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的十二月，我们的办事处设在汉口交通路的某个旅馆内。那所谓办事处，是从南京迁往重庆去时一个文化机关所设置的;而我就被派在那里，担任着转运机件，接洽船只，和订购零物这一类不需要灵感就能应付的工作。我轻松地忙碌在电话号码、邮政局、公司单据和商人的寒暄之间。剩余的时间，就用在咖啡座中，电影院里，或一二健谈的朋友家中的沙发上。

除夕的夜晚，从最后一场的上海大戏院的座位上离开之后，我咽着纸杯冰淇淋给我的余味，快步的，由静穆的有秩序的特三区的街道走向旅馆。但当我自己的身影，短而急的，映现在一家理发店的玻璃窗上的时候，我才发觉自己走路的速度，在那时不必要那样的匆忙。

何须那样匆忙呢?没有谁在旅馆里等待我的归去;辰光也还早着，店铺门首的钟，也都只标示着十一点。就这般的，怀着在旧年的尾日，振兴自己的心情，踏进理发店去了。

可是我是这个理发店今晚最后的顾客。漆花的地板上，白色的痰盂，已经全叫学徒们聚集在一起。镜中，仅是包藏着不爱移动的物件的身影笨呆的内容。晚报在空白的座椅上躺着，寂寥的……虽说如此，我究竟让一个不是十分困惫的理发师刮净了一九三七年底胡须，原不算长的头发，又受到了殷勤的整理。数十分钟以后，我的脸颊因而光亮，眉睫之间，因而清朗爽洁了。为了想叫身份符合这妆修过的容貌，我便将加倍的价钱，付与那替我修饰外表的人;随后，我扬手调理领结，带着小市民的浅俗心情，像自己突然在某一方面充实起来似的，回到了旅馆。

旅馆的房间内，水汀汽管的热气使我的除夕有温馨的，离奇的，但是空虚的梦。我的被子，轻而且软。从理发店买来的芬芳散布在室中……我以为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我没有忧虑和愁思，我有了梦。

去年的除夕日，我却不像前年年底的那个夜晚那样无聊了。虽然我没有娱乐，虽然我离开电影院，纸杯冰淇淋，华丽的理发店和装有水汀的房屋是如此的远，但我却接近了斗争，接近斗争的生活了。

我现在是生活在“我们”之中。

我的须发是数倍于前一个除夕日的深和长了，但扫除它们的却不是那城市的理发师，而是我们的一位同志。他修剪我的头发，只用了两分钟的功夫，此外他没有给我一扑香粉，一滴头油，和半点芬芳。同时我也没有赠送他以钱钞。他替我们理发是他的工作，这工作是不包含贸易的性质的。他是在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服务人员，八路军的后勤战士之一。

说一句多余的话，若是在延安还可以轻易地找到象边区以外理发店中那样的镜子，那是不难在我们的头脸上指出替我们理发的同志的工作的不周全和不适应都市人的要求之处。然而在边区，并未具备那些徒然消耗时间的镜子。这里有的是鉴照你的思想与行动的镜子——同志，诚挚坦白的伙伴。他们没有时间和必要来注意你的容貌，正如我之认识他们，不从衣饰与外表着眼一般。

其实，在延安我们也还是有着我们的娱乐的，但不是世俗的城市的娱乐罢了。……

我们参加了除夕日的“干部晚会”。

晚会的会场里，人们的服装是一样的，快乐是一样的。

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晚会。

先，我看到一个有些像相片上的毛泽东的人，坐在我们的近旁。但我不相信这就是他。因为我记得，在相片上的毛泽东，是蓄着较长的头发的。

一直等到别人喊着：要毛泽东同志把吕骥同志拉起来唱歌，那被我认为有些相像于他的人，就吐着湖南口音，打诨地怂恿那坐在他左面的吕骥，劝他表演一番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人真是毛泽东。

呵，毛泽东，这么自由地插座在群众中间，穿着与我们一样的衣服，享受着与我们一样的快乐的人。

在我们这个国家里面，还有比这样的晚会更高贵的娱乐，比这样的会场更平均地分配快乐的地方么?

晚会终结之前，全体到会者齐唱国际歌。我们的毛泽东同志，用成年人罕有的敏捷动作，从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礼堂的木头坐板上站立起来，兴奋的，也是虔诚的，脱下了他的帽子。

大家也跟着他，脱下了帽子。

然后，像海潮卷来似的，歌声腾起了。

饶恕我的眼睛吧，同志们。在此时我看见毛泽东同志的农民风格的、深色的、平稳的脸上，存在着一种敢于接受任何命运，敢于决定任何命运，也敢于修正任何命运的神情。

我随即注意到他的头发，那耳边和脑后的部分，显然还有着新被雉剃过的迹印;那被剪刀横行过的地方是粗陋的、不谐和的，留下了理发匠非精致的手法。这使我联想到，毛泽东同志的胡须与头发，一定也是归于那些能够在两分钟以内，打发一位服务对象的后勤人员去修理的吧。

我回味到今天跟我理发的那位同志所说的趣事：他说，他与他一行的同志们都替毛主席理过发。当他第一次跟毛主席理发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的工作对象是谁。两分钟以后，工作告毕了，他从别人的嘴里，才知道他是用同样的技巧，代我们的领导者，解决了一个日常生活问题。

——这有什么奇怪!

