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应该说饮，或喝。然而我们南方人都叫吃。古诗中有“吃茶”，那么酒也不妨称吃。说起吃酒，我忘不了下述几种情境：

二十多岁时，我在日本结识了一个留学生，崇明人黄涵秋。此人爱吃酒，富有闲情逸致。我二人常常共饮。有一天风和日暖，我们乘小火车到江之岛去游玩。这岛临海的一面，有一片平地，芳草如茵，柳阴如盖，中间设着许多矮榻，榻上铺着红毡毯，和环境作成强烈的对比。我们两人踞坐一榻，就有束红带的女子来招待。“两瓶正宗，两个壶烧。”正宗是日本的黄酒，色香味都不亚于绍兴酒。壶烧是这里的名菜，日本名叫tsuboyaki，是一种大螺蛳，名叫荣螺(sazac)，约有拳头来大，壳上生许多刺，把刺修整一下，可以摆平，像三足鼎一样，把这大螺蛳烧杀，取出肉来切碎，再放进去，加入酱油等调味品，煮熟，就用这壳作为器皿，请客人吃。这器皿像一把壶，所以名为壶烧。其味甚鲜，确是侑酒佳品。用的筷子更佳：这双筷子用纸袋套好，纸袋上印着“消毒割著”四个字，袋上又插着一个牙签，预备吃过之后用的。从纸袋中拔出筷来，但见一半已割裂，一半还连接，让客人自己去裂开来。这木头是消毒过的，而且没有人用过，所以用时心地非常快适。用后就丢弃，价廉并不可惜。我赞美这种筷，认为是世界上最进步的用品。西洋人用刀叉，太笨重，要洗过方能再用;中国人用竹筷，也是洗过再用，很不卫生，即使是象牙筷也不卫生。日本人的消毒割箸，就同牙签一样，只用一次，真乃一大发明。他们还有一种牙刷，非常简单，到处杂货店发卖，价钱很便宜，也是只用一次就丢弃的。于此可见日本人很有小聪明。且说我和老黄在江之岛吃壶烧酒，三杯入口，万虑皆消。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但觉心旷神怡，仿佛身在仙境。老黄爱调笑，看见年青侍女，就和她搭讪，问年纪，问家乡，引起她身世之感，使她掉下泪来。于是临走多给小帐，约定何日重来。我们又仿佛身在小说中了。

又有一种情境，也忘不了。吃酒的对手还是老黄，地点却在上海城隍庙里。这里有一家素菜馆，叫做春风松月楼，百年老店，名闻遐迩。我和老黄都在上海当教师，每逢闲暇，便相约去吃素酒。我们的吃法很经济：两斤酒，两碗“过浇面”，一碗冬菇，一碗十景。所谓过浇，就是浇头不浇在面上，而另盛在碗里，作为酒菜。等到酒吃好了，才要面底子来当饭吃。人们叫别了，常喊作“过桥面”。这里的冬菇非常肥鲜，十景也非常入味。浇头的分量不少，下酒之后，还有剩余，可以浇在面上。我们常常去吃，后来那堂馆熟悉了，看见我们进去，就叫“过桥客人来了，请坐请坐!”现在，老黄早已作古，这素菜馆也改头换面，不可复识了。

另有一种情境，则见于患难之中。那年日本侵略中国，石门湾沦陷，我们一家老幼九人逃到杭州，转桐庐，在城外河头上租屋而居。那屋主姓盛，兄弟四人。我们租住老三的屋子，隔壁就是老大，名叫宝函。他有一个孙子，名叫贞谦，约十七八岁，酷爱读书，常常来向我请教问题，因此宝函也和我要好，常常邀我到他家去坐。这老翁年约六十多岁，身体很健康，常常坐在一只小桌旁边的圆鼓凳上。我一到，他就请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站起身来，揭开鼓凳的盖，拿出一把大酒壶来，在桌上的杯子里满满地斟了两盅;又向鼓凳里摸出一把花生米来，就和我对酌。他的鼓凳里装着棉絮，酒壶裹在棉絮里，可以保暖，斟出来的两碗黄酒，热气腾腾。酒是自家酿的，色香味都上等。我们就用花生米下酒，一面闲谈。谈的大都是关于他的孙子贞谦的事。他只有这孙子，很疼爱他。说“这小人一天到晚望书，身体不好……”望书即看书，是桐庐土白。我用空话安慰他，骗他酒吃。骗得太多，不好意思，我准备后来报谢他。但我们住在河头上不到一个月，杭州沦陷，我们匆匆离去，终于没有报谢他的酒惠。现在，这老翁不知是否在世，贞谦已入中年，情况不得而知。

最后一种情境，见于杭州西湖之畔。那时我僦居在里西湖招贤寺隔壁的小平屋里，对门就是孤山，所以朋友送我一副对联，叫做“居邻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放鹤亭。”家居多暇，则闲坐在湖边的石凳上，欣赏湖光山色。每见一中年男子，蹲在岸上，在湖边垂钓。他钓的不是鱼，而是虾。钓钩上装一粒米饭，挂在岸石边，一会儿拉起线来，就有很大的一只虾。其人把它关在一个瓶子里。于是再装上饭米，挂下去钓。钓得了三四只大虾，他就把瓶子藏入藤篮里，起身走了。我问他：“何不再钓几只?”他笑着回答说：“下酒够了。”我跟他去，见他走进岳坟旁边的一家酒店里，拣一座头坐下了。我就在他旁边的桌上坐下，叫酒保来一斤酒，一盆花生米。他也叫一斤酒，却不叫菜，取出瓶子来，用钓丝缚住了这三四只虾，拿到酒保烫酒的开水里去一浸，不久取出，虾已经变成红色了。他向酒保要一小碟酱油，就用虾下酒。我看他吃菜很省，一只虾要吃很久，由此可知此人是个酒徒。

