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后期的鲁国，政在季氏。哀公四年至二十七年(公元前506—前468年)执掌国政的是季康子。季康子权倾鲁国，他的叔父公父文伯是很受宠信的大夫。
公父文伯自以为官列大夫，侄子当国，很是体面威风，慢慢地滋长了骄奢之心。一天，他退朝回家给母亲敬姜问安，有点趾高气昂。
老夫人一生勤俭，尽管满门高官厚禄，她也可以坐享荣华，但她没有这样做，还是像普通百姓的妇女那样，时时坐在纺车前纺织。公父文伯见到母亲如此，大为不满地说：“娘，您也该歇息吧。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老母还在纺线，传出去不说我这个儿子没好好地侍奉娘亲，骂儿不孝，恐怕让侄儿季康子知道了，也会不高兴的！”
敬姜听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接着又纺起线来，一边纺一边说：“鲁国真要灭亡了！让你们这些人做官，把国家命运交给你们，可是你们却不懂得立家治国的道理。给我坐下，听我慢慢说给你听。”
公父文伯恭敬地坐于母亲纺车前。敬姜语重心长地说：“古代圣王治国，把老百姓安顿在贫瘠的地方，让他们开垦耕种，劳其民而用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统治国家。为何？凡是老百姓勤劳，则思考为善，否则逸则思淫，淫则亡善，人不思善良就恶念滋生。自古来沃土之民好淫逸，贫瘠之地的百姓善良向义，这都是使民以劳与逸的结果。小到百姓，大至天子、三公、九卿、百官，都是同一道理。天子与百官勤政清廉，则国家政治必然宽仁体德，天下安宁。天子之国如此，若诸侯国朝修天子之业命，昼考其国职，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不让任何职官逸淫，那么诸侯之国安宁。卿大夫如果朝考其职，白天勤修庶政，晚上抓紧学习典乐文化，修业进德，并时常关心家事的操守，那么才有安宁。读书人朝受业，昼而讲贯，夕而习练巩固，在夜里反省无憾，则自然业修身安。老百姓也是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一日懈怠，则家安人旺。”
听着老母教诲，公父文伯频频点头。当敬姜讲到这儿，心想，这些都是男儿的事，而且我们家又不缺吃少穿，马肥车轻，满门官服，拖丝曳帛，还需高龄老母亲自纺织吗？于是不解地说：“老母言之，皆男人之事，孩儿不敢好逸恶劳。老母年高，本当坐享清福，又不是儿子不孝。”
敬姜接着说：“你听我讲来，怠惰是有罪的，这是古往今来的制度。非但男人如此，女人也是一样。王后、公侯夫人、卿之内子、命妇、列士之妻，都要做女红。自上而下，人人勤劳，谁敢淫心惜力？今日的我，是一个寡老太太，你又是职位在下的大夫，朝夕侍奉君王，我担心你忘弃先人的志业。况且我见你渐生怠惰，发展下去将怎么能避罪！我希望你朝夕提醒我一定不要废弃先人之业，可是你今天却说为什么不坐享清福。以此看来，你虽然世袭了父亲的官职，我却害怕如此这样你绝了季氏的烟火！”
老母的谆谆教诲，以从小见大的言理，提醒儿子戒奢戒怠，使公父文伯深受启迪。原来老人家纺绩不辍，是为了以其身教而使儿子勤于政事，克勤克俭，方保家祚永昌。后来，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季康子，季康子也很受教育。
从此以后，公父文伯每日退朝回家，总要伫立于母亲旁边，望着母亲那枯干的手指牵着纺线，嗡嗡的纺车声好像在不停地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