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内因与种种情况已如上述，实际例子也已举了不少，从中可以得到不少的教训和启发。

事实告诉我们，一个人想要成才，主要应依靠自身的努力。能够促使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外因很多，说明中国古代青少年成才的道路十分宽广，但是成才的道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会遇到种种阻力。事实上任何时候成才的人都是少数，只能占到全部青少年的一个很小的比例，这是为什么?原因是许多人自身的努力不够，缺乏远大的志向，稍有成就就沾沾自喜，终于成不了才。有的人缺乏跟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们在困难面前怨天尤人，不知道跟天斗、跟地斗、跟种种自然的和人为的困难斗，才能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也成不了才。有的人读书不够勤奋用功，仅仅满足于一知半解，这自然也难以成才。有的人光有书本知识而不重视实践，只是从书本中获得了一些现成的知识，只会重复前人说过的话，重复前人做过的事，不会独立思考与创造，这自然也难以成才。有的人在顺利的环境中能愉快地生活，而一旦身处逆境或遭遇到一些阻力，就只会唉声叹气，怨恨自己生不逢辰，甘心做命运的奴隶，这样自然也难以成才。正是因为如此，成才的人也就不太多了。生活在今天的青少年，如果想要使自己成才，那就要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小立志，加紧努力，并要敢于跟一切困难和阻力作斗争，那才会有希望。

事实告诉我们，天才与成才并不是一回事。有些人，小时候可能有些出人意料之外的天才，即如同前面所说的是个得天独厚的幸运儿，但是天才能否成才，还得决定于家庭、师长和社会的培养教育以及他自身的努力，如果没有这些外因和内因在他身上起作用，天才的优势也就会很快地消失，当他长大以后，也许会成为连平常人都不如的庸才。宋朝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曾写过一篇《伤仲永》的短文，说的是金溪地方有个出生在农家的名叫方仲永的孩子。他家世世代代务农，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当仲永五岁那年，有一天，他忽然吵着要纸墨笔砚等文具。父亲觉得很奇怪，就从邻居家里借了一套文具给他。仲永像是个读过书的人那样，拿起笔蘸上墨，居然写下了四句诗，大意是一个人应当孝敬父母，团结族人，并且还具上了他自己的姓名。这真是天下奇闻，仲永竟是个天下少有的无师自通的天才儿童。这事一传扬开去，一乡的秀才都纷纷赶去观看，大家出题目叫仲永当场做诗。仲永一拿到题目，只要略加思索，就能挥笔立就，并且文字与意义都还可观。这一下可震动了整个县城，人们都说仲永这孩子真是个了不起的神童，方家的稻草堆里居然飞出了一只金凤凰。大家由于喜欢仲永，也就连带着尊敬他的父亲，并且纷纷慷慨解囊，送钱给这位神童的父亲，让他好好地培养教育仲永。可是仲永的父亲见钱眼开，竟把儿子当成了摇钱树聚宝盆。他并没有送仲永去上学读书，而是像耍猴子似地，每天带着仲永到全县各地去表演，借此向前来围观的群众乞讨。就这样，仲永没有能在天赋才能的基础上进一步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只能停留在原有的水平上，不断地重复那些已经写过十遍百遍人们早已看腻烦了的诗句。到他十二三岁的时候，人们再出题叫他做诗时，他竟连原先已经写过的诗句也只能写出十分之二三了。这样，人们对他也就失掉了兴趣，不再有人来观看了。又过了七年，到仲永20岁左右的时候，他已经变得一个字也不会写，成为只会抡锄头种地的普通农民了，天才在方仲永身上犹如昙花一现，终于很快消失了。

王安石写的这个故事，人物有名有姓，大概不是虚构，而是实有其事的。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天才未必能够成才。天生智力超常的天才儿童是有的，但是要使天才儿童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还得依靠父母师长的培养教育和他自身的努力。否则，像方仲永的父亲那样，只知道利用儿子的一点小聪明去向人乞讨，不知道对儿子进行培养教育，他虽然获得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却最终毁掉了儿子。像方仲永这样的天才儿童却没能成才的悲剧，在人世间恐怕不会是独一无二的，可能还会有其他类似的悲剧。从这个故事中，使人得到了重要的教训与启发，那就是作为天才儿童的父母，不应当因为自己的子女有天才而沾沾自喜，而是应当感到自己的责任比别的父母更为重大，如果不负起这个沉重的责任，那就可能毁了有天才的子女，像方仲永的父亲那样遭人笑话和斥责。作为天才儿童本人，更不应当因为自己比别人聪明而骄傲自满，放松学习，不求进取，而是应当很好利用自己优越的天赋才能，锐意进取，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对社会国家民族有用的人才。否则，就会像俗语所说的“聪明反被聪明误”，一点点天才成了禁锢自己前进的镣铐，使自己变成为又一个令人惋惜的方仲永。

