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十有二月，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将出版，同学们要我做篇文章凑凑趣，可巧这几天我的文章正是闹着“挤兑”(平时答应人家的文章，现在不约而同的来催交卷)，实在有些对付不过来。但事关北大，而又值三十一周年大庆，即使做不出文章，榨油也该榨出一些来才是，因此不假思索，随口答应了。

我想：这纪念刊上的文章，大概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说好话，犹如人家办喜事，总得找个口齿伶俐的伴娘来，大吉大利说上一大套，从“红绿双双”起，直说到“将来养个状元郎”为止。这一工我有点做不来，而且地位也不配：必须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等来说，才能说的冠冕堂皇，雍容大雅，而区区则非其人也。第二种说老话，犹如白发宫人，说开天遗事，从当初管学大臣戴着红顶花翎一摆一摇走进四公主府说起，说到今天二十九号汽车在景山东街啵啵啵;从当初同学中的宽袍大袖，摇头抖腿，抽长烟管的冬烘先生说起，说到今天同学中的油头粉脸，穿西装，拖长裤的“春烘先生”(注曰：春烘者，春情内烘也)。这一工，我又有点不敢做，因为我在学校里，虽然也可以窃附于老饭桶之列，但究竟不甚老：老于我者大有人在。不老而卖老，决不能说得“像煞有价事”;要是说错了给人挑眼，岂非大糟而特糟。

好话既不能说，老话又不敢说，故末真有点尴尬哉!

叫!有啦!说说三院面前的那条河吧!

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就河沿说，三院面前叫作北河沿，对岸却叫作东河沿。东与北相对，不知是何种逻辑。到一过东安门桥，就不分此岸彼岸，都叫作南河沿;剩下的一个西河沿：却丢在远远的前门外。这又不知是何种逻辑。

真要考定这条河的名字，亦许拿几本旧书翻翻，可以翻得出。但考据这玩艺儿，最好让给胡适之顾颉刚两先生“卖独份”，我们要“玩票”，总不免吃力不讨好。

亦许这条河从来就没有过名字，其唯一的名字就是秃头的“河”，犹如古代的黄河就叫作河。

我是个生长南方的人，所谓“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臞，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正是我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虽然在杨元慎看来，这是吴中“寒门之鬼”的生活。

在八九岁时，我父亲因为我喜欢瞎涂，买了两部小画谱，给我学习。我学了不久，居然就知道一小点加一大点，是个鸭，倒写“人”字是个雁;一重画之上交一轻撇是个船，把“且”字写歪了不写中心二笔是个帆船。我父亲看了很喜欢，时时找几个懂画的朋友到家里来赏鉴我的杰作。记得有一天，一位老伯向我说：“画山水，最重要的是要有水。有水无山，也可以凑成一幅。有山无水，无论怎样画，总是死板板的，令人透气不得。因为水是表显聪明和秀媚的。画中一有水，就可以使人神意悠远了。”他这话，就现在看来，也未必是画学中的金科玉律;但在当时，却飞也似的向我幼小的心窝眼儿里一钻，钻进去了再也不肯跑出来;因而养成了我的爱水的观念，直到“此刻现在”，还是根深蒂固。

民国六年，我初到北京，因为未带家眷，一个人打光棍，就借住在三院教员休息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初到时，真不把门口的那条小河放在眼里，因为在南方，这种的河算得了什么，不是遍地皆是么?到过了几个月，观念渐渐的改变了。因为走遍了北京城，竟找不出同样的一条河来。那时北海尚未开放，只能在走过金鳌玉蝀桥时，老远的望望。桥南隔绝中海的那道墙，是直到去年夏季才拆去的。围绕皇城的那条河，虽然也是河，却因附近的居民太多了，一边又有高高的皇城矗立着，看上去总不大入眼。归根结底说一句，你若要在北京城里，找到一点带有民间色彩的，带有江南风趣的水，就只有三院前面的那条河。什刹海虽然很好，可已在后门外面了。

自此以后，我对于这条河的感情一天好一天;不但对于河，便对于河岸上的一草一木，也都有特别的趣味。那时我同胡适之，正起劲做白话诗。在这一条河上，彼此都嗡过了好几首。虽然后来因为嗡得不好，全都将稿子揉去了，而当时摇头摆脑之酸态，固至今犹恍然在目也。

不料我正是宝贵着这条河，这条河却死不争气!十多年来，河面日见其窄，河身日见其高，水量日见其少，有水的部分日见其短。这并不是我空口撒谎：此间不乏十年以上的老人，一问便知端的。

在十年前，只隆冬河水结冰时，有点乌烟瘴气，其余春夏秋三季，河水永远满满的，亮晶晶的，反映着岸上的人物草木房屋，觉得分外玲珑，分外明净。靠东安门桥的石岸，也不像今日的东歪西欹，只偷剩了三块半的石头。两岸的杨柳，别说是春天的青青的嫩芽，夏天的浓条密缕，便是秋天的憔悴的枯枝，也总饱含着诗意，能使我们感到课余之暇，在河岸上走上半点钟是很值得的。

现在呢，春天还你个没有水，河底正对着老天;秋天又还你个没有水，老天正对着河底!夏天有了一些水了，可是臭气冲天，做了附近一带的蚊蚋的大本营。

只是十多年的工夫，我就亲眼看着这条河起了这样的一个大变化。所以人生虽然是朝露，在北平地方，却也大可以略阅沧桑!

再过十多年，这条河一定可以没有，一定可以化为平地。到那时，现在在蒙藏院前面一带河底里练习掷手榴弹的丘八太爷们，一定可以移到我们三院面前来练习了!

