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自古流传的两句话：一是“衣食足则知荣辱”，见于《管子》《牧民》篇，一是“民以食为天”，是汉朝郦食其说的。这些都是从实际政治上认出了民食的基本性，也就是说从人民方面看，吃饭第一。另一方面，告子说，“食，色，性也”，是从人生哲学上肯定了食是生活的两大基本要求之一。《礼记》《礼运》篇也说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更明白。照后面这两句话，吃饭和性欲是同等重要的，可是照这两句话里的次序，“食”或“饮食”都在前头，所以还是吃饭第一。
这吃饭第一的道理，一般社会似乎也都默认，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白的记载。但是近代的情形，据我们的耳闻目见，似乎足以教我们相信从古如此。例如苏北的饥民群到江南就食，差不多年年有。最近天津《大公报》登载的费孝通先生的《不是崩溃是瘫痪》一文中就提到这个。这些难民虽然让人们讨厌，可是得给他们吃饭。给他们吃饭固然也有一二成出于慈善心，就是恻隐心，但是八九成是怕他们，怕他们铤而走险。“小人穷斯滥矣”，什么事做不出来!给他们饭吃，江南人算是认了。
可是法律管不着他们吗?官儿管不着他们吗?干吗要怕要认呢?可是法律不外乎人情，没饭吃要吃饭是人情，人情不是法律和官儿压得下的。没饭吃会饿死，严刑峻罚大不了也只是个死。这是一群人，群就是力量：谁怕谁!着怕的倒是那些有饭吃的人们，他们没奈何只得认点儿。所谓人情，就是自然的需求，就是基本的欲望，其实也就是基本的权利。但是饥民群还不自觉有这种权利，一般社会也还不会认清他们有这种权利;饥民群只是冲动的要吃饭，而一般社会给他们饭吃，也只是默认了他们的道理，这道理就是吃饭第一。
三十年夏天笔者在成都住家，知道了所谓“吃大户”的情形。那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天又干，米粮大涨价，并且不容易买到手。于是乎一群一群的贫民一面抢米仓，一面“吃大户”。他们开进大户人家，让他们煮出饭来吃了就走。这叫做“吃大户”。“吃大户”是和平的手段，照惯例是不能拒绝的，虽然被吃的人家不乐意。当然真正有势力的尤其有枪杆的大户，穷人们也识相，是不敢去吃的。敢去吃的那些大户，被吃了也只好认了。那回一直这样吃了两三天，地面上一面赶办平粜，一面严令禁止，才打住了。据说这“吃大户”是古风;那么上文说的饥民就食，该更是古风吧。
但是儒家对于吃饭却另有标准。孔子认为政治的信用比民食更重，孟子倒是以民食为仁政的根本;这是因为春秋时代不必争取人民，战国时代就非争取人民不可。然而他们论到士人，却都将吃饭看做一个不足重轻的项目。孔子说，“君子固穷”，说吃粗饭，喝冷水，“乐在其中”，又称赞颜回吃喝不够，“不改其乐”。道学家称这种乐处为“孔颜乐处”，他们教人“寻孔颜乐处”，学习这种为理想而忍饥挨饿的精神。这理想就是孟子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就是所谓“节”和“道”。孟子一方面不赞成告子说的“食，色，性也”，一方面在论“大丈夫”的时候列入了“贫贱不能移”一个条件。战国时代的“大丈夫”，相当于春秋时的“君子”，都是治人的劳心的人。这些人虽然也有饿饭的时候，但是一朝得了时，吃饭是不成问题的。不像小民往往一辈子为了吃饭而挣扎着。因此士人就不难将道和节放在第一，而认为吃饭好像是一个不足重轻的项目了。
伯夷叔齐据说反对周武王伐纣，认为以臣伐君，因此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这也是只顾理想的节而不顾吃饭的。配合着儒家的理论，伯夷叔齐成为士人立身的一种特殊的标准。所谓特殊的标准就是理想的最高的标准;士人虽然不一定人人都要做到这地步，但是能够做到这地步最好。
经过宋朝道学家的提倡，这标准更成了一般的标准，士人连妇女都要做到这地步。这就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句话原来是论妇女的，后来却扩而充之普遍应用起来，造成了无数的惨酷的愚蠢的殉节事件。这正是“吃人的礼教”。人不吃饭，礼教吃人，到了这地步总是不合理的。
士人对于吃饭却还有另一种实际的看法。北宋的宋郊、宋祁兄弟俩都做了大官，住宅挨着。宋祁那边常常宴会歌舞，宋郊听不下去，教人和他弟弟说，问他还记得当年在和尚庙里咬菜根否?宋祁却答得妙：请问当年咬菜根是为什么来着!这正是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做了“人上人”，吃得好，穿得好，玩儿得好;“兼济天下”于是成了个幌子。照这个看法，忍饥挨饿或者吃粗饭，喝冷水，只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大吃大喝，痛快的玩儿。吃饭第一原是人情，大多数士人恐怕正是这么在想。不过宋郊、宋祁的时代，道学刚起头，所以宋祁还敢公然表示他的享乐主义;后来士人的地位增进，责任加重，道学的严格的标准掩护着也约束着在治者地位的士人，他们大多数心里尽管那么在想，嘴里却就不敢说出。嘴里虽然不敢说出，可是实际上往往还是在享乐着。于是他们多吃多喝，就有了少吃少喝的人;这少吃少喝的自然是被治的广大的民众。