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一个人不论在社会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都应当想到自己对社会所应承担的责任，想到如何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凡是发挥自己的能力，尽到了对社会的责任，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的人，并且贡献巨大，对别人具有启发意义的，才称得上是个人才。对于前面提到过的许多青少年成才的历史人物，也许有人会说，那些为捍卫国家民族的安全流血流汗的英雄是人才，为中华文化事业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是人才，这都是大家所公认的，但是汉昭帝、冯太后、康熙帝等帝王，他们的所作所为首先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什么说他们也是人才?这个问题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因为他们也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汉昭帝继承他父亲汉武帝的功业，使得汉朝天下没有被一些阴谋家夺走，而是继续维持着社会的繁荣局面。作为一个皇帝，在巩固自己地位的同时，能做到这些，就是尽到了他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他当然算是个人才。冯太后在北魏皇权遭到威胁、吏治败坏、生产萎缩之际，首先除掉了威胁皇权的乙浑阴谋集团，然后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刷新吏治，发展生产，使北魏出现安定繁荣的局面。作为一个临朝听政的太后，在巩固皇权的同时，能开创如此局面，就是尽到了她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她当然也是个人才，并且还是个难得的女中英才。康熙帝平定清初的混乱局面，除掉了鳌拜这个威胁皇权的野心家，为清朝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扫除了一个方面的障碍，并逐渐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作为一个皇帝，在巩固皇权的同时，能做出如此贡献，当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总之，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同，在古代，作为帝王的社会责任就是要使国家安定繁荣。如果他的皇位不稳，他就做不到这一点。他的皇位巩固了，实行的政策是使国家安定繁荣的政策，那就是尽到了他的社会责任，对社会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人们就得承认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不能因为他是个帝王而另眼看待，另立一个标准。严格地说，人世间没有单纯只是使个人得到利益而于社会国家民族无益的成才先例，成才可能给个人带来名利，而更重要的是对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贡献。

事实告诉我们，人的社会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其经历可能是先甜后苦，也可能是先苦后甜。前一种情况如某个人生来就有一个好环境，托父母或祖先的福，一出世就过上了吃肉穿绸的富裕生活，他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懂得忧愁，也不知道一个人应当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贡献，只知道个人恣意享受，让别人替他服务。可是到后来环境突然一变，家庭破落，他就只好吃苦头了。甚至贵为帝王，时世一变，也可能成为阶下囚或断头鬼。像这样的人与我们所说的成才无缘，其最终的结局可想而知，人们不会去同情他，也没有人愿意像他那样，当然更不会向他去学习。后一种情况如某个人生来就处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自幼就在饥寒交迫中度日。后来他在逆境中奋起，经过努力，一举成名，终于苦尽甜来。像这样的人，当然是值得人们学习的，前面《在逆境中奋起夺取胜利》这一节里已经举了不少这样的例子。但是这种人进一步发展下去也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他们在尝到了甜头以后，回忆起以前的苦日子，深感世道艰难，自己能够闯过来实在不易，因而自奉俭约，并且继续在学习生活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他们没有被自己的荣华富贵冲昏头脑，而是仍然想着如何为社会国家民族做更多的贡献。另一种情况是他们从此满足现状，认为自己过去吃了不少苦，如今该是享受的时候了。他们开始过着奢侈浮华的生活，学习不再求上进，觉得自己这点学问已经足够了，至于对社会国家民族做贡献的事，则早已置之脑后，想也不去想，更不必说实际行动了。朝着前一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人是难能可贵的，中国历史上凡是在艰苦环境中奋斗成才的青少年，多数是朝着这样的情况发展的，他们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朝着后一种情况发展的人，他们逐渐跟社会脱节，他们在成才过程中和成才初期对社会有过一些贡献，但是极其有限，以后也就不再有什么贡献了，甚而至于他们当初勤奋学习得来的这点儿才气，也可能会逐渐地化为乌有，变成为一个平庸的人。这里不妨拿南北朝时期梁朝诗人江淹作个例子，说明这后一种情况的人是确实存在的。

江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从小失去父亲，他只好砍柴卖钱度日。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他勤奋苦读，而他确实也有些才华，因而进步很快，在青年时代就写下了《别赋》、《恨赋》和其他感人的诗文。他的诗文得到了当时一些达官贵人的赏识，他终于做了官。出仕初期，他为官正直，弹劾不避权贵，也颇受人们的赞誉。后来江淹的官越做越大，有了大片的封地，优厚的俸禄，过上了养尊处优的日子。但是也就从这时候起，江淹认为自己的名利都已经有了，因而心满意足，不再像过去那样用功读书了，在官场上也越来越明哲保身，不再锋芒毕露了。他长时间的不再看书写诗作文，最后终于再也写不出像样的诗文来了，正如别人对他的评价那样，他已经是“江郎才尽”，在文学领域里再也无所作为，也不再是个受人仰慕的人才了。

自古以来，凡是有着立志成才内因的人，再有外因的促进，那是一定能够成才的。但是成才以后不应当忘掉自己的社会责任，应当继续为社会国家民族做出新的贡献，不应当在自己获得名利以后就停止前进的步伐。能把自己的成才与对社会国家民族的贡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不断地前进的人，是永远受人尊敬的。成才以后就停止前进的人，则会遭到社会的嘲笑甚至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