诸公不信吗?试看西河沿。当初是漕运的最终停泊点;据清朝中叶人所做的笔记，在当时还是檣桅林立的。现在呢，可已是涓滴不遗了!

基于以上的“瞎闹”(据师范大学高材先生们的教育理论，做教员的不“瞎闹”就是“瞎不闹”，其失维均，故区区亦乐得而瞎闹)，谨以一片至诚，将下列建议提出于诸位同事及诸位同学之前：——

第一，那条河的最大部分(几乎可以说是全体)，都在我们北大区域之内(我们北大虽然没有划定区域，但南至东安门，北达三道桥，西迄景山，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是我们北大的势力范围矩——谓之为“矩”而不言“圈”者，因其形似矩也——而那条河，就是矩的外直边)，我们不管它有无旧名，应即赐以嘉名曰“北大河”。

第二，既称北大河，此河应即为北大所有。但所谓为北大所有，并不是我们要把它拿起来包在纸包里，藏在铁箱里，只是说：我们对于此河，应当尽力保护;它虽然在校舍外面，应当看得同校舍里面的东西一样宝贵。譬如目今最重要的问题，是将河中积土设法挑去，使它回复河的形状，别老是这么像害着第三期的肺病似的。这件事，一到明年开春解冻，就可以着手办理。至于钱，据何海秋先生说——今年上半年我同他谈过——也不过数百元就够;那么，老老实实由学校里掏腰包就是，不必向市政府去磕头，因为市政府连小一点的马路都认为支路不肯修，那有闲情逸致来挑河(但若经费过多，自当设法请驻平的军队来帮帮忙)，此外，学校里可以专雇一两个，或拨一两个听差，常在河岸上走走。要是有谁家的小少爷，走到河边拉开屁股就拉屎，就向他说：“小弟弟，请你走远一步吧，这不是你府上的中厕啊!”或有谁家的老太太，要把秽土向河里倒，就向她说：“你老可怜可怜我们的北大河吧!这大的北平城，那一处不可以倒秽土呢?劳驾啊，我给您请安!”诸如此类，神而明之，会而通之，是为哲者。

河岸上的树，现在虽然不少，但空缺处还很多。我的意思，最好此后每年每班毕业时，便在河旁种一株纪念树，树下竖石碑，勒全班姓名。这样，每年虽然只种十多株，时间积久了，可就是洋洋大观了。假如到了北大开一百周年纪念会时，有一个学生指着某一株树说：“瞧，这还是我曾祖父毕业那年种的树呢”，他的朋友说：“对啊!那一株，不是我曾祖母老太太密斯某毕业的一年种的吗?”诸位试闭目想想，这还值不得说声“懿欤休哉”吗?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虽然不相信风水，我总觉得水之为物，用腐旧的话来说，可以启发灵思;用时髦的话来说，可以滋润心田。要是我们真能把现在的一条臭水沟，造成一条绿水涟漪，垂杨飘拂的北大河，它一定能于无形中使北大的文学，美术，及全校同人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的帮助。

我的话已说完，诸位赞成的请高举贵手;不赞成就拉倒，算我白费，请大家安心在臭水沟旁过活!

(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北平)

(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半农杂文二集》)

赏析这是作者为北京大学建校31周年写的纪念文章。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立，当时的校址在景山东街。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该校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它不仅培养出许多专家学者，而且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因此，为校庆写纪念文章，题目是很多的。加上作者当年曾为《新青年》的编委，是风云人物，话题就更多。但是，作者说，一般的纪念文章总不外乎两种做法，或者说冠冕堂皇的“好话”，或者说重复千遍万遍的“老话”。这些过去都有人说过了，今年还会有人去说。那么他的纪念文章，便独辟蹊径，从形式到内容都以别具一格的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北大河》毫无官样面孔，更无八股腔调，作者是以北大一个普通教员的身份纪念建校的。全文以漫谈的口气，话题是北大三院面前的那条无名河。文笔幽默亲切，谐趣横生。总其内容说了以下三方面：一、通过回忆往事，谈自己爱河爱水的执着感情;二、十年前，这条河曾撩起许多诗人作家写诗作文之感兴，可近十年，这条河，水少而脏，而且日益枯干，令人遗憾;三、建议正名曰“北大河”，而且真的由北大认真管好，造成一条“绿水涟漪，垂杨飘拂的北大河”。这个意见提得很好，针对当时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的实际情形，提出这一建议绝不能说是皮毛小事。

不过，环境问题，比起社会问题、办学方向的问题等，毕竟不能摆在第一位，所以提出这一建议的文章应使用比较恰切的语言风格才好。简而言之，正面号召，论述利害，大声疾呼，似不能达到好的效果。为此本文采用幽默的笔法，以谈话的口气风趣地说出，便显得婉转亲切、自然得体。虽然不免啰索，终于是让人爱看爱听。特别是在议论中枝节横生，但又不杂乱无章。比如用办喜事常说的吉利话来比喻纪念文章中空洞无物的“好话”;说“汽车”以声音“啵啵啵”借代;从“冬烘先生”造出仿词“春烘先生”;又如考证“北河沿”与“东河沿”相对等颇为有趣的现象也令人会心一笑。至于说到自己从小爱河爱水一段，虽叙述了学画种种，其实没有离开中心。他认为“水是表显聪明和秀媚的”，因此愿“河水清且涟漪”。

读这篇小品，我们可以见到作者的性格情致特色。刘半农五四时期曾经叱咤风云，写过相当辛辣的政论、杂文。到了20年代，特别是30年代，他的文章趣味幽默，虽然如本文所写，并非在说废话，但毕竟思想冷却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