此人常到我家门前的岸边来钓虾。我被他引起酒兴，也常跟他到岳坟去吃酒。彼此相熟了，但不问姓名。我们都独酌无伴，就相与交谈。他知道我住在这里，问我何不钓虾。我说我不爱此物。他就向我劝诱，尽力宣扬虾的滋味鲜美，营养丰富。又教我钓虾的窍门。他说：“虾这东西，爱躲在湖岸石边。你倘到湖心去钓，是永远钓不着的。这东西爱吃饭粒和蚯蚓。但蚯蚓龌龊，它吃了，你就吃它，等于你吃蚯蚓。所以我总用饭粒。你看，它现在死了，还抱着饱粒呢。”他提起一只大虾来给我看，我果然看见那虾还抱着半粒饭。他继续说：“这东西比鱼好得多。鱼，你钓了来，要剖，要洗，要用油盐酱醋来烧，多少麻烦。这虾就便当得多：只要到开水里一煮，就好吃了。不须花钱，而且新鲜得很。”他这钓虾论讲得头头是道，我真心赞叹。

这钓虾人常来我家门前钓虾，我也好几次跟他到岳坟吃酒，彼此熟识了，然而不曾通过姓名。有一次，夏天，我带了扇子去吃酒。他借看我的扇子，看到了我的名字，吃惊地叫道：“啊!我有眼不识泰山!”于是叙述他曾经读过我的随笔和漫画，说了许多仰慕的话。我也请教他姓名，知道他姓朱，名字现已忘记，是在湖滨旅馆门口摆刻字摊的。下午收了摊，常到里西湖来钓虾吃酒。此人自得其乐，甚可赞佩。可惜不久我就离开杭州，远游他方，不再遇见这钓虾的酒徒了。

写这篇琐记时，我久病初愈，酒戒又开。回想上述情景，酒兴顿添。正是“昔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唯恐浅。”

(1972年)

(198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缘缘堂随笔集》)

赏析朱光潜曾评价丰子恺“从顶到踵是一个艺术家”，“浑然本色，无忧无嗔，无世故气，亦无矜持气”。朱光潜先生这两句话道出了丰子恺的人品，也同样概括了他的画品、文品。丰子恺的漫画随意挥洒，萧疏淡远，殊多妙趣，而郁达夫又称其散文“清幽玄妙，灵达处反远出在他的画笔之上。”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发展史上，丰子恺的随笔小品同他的漫画一样，自成一体，各领风骚。

随笔小品的写法自由多样，别拘一格，这是人所尽知的。但许多小品实际上却不能令人满意，比如，有的试图追求一种自然之美，但却因语言平泛、内容浅显而使人兴味索然;有的想追求一种秀丽精工之美，但雕凿过细、修饰太浓，给人以过分束缚和矫情之感，等等。总之，大多是停留在刻意为文、矫励所得的层次上。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很多，但一些作者自身修养和素质的欠缺乃至禀赋上的先天不足实在是一重要方面。读《吃酒》，更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吃酒》所表现出的超旷之情怀和开阔之心胸非一般人所能相比，因此它才能构成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

本文可谓小处见大，平中称奇。“大”，并非大道理、大主题，而是指从身边的日常生活诸如吃酒的描写中表现出了一种人生态度，这种表现也不是刻意营造的卒章见志，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吃酒及其几种情境是作者在那个年月蹉跎人生境况的一种浓缩写真，更是作者执着以求的人生态度的恬然外化，否则，我们便难以理解作者在当时辗转流徙、动荡不宁的环境里，何以能如此冲淡洒落、心胸浩然。第一和第二种吃酒的情境，作者与老黄吃得潇洒、悠闲：一种是“海鸟长鸣，天风振袖”，一种是风情醇厚、韵味十足。相比之下，第三、第四种情境更为耐人寻味。此时，那种安谧的外在环境已不复存在，代之以战乱与辗转流徙，但作者却酒兴不减，吃得超逸、旷达：与宝函老翁吃酒，作者虽自己亦身处困境，却仍安慰他人;而在西湖之畔与钓虾人邂逅、共饮，一种倏然超解的襟怀与悲慨苍凉之情意同在，读罢令人唏嘘感叹。这四种情境总的基调是洒落、超旷，细品起来，又有一种悲慨之情，只不过这种悲慨之情写得如春花散落，不著迹象。二者之揉合，构成作者的人生态度：汲取佛佗哲学的静达而摈弃其懒散无为;既出世，又入世，出世而非独善其身，不含人间烟火，入世又不为外物得失所累;既超然于自我，灵活通脱，又肯定自我，积极进取，无往而不乐。

但作者决不刻意向我们宣讲什么人生哲理，而只是回忆吃酒的四种情境，他只是深情地忆起，自然而然地流淌于笔端。换句话说，所谓哲理已完全融在对事物的舒缓的描述之中。比如对那钓虾的酒徒，他钓虾、烫虾、吃酒的具体过程，以及如何讲他的那套钓虾论，都写得极为细致、生动。由作者对于钓虾人性情的浓厚兴趣和对他那种自得其乐的赞佩之情，两人在人生态度上的认同也就不难觉察了。值得注意的是，四种情境涉及到的人物或地点，作者均以“不可复识”、“不得而知”、“不再遇见”之类否定或疑问句式收尾，构成一种人生无常，寄慨无端的怅惘之情，十分耐人寻味。

本文感情真挚，毫无粉饰与矫情。几个人物均脱颖不俗，令人耳目、精神为之一爽。文章看似简朴冲淡，实则蕴意丰厚，渊深广阔，读罢给人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