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经学的家教

我国古代的统治者,为了保障官僚队伍的素质,除了设立学校训练和培养“国子”外,还十分注重官僚之家的子孙教育。在西周时期,国学为贵族子弟开设,学在官府,贵族子弟所学无非“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但为了确保国家官吏即那些作为奴仆性质的职官后继有人,当时也采取了“宦学事师”制度。这一制度的性质和形式是“政教合一”的,即求学者唯在入仕途之后,就学于官府,边做官边学,向经验丰富的官吏学习为官之道。春秋战国时期,“政教分离”,私学教育以培养“为政之士”为对象,所以官吏的教育下移到民间。秦代禁私学,使官吏的培养与训练由民间私学又归入朝廷,推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吏师制度。汉代大力发展文教,兴办国家教育,提倡私学,同时也保留了“宦学事师”的传统,如王充在《论衡·程材》记载:“文吏,朝廷之人也。幼为干吏,以朝廷为田亩,以刀笔为耒耜,以文书为农业。”官府注意录用熟悉吏事的“学僮”,于是一些士人的家教“好仕学宦,用吏为绳表”。一般说来,汉代的宦学是文武分途,武以习武将兵之道为主要内容,而文则要求学习“史书”,学习儒经和明习法令以及为吏之道等。

汉代自实行“独尊儒术”和以经术取士之后,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日益摒弃杂家学说而崇尚经学。这一特点,与当时的私学教学风气的影响很有关系。

汉代仕宦之家的家庭教育,大体说来,有初、中、高三种程度。初等程度的教育是启蒙教育,主要在“家馆”进行。家馆类似于后世的私塾,它是由仕宦之家(亦有贵门富户之家)设立的,聘请书师来家教授本家和本族的适龄入学的儿童。学习内容主要有《苍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目的是学习识字和习字。此外也兼习《九章算术》。中等程度是诵读经书。所谓经书,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在汉代主要学习的经书有《孝经》、《论语》、《易》、《尚书》、《诗》等。古代的教材,不像今天的课本分课目,一本书就是一部教材,这样就有必要按照经书的内容划分成若干部分,形成单元课程以便于把握教学进度。这些被划分的若干部分,习惯上称为章,章被编为顺序,如《论语》被分成《学而第一》、《为政第二》等等。章是比较大的单元,因此章还要分细些,于是就以“句”为单位。句是一句完整的话,或者是讲的一个完整的事或道理。儒家的经典因为教学的需要,都被人们划分为章句,所以中等程度的教学主要是章句教学。章句教学的目的是要求学生“粗知文义”或“略通文义”,主要的形式是“诵读”。古代的诵读要求很高,它不是仅仅能读下来,而且要能讲述章句大意,并且要达到熟练背诵的程度。由此,死记硬背的教学原则是这一阶段的主要教学要求。高级阶段的学习是专经研习。专经研习的风气在汉代非常时髦,当时流传有“遗子黄金满籝〔ying营〕,不如教子一经”的说法。因为只要能精通一经,即可飞黄腾达,得到高官厚禄。当然,要精通一经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读书人很多,各家各派对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都有不同的见解,形成了学派林立的“师法”和“家法”。此外,经学中还有古今文经的经学纷争。所以精通一经的家教,要聘请对经学有相当造诣的人为师,如果请不到经学大师,就让自己的孩子出门拜访名师,以就其学。汉代的硕学鸿儒甚多,一般不在仕宦之家当少数学生的家庭教师,而是自立“精舍”教授,往往门徒千数,多者达万人之众。如东汉名儒张霸之子张楷,通《严氏春秋》和《古文尚书》,门徒常千人,宾客聚时,车马填街。他的学生大都是仕宦之家的求学子弟。

总之,汉代的仕宦之家的家教开始兴盛,一方面来自求官的动力,因为注重家教是保持后代为官的途径,另一方面与汉代推行以经术取士的制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