“贼奴才，还漒嘴！你不偷，往那去了？我亲手数了交与你的。贼奴才，你看着手拈搭的，零零落落只剩下这些儿，干净吃了一半。原来只孝顺了你！”教春梅：“你与我把那奴才一边脸上打与他十个嘴巴。”春梅道：“那臜脸弹子，倒没的龌龊了我这手！”妇人道：“你与我拉过他来。”春梅用双手推颡到妇人跟前。妇人用手拧着他腮颊，骂道：“贼奴才，这个柑子是你偷吃了不是？你即实实说了，我就不打你。不然取马鞭子来，我这一旋剥，就打个不数！我难道醉了？你偷吃了，一径里混我！”因问春梅：“我醉不醉？”那春梅道：“娘清省白净，那讨酒来！娘信他，不是他吃了？娘不信，掏他袖子，怕不的还有柑子皮儿在袖子里不定的。”妇人于是扯过他袖子来，用手掏他袖子。秋菊慌用手撇着，不教掏。春梅一面拉起手来，果然掏出些柑子皮儿来。被妇人尽力脸上拧了两把，打了两个嘴巴，便骂道：“贼奴才痞，不长俊奴才！你诸般儿不会，像这说舌偷嘴吃偏会！刚才掏出皮来，吃了，真赃实犯拿住，你还赖那个？我如今要打你，——你爹睡在这里，我茶前酒后： 我且不打你，到明日清净白省，和你算帐！”春梅道：“娘到明日，休要与他行行怱怱的，好生旋剥了，教一个人把他实辣辣打与他几十板子，教他忍疼，他也惧怕些。甚么斗猴儿似汤那几棍儿，他才不放心上！”那秋菊被妇人拧的脸胀肿的，谷都着嘴，往厨下去了。妇人把那一个柑子平擘两半，又拿了个苹婆、石榴，递与春梅，说道：“这个与你吃。把那个留与姥姥吃。”这春梅也不瞧，接过来似有如无掠在抽屉内。妇人把蜜蒸也要分开，春梅道：“娘不要分，我懒待吃这甜行货子，留与姥姥吃罢。”以此妇人不分，都留下了不题。

【赏析】

作为一部“暴露”小说，《金瓶梅》更多地是用客观而冷静的态度来描叙它笔下的人物、事件和场景。但是书中偶尔留存的说书人的口吻如“看官听说”等，仍然明确地表示了小说对于其中人物等的评价。当然，它大多数时候，都呈现出一种不掺杂作者评论，直陈其事，不避丑恶，甚至因此而被称为“自然主义”的风格，比如使它得“享”“淫书”恶谥的性行为的描写等等，都是完全出之于纯粹客观的再现。不过，通过富有深意的人物描写、情节设置等，作者的评价立场还是不难被读出来。由于作者无法避免的时代与阶级局限，他对于自己笔下人物的描写，或许经常会有那么一些让我们感到不快的情感。比如本段中采用的“三个女人一台戏”的表演形式，带有总结性质地讲述了潘金莲及她的两个丫环春梅和秋菊之间的故事，而她们各自的性格、表现及最终的命运，在小说家的笔下的形态，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明代社会道德观与价值观的不乏典范意义的标本。

很可以肯定地认为，潘金莲房中的一主二仆所构成的三角关系，是作者一种颇有深意的安排。单从名字上看，春梅与秋菊，就是经常会在诗文环境里成对出现的两个意象，把这两个以此意象命名的人物放在一起，而且是一同放在小说中最重要的女主角的身边，写出二人与女主人的关系，及其各自性情、命运的截然不同，显然不能用“随意”二字来解释。

一部大书读至此处，我们早就知道，庞春梅本是请媒人薛嫂介绍买来，侍奉吴月娘的丫头，潘金莲嫁入西门庆家之后，“西门庆把春梅叫到金莲房内，令他伏侍金莲，赶着叫娘。……又替金莲六两银子买了一个上灶丫头，名唤秋菊”。两人的身份、地位略有不同。不过，更重要的不同，是她们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因为“素质”的高下之分，而有了显著的差别：“原来春梅比秋菊不同，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生的有几分颜色。西门庆甚是宠他。秋菊为人浊蠢，不任事体，妇人(指潘金莲)打的是他。”(第十回)后来庞春梅被西门庆“收用”，从此摇身一变，成了潘金莲口中的“小肉儿”、“好姐姐”，她也成了这个家庭，甚至这个世界上惟一一个与潘金莲有着深厚感情和密切关系的女人。既与潘金莲“打成一路”，庞春梅也就在主子与其他妇女的斗争中充当了“急先锋”。激打孙雪娥，是春梅起事；抠打如意儿，也是春梅打头阵。直至她最后因与陈经济的奸情而被吴月娘逐出家门，却因祸得福，最终“婢作夫人”，达到了其人生最辉煌的顶点。而秋菊，则始终是一个因“浊蠢”而不断遭受虐待的奴仆的典型： 在臭名昭著的“醉闹葡萄架”之后，潘金莲的绣鞋掉了一只，迁怒于秋菊，开始了第一次对秋菊的折磨——让她在院子里顶着石头跪。从此以后，打板子，顶石头，对秋菊来说是家常便饭。她是潘金莲的“出气筒”，每当潘金莲使性子，没好气，对秋菊照脸就是“两耳刮子”；在第五十八回中，潘金莲因为对李瓶儿无法遏制又无处发泄的妒嫉，就趁鞋上踩到了狗屎，对秋菊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摧残：“提着鞋拽巴兜脸就是几鞋底子。打的秋菊嘴唇都破了，只顾揾着搽血。那秋菊走开一边，妇人骂道：‘好贼奴才，你走了！’教春梅：‘与我采过跪着。取马鞭子来，把他身上衣服与我扯了，好好教我打三十马鞭子便罢，但扭一扭儿，我乱打了不算！’春梅于是扯了他衣裳。妇人教春梅把他手拴住，雨点般鞭子轮起来，打的这丫头杀猪也似叫。……打够约二三十马鞭子，然后又盖了十栏杆，打得皮开肉绽，才放起来。又把他脸和腮颊，都用尖指甲掐的稀烂。”这一非人的场景，又使我们想起在潘金莲未嫁西门庆之前对武大郎的遗女迎儿的摧残，两段情节遥遥相对，同写出金莲之残暴，下人(迎儿也是被金莲作丫环使的)之悲惨。