我责骂着自己的思路，把情绪回复到会场上来。国际歌唱到这里了：

莫要说我们

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走出会场，月光下我掏出表来：十二点欠一刻。

“天哪!”我沉静了一下，“这不是去年的除夕，我从那华贵的理发厅里走出来的时候吗?”

我对自己贺喜。

回到窑洞里，同学们说着延安的冬季，实在是寒冷。这夜晚，打旷野里走回学校，那午夜的寒风，如同冷水泼到身上一般……

我却满身温暖，钻进被子里去。这被子，许久没有经过洗涤了，它所载负的漫长旅途上的灰尘使它厚重而且臃肿。

然我现在所注视的倒非衣物的清洁，而是思想的清洁。我的身上虽生着虱子，我的灵魂，却洗着澡。我已绝不类如一个好像是幸福的人，我真幸福。

至少，我可以说我现在是开始走向幸福，和我的同志，朋友，以及与我同类的人们一样地。

我很快地睡熟了，没有梦。

一九三九年初写于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

(1939年8月4日香港《大公报》)

赏析1938年，黄钢抛弃在国民党电影机关里舒适的生活，从重庆经西安，投奔延安，考入刚刚创建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开始了另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这年底，在延安中央组织部礼堂举行的干部除夕晚会上，他平生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心灵受到巨大触动。不几天，在窑洞里炕头边，一次落笔，写就了这篇标志着作者走向新生活的随笔作品《两个除夕》。

作品首先倒插铺写前年除夕理发景况，次以简笔正叙时下的理发，前后两次理发造成反照：同是岁末除夕的午夜，同一个人同怀振兴的心情踏进理发店。然而却有诸多不同：一个是1937年的除夕，一个是1938年的岁末;一个是国统区的汉口，一个是陕甘宁边区的革命圣地延安。时距一年，地隔千里，环境有了天壤之别：在汉口，“轻松地忙碌在电话号码、邮政局、公司单据和商人的寒暄之间”，享受的是咖啡座、电影院、纸杯冰淇淋、轻软的棉被、水汀汽管热气的温馨……而在延安，住的却是窑洞，“许久没有洗涤”因所载负的漫长旅途上的灰尘使它厚重而且臃肿的棉被，以及“午夜的寒风，如同冷水泼到身上一般”。

两次理发的细节，更是不同：汉口华丽的理发店里，“原不算长的头发，又受到了殷勤的整理”，数十分钟精心的服务，扑香粉，加头油，加倍的价钱，买来芬芳;在延安，修剪数倍于前一个除夕的深和长的须发的却是八路军的后勤战士，不包含贸易性质的工作，只用了两分钟功夫……

外界条件及所受待遇的优劣是如此悬殊，而作者的感受却是截然相反的。汉口华丽的生活带来的只是空虚无聊，睡中有梦，表面上好像幸福，实际上却并不幸福。艰苦严寒的延安，因为有了平等、亲切、诚挚、坦白的伙伴，共同分享高贵的娱乐，让人倍觉温暖和充实。这里正透视出作家思想深层的幸福观、人生观的根本转变。而这种巨变的契机与动力源，恰是来自见到人民领袖毛泽东的这次除夕晚会。当时的情景是，毛主席“自由地插坐在群众中间，穿着与我们一样的衣服，享受着与我们一样的快乐”，“农民风格的、深色的、平稳的脸上，存在着一种敢于接受任何命运，敢于决定任何命运，也敢于修正任何命运的神情”。这里所写的气度是何等恢宏!正如他和大家共同唱起的《国际歌》所言：“莫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作者这个往昔富贵乡里的世俗旅客，翻然成了真正的主人，“天下的主人”。响彻全场的《国际歌》把晚会推向高潮，也让人思想情感得到崇高的洗礼和升华。难怪作家深深感到：“我现在所注视的倒非衣物的清洁，而是思想的清洁。我的身上虽生着虱子，我的灵魂，却洗着澡”，“我已绝不类如一个好像是幸福的人，我真幸福。”睡中已无梦，他真的“振兴了自己”，接近了斗争，接近了革命斗争的生活。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变。

黄钢作为一位曾参与电影工作的作家，深谙影视艺术的特点，他的文学创作也深深得益于电影的“特写镜头”与蒙太奇表现手法。《两个除夕》即以日常生活中两次岁末理发场景为画面，紧紧抓住理发师的技巧，作者两次发式的不同，尤以人民领袖那耳边和脑后新被雉剃的黑白分明、断然取齐的不和谐迹印的大特写为画画焦点，通过“对照式”、“复现式”蒙太奇手法，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的同中求异、异中求同，在远景与近景、时间与空间、场面与特写的错综对举、两相反照中，渲染了气氛，强化了作品的抒情力度。这一切又和作品的抒情“画外音”谐美融合，从而艺术地再现了那时的一个青年由小市民到革命者的情感历程，进而成功表现了一场由贪图个人安乐到以天下之乐为乐的世界观的历史性变革。无疑，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性的改变。正因此，作家在四十年后还激情撰文，将这第一篇习作称为自身“决心开始参加革命队伍的形象化的宣誓书”，战斗的文学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