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讲到，中国古代的青少年，有的四岁就能写文章。这个年龄还没有入学，不可能是老师教育的结果。这个年龄尚未步入社会，当然也不可能是社会教育或政治风云激励的结果。要说是家庭教育的影响，也不一定符合事实，因为他的父母即使是了不起的教育家，恐怕也很难把四岁的孩子培养到如此程度。看来唯一可能的是这个孩子有异于常人的天赋才能，即通常所说的天才。

一说天才，有人认为这是在宣扬天命论，可是事实上天才确实是客观存在的。如果不承认有天才，有许多事情就没法解释。例如在同一个家庭里出生的孩子，受的是同样的家庭教育，所处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也完全相同，为什么有的能少年成才，而有的则大器晚成?又如在同一位老师的教育下，作息时间相同，为什么有的学生一篇文章读一两遍就能背诵，而有的学生读了几十遍还背不下来?这些都没法用别的原因解释，只能说是由天才决定的。天才的有无，能使一个人事半功倍，或事倍功半;能使一个人少年成才，或大器晚成，甚至于成不了才。

天才是个人所独有的生来就具备的内因，其实那是由父母在其出生之前所赋予的。说得明白一点，天才的产生是父母的功劳，是父母的优生使得孩子成了得天独厚的幸运儿。

优生学告诉我们，父母在生育子女的时候，如果身体健康，精神愉快，并且智力状况良好或高出于一般人，那么他们所生育的子女就有可能会比较聪明，或竟是一个天才。反之，父母的健康不佳，精神忧郁，智力一般或低于常人，就决不可能生出聪明的子女来，天才自然更谈不上了。另有一些情况是：近亲婚配的父母，酗酒或有其他不良嗜好的父母，感情不和的父母，也都不可能生出聪明的孩子，更谈不上天才。再有，父母的健康、精神、智力虽然都很好，但是母亲在怀孕过程中营养不良，有病服用了某些药物，或身体突然受了外伤，或受到了外界的不良刺激，以及受到了其他种种不利于孕育新生命的因素的干扰，也可能会影响胎儿，使孩子出生以后智力低下。

中国古代有所谓“胎教”之说，要求妇女在怀孕期间，思想、视听、言语、行动都必须纯正，那样胎儿才能受其感化，出生以后智力体格发育正常，长大以后能成为正人君子。古书中还为胎教之说举了具体例证说，周文王之母太任，在孕育文王的时候，“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因而文王生而明圣，得归功于太任的胎教。这个例子并不是为周文王或他的母亲太任涂抹神圣的灵光，其实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目不视恶色”，就是不看那些不好的、杂乱的、或令人烦恼的事物。“耳不听淫声”，就是不听那些嘈杂的、震惊人的、或听了使人不愉快的声音。怀孕期间真能做到这样，就会终日心情舒畅、恬静安适，如果再能看些有教育意义的书籍或画片，听听美妙动人的音乐，那么对于腹中孕育着的胎儿自然会产生好的影响，能使其出生以后智力体格优于常人，具备长大后有可能成才的先天条件。今天所说的优生学，其实是与中国古代的胎教之说相吻合的，或者说是吸取了中国古代胎教之说的某些部分，再加上现代科学的实验结果而发展成的一种学说。

不重视优生学，或者说不重视胎教，因而自食苦果的具体例子是不少的。试举晋武帝的子女为例。晋武帝司马炎生了许多子女，光是儿子，据史书记载就有26个之多。26个儿子中有八个“不显母氏，并早夭”，可能不是正式的后妃所生，而是随便与哪个宫女生的，自然活不了，也不许可活下来;18个有名字可查的儿子中，又有九个早死，一个白痴，一个少有风疾口眼歪斜;其余略为像点样子的儿子又多是心术不正者，多数死于“八王之乱”争权夺利的战争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史书上记有现成的答案，那就是因为晋武帝“好色多内宠”，后宫多到将近万人。晋武帝每晚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睡觉才好，他只好坐了羊车，任羊跑到哪里，他就在哪里停下来。后妃们为了想得到晋武帝的宠爱，就想尽办法招引羊车，她们知道羊爱吃竹叶，就竹叶插户，知道羊爱舔咸的东西，就盐汁洒地。晋武帝听任羊的指挥，在某一个地方停下来以后，先要摆酒狂饮，喝醉了才与后妃同房。像他这样荒淫酗酒的皇帝，自然生不出天才的子女，只能生出一些短命鬼、白痴和有残疾的儿子来了，而继承他皇位的晋惠帝司马衷是个白痴，在位期间闹出许多笑话，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不光是晋武帝一人如此，历史上的许多封建帝王，由于生活荒淫，也有类似的情况，他们也大都生不出有天才的子女来。这就告诉我们，封建帝王虽然号称九五之尊，把整个天下视为他们的私产，他们不愁吃穿，并且还要吃最美味的食物，穿最华贵的衣服，但是由于他们多数过着荒淫无度的生活，不懂得胎教的道理，也就是不懂得优生学，所以他们的子女有天才的不多。

既然说帝王的子女有天才的不多，可是前面又曾说过汉昭帝和清康熙帝少年有为，这又如何解释?是否前后矛盾?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一般与特殊之分，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帝王的子女不是优生优育的，而有少数则属于特殊情况。