可是，在作者对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客观而冷静的描述中，我们实在很难看出他对于这个人物的同情。他告诉读者更多的，恐怕是“性格决定命运”这句现在被我们说滥了的人生感悟。虽然，这句话太过忽略了时代与阶级的种种条件，有把末节当主干的嫌疑，也反映了小说家无可避免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但看本段中秋菊的表现： 揉着眼睛开门，却否认睡着；偷吃柑子不认账，却被人把柑子皮从袖中翻出——我们尽可以为她的悲惨身世一表同情和义愤，但她的不够机敏，的确给当时的评家留下了口实：“人之憎恶一人，虽极偏极暴，亦必有繇。人因其偏暴，往往转为蠢人护短。”与小说作者应该有共同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崇祯本批评者，正是在这一点上为潘金莲辩护，而跟小说家一样斥秋菊为“浊蠢”，声称不能因为有人对蠢人凶暴残横就无条件地去同情蠢人，或为蠢人之“蠢”辩解。每每这样的凶暴残横，都是有原因的。其原因，不言自明，当然是因为蠢人之蠢！

明了此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金瓶梅》会安排那么多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最终只能得到一个悲惨的结局。只要人天生不够高贵，或者不够机灵有趣，哪怕是“贵”为西门庆第四房小妾的孙雪娥，甚至西门庆的女儿西门大姐，都无一例外地成为自身性格缺陷的牺牲品和人生的失败者。

反观春梅，却从作丫环起就有一股天生的傲气与高贵。以至于在她被西门庆“收用”之后，无论西门庆还是潘金莲，都不再拿她当作一个普通的丫环看待，反倒要时时讨其欢心。即从本段来看，性欲弛张的潘金莲本来迫不及待地要回房与西门庆淫乐，但一见春梅正与西门庆搂抱在一起，居然主动“让贤”——这可是她在西门庆的其他女人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等她在“后边”与孟玉楼等人熬到夜深回房，秋菊因为开门迟而痛遭她的詈骂，而对春梅，却因为没能制止秋菊叫醒她而表示了道歉。紧接着的分果子，也显然是要讨春梅的欢心。庞春梅以丫环身份面对主子时，无论是西门庆还是潘金莲，都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甚至对对方的主动示好都可以洋洋不睬。潘金莲打了偷吃一个柑子的秋菊，却把剩下的水果几乎平分给庞春梅，可春梅瞧也不瞧，“接过来似有如无掠在抽屉内”，这同样的动作还发生在第三十四回，西门庆把自己吃的茶递给她吃，她却“似有如无，接在手里，只呷了一口，就放下了”。其心气之高，多少让人感到些讶异。与她身份相仿的宋惠莲和如意儿以及在名分上比她高的孙雪娥在得到主子一夕之欢的垂青后，那种得意忘形，似乎就早为她们后来的结局下了定论。正是这种带有浓厚宿命论色彩的描写，使得作者笔下的庞春梅，直到此时也完全没有“金、瓶、梅”中另外两个人物的秽恶，像以往的评论家所言，对她的“淫”只是暗暗摹写——像此段情节中写她与西门庆行房，就是通过她睡在西门庆的脚头的情景暗示而已，大可与当初西门庆“收用”她的情节作一对映。当然张竹坡还是从这里读出了小说更多的结构意义：“此回特写春梅与西门一宿，与收春梅文字一映，为后文之春梅出落春信，又结西门庆之春梅也。夹叙秋菊，以与上无数打秋菊一总为含恨地也。总之此回俱是照后作结的文字，看他一路写去，有心者自见也。”也就是说，到此为止，潘金莲房中的一主二仆(或一仆二主)，有了一个大概的结束。

可幸的是，在小说家客观冷静但不乏阶级偏见的笔触下，我们还是发现了“被侮辱和被损害者”秋菊的可贵的一面，那就是不麻木。她与同样“浊蠢”而遭受虐待的迎儿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她坚持不懈的反抗精神。潘金莲私琴童，被秋菊看见告诉小玉，辗转传到西门庆耳朵里，其直接后果，就是印证了西门庆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的传言，潘金莲在西门庆的马鞭子之下，受到了生平最严厉的惩罚；而西门庆死后，也正是由于秋菊对她、春梅与陈经济的奸情一而再、再而三锲而不舍的揭发，潘金莲又与春梅双双被逐出家门，最终惨死在武松刀下。有因就有果，侮辱和损害他人的人，得到的也将是他人的侮辱和损害。这或许是这部小说告诉读者的另外一个人生感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