先看汉昭帝刘弗陵。他是汉武帝刘彻的儿子。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其文治武功彪炳史册，与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并称。他的健康、精神、智力都是良好的，甚至可以说是超常的。汉昭帝的母亲赵倢伃，是汉武帝的宠姬。她与丈夫虽是少妻老夫，但是她既是宠姬，他们的结合应当是愉快美满的。史书记载，汉昭帝五六岁时就号称“壮大多知”，又健康又聪明，被汉武帝称赞为“类我”的一个儿子。因此，我们说汉昭帝是个得天独厚的幸运儿，多少有些天才的成分，或者至少可以从他身上排除那些帝王子女常有的不良的先天因素。

再说康熙帝玄烨。他是顺治皇帝福临的儿子。顺治帝虽然英年早逝，但是他的健康、精神、智力都没有什么问题。他虽有后妃数人，但生育的子女并不太多，说明他并非是个荒淫无度的皇帝，过早去世自有另外的原因。康熙帝的母亲孝康章皇后是个汉人，满汉两族的结合，在血统上是有益于下一代的。史书上记载，康熙帝自幼“天表英俊，岳立声洪”，说明他的健康、精神、智力都有些超常。他自幼就“愿效法父皇”，想做皇帝，在读书时特别留意于统治权术，所以，康熙帝身上既有天才的成分，又有后天的努力，他也是异于一般的帝王子女的。

根据历史记载，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也确实是生来就很聪明，具有天才，号称神童的。如唐朝的诗人元稹〔zhen枕〕，九岁就能写出一手好文章，15 岁就以通二经考取了明经科。后来他成为与白居易齐名的诗人，被并称为“元白”。北宋的文学家王禹偁〔cheng称〕，本是农家子弟，七八岁就能写文章，使当时任济州郡从事的毕士安感到很惊奇，就到他家里去了解情况，看到他当时正在磨面，于是就以石磨为题，叫他当场作文。王禹偁略加思索以后，很快就写了一首诗：“但存心里正，无愁眼下迟。若人轻着力，便是转身时。”这首诗不但把磨的轴心必须正，磨的漏眼里应慢慢地放进粮食，人们只要轻轻用力，就能把磨转动起来的情况写出来了，并且一语双关，写出了自己的心地正直，眼下虽然还迟迟无出头之日，但是只要有人肯着力提携，他就能很快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后来，王禹偁在29岁那年终于考中了进士，先后出任成武县主簿①、长洲县知县、大理寺②评事等职，而他写的诗文也开始不胫而走，很快就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学家。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生而警敏”，幼年读几百字的文章，读几遍就能背诵。12岁去参加六论考试，文章援笔立就，内容还写得很好。刚20岁就已名闻四方，受到大文学家欧阳修的赏识。南宋的清官兼学者陈埙〔xun勋〕，自幼聪明而又好学。他的祖父陈叔平去世的时候，他才四岁，就已能跪在灵堂上向前来吊唁的客人答礼，跑前跑后地迎宾送客，俨然像个成人的样子了。祖父的好朋友楼钥看到陈埙很聪明，就以“银杏”为题，叫他对对子。陈埙脱口而出说“金桃”。楼钥说：“银杏是果实的名字，俗称白果。你这金桃是什么?”陈埙回答说：“记得杜甫的诗中有‘鹦鹉啄金桃’的句子。据我看，那是一种金黄色的桃子，即俗称黄金桃的品种，所以与您说的银杏正好是一对。”陈埙小小年纪，就能背诵杜甫的诗句，并能以金桃与银杏相对，使楼钥听了很高兴，连声夸奖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后来，陈埙十几岁就通过县、府二级的考试，20岁就考中了进士，先做了黄州教授，后又任太学博士、枢密院编修及常州、衢州的知州。晚年他在家乡鄞〔yin银〕县讲学，培养了许多人才。

总之，自幼智力超常的天才事实上是存在的，这是中国古代某些青少年成才的一种内因。那些得天独厚的幸运儿的智能，并不是由老天爷赋予的，而是由他们的父母赋予的。优生学为我们解答了所谓天才之谜，而历史上的某些记载，特别是有关帝王子女的记载，又为我们提供了不优生所产生的严重后果的反证，使我们敢于做出有无天才的结论。我们既为中国古代那些具有天才的青少年成才而庆幸，也为那些由于父母不负责任所造成的低能儿和夭折者而惋惜。做父母的应当讲究优生优育，以求生育出一个有天才的子女来。而那些得天独厚的幸运儿，更应当发奋自强，使自己的天才得到很好的发挥，真正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这里还有一点必须着重说明，因为上面所举的例子多数是皇帝、官员和政治家、文学家，那也许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只有这些人的家庭经济条件好，或者父母都是有学问的人，所以这些人才有可能生来就很聪明，是天才儿童。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朱元璋出身农家，父母都没有什么文化，他自己的才干是在艰苦环境中奋斗锻炼出来的。霍去病的父亲是衙役，母亲是丫头。邴原的家里很穷。王禹偁是农家子弟。汪应辰是县衙弓箭手的儿子。他们的家庭都没有良好的经济条件，父母大都是文盲。由此可见，天才跟家庭并无必然联系。只要父母健康而又没有酗酒等坏习惯，母亲在怀孕期间没有生病或遭受意外伤害，即使是农民、工人或穷人家庭，都有可能产生天才儿童。中国古代的谚语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出身与天才没有必然联系，而有了天才还须努力，才有可能成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