民众，尤其农民，大多数是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的，他们惯于忍饥挨饿，几千年来都如此。除非到了最后关头，他们是不会行动的。他们到别处就食，抢米，吃大户，甚至于造反，都是被逼得无路可走才如此。这里可以注意的是他们不说话;“不得了”就行动，忍得住就沉默。他们要饭吃，却不知道自己应该有饭吃;他们行动，却觉得这种行动是不合法的。所以就索性不说什么话。说话的还是士人。他们由于印刷的发明和教育的发展等等，人数加多了，吃饭的机会可并不加多，于是许多人也感到吃饭难了。这就有了“世上无如吃饭难”的慨叹。虽然难，比起小民来还是容易。因为他们究竟属于治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的是做官的本家和亲戚朋友，总得给口饭吃;这饭并且总比小民吃的好。孟子说做官可以让“所识穷乏者得我”，自古以来做了官就有引用穷本家穷亲戚穷朋友的义务。到了民国，黎元洪总统更提出了“有饭大家吃”的话。这真是“菩萨”心肠，可是当时只当作笑话。原来这句话说在一位总统嘴里，就是贤愚不分，赏罚不明，就是糊涂。然而到了那时候，这句话却已经藏在差不多每一个士人的心里。难得的倒是这糊涂!
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上五四运动，带来了一连串的变化，中华民国在一颠一拐的走着之字路，走向现代化了。我们有了知识阶级，也有了劳动阶级，有了索薪，也有了罢工，这些都在要求“有饭大家吃”。知识阶级改变了士人的面目，劳动阶级改变了小民的面目，他们开始了集体的行动;他们不能再安贫乐道了，也不能再安分守己了，他们认出了吃饭是天赋人权。公开的要饭吃，不是大吃大喝，是够吃够喝，甚至于只要有吃有喝。然而这还只是刚起头。到了这次世界大战当中，罗斯福总统提出了四大自由，第四项是“免于匮乏的自由”。“匮乏”自然以没饭吃为首，人们至少该有免于没饭吃的自由。这就加强了人民的吃饭权，也肯定了人民的吃饭的要求;这也是“有饭大家吃”，但是着眼在平民，在全民，意义大不同了。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想不到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到了今天一般人民真是不得了，再也忍不住了，吃不饱甚至没饭吃，什么礼义什么文化都说不上。这日子就是不知道吃饭权也会起来行动了，知道了吃饭权的，更怎么能够不起来行动，要求这种“免于匮乏的自由”呢?于是学生写出“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标语，工人喊出“我们要吃饭”的口号。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回一般人民公开的承认了吃饭第一。这其实比闷在心里糊涂的骚动好得多;这是集体的要求，集体是有组织的，有组织就不容易大乱了。可是有组织也不容易散;人情加上人权，这集体的行动是压不下也打不散的，直到大家有饭吃的那一天。
1947年
赏析《论吃饭》是一篇议论性很强的文章，它议论的是人生的第一大问题吃饭问题;也是一篇政治性很强的文章，这只要看文章的最后一段就会明白。抗战胜利后，人们以为从此会过安宁的生活了，不想却“吃饭更难，没饭吃的也更多了。”于是，学生起来要饭吃，工人起来要饭吃。这正是抗战胜利后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写照。这篇文章正代表了当时广大群众的呼声。朱自清本来是一个四平八稳的作家、学者、教授，为人正直、朴实，少有激烈的言辞。就是这样一个本分的教授，忍不住也说话了，可见当时吃饭问题的严重性。
不过，这文章还是显示着朱自清的风格。
首先是平实。当时的学生既然发出了“饥饿事大，读书事小”的吼声，可见当时吃饭问题已成火山爆发之势，作者的心底当然也有一团火，但作者的行文还是那样平实。文章里没有激烈的言辞，没有剑拔弩张之势，而是用相当朴素的语言，自古至今地评说吃饭的重要性，并以真挚的感情灌注于文字中。文章不是以激越的感情鼓动人，而是以真挚的感情感动人。
其次是说理确切，不容反驳。吃饭问题是一个大题目，可以讲出许多“应该有饭吃”的理由。在本文中，作者是抓住了两个关键加以述说。一是从中国的传统思想的角度，抓住“民以食为天”。文中引用告子的话，引用《礼记》中的话，都在于说明“民以食为天”的思想明明载于圣经贤传，民要有饭吃是天经地义。二是从欧美现代思想的角度，抓住“免于匮乏的自由”是“天赋人权”。既然如此，人们没饭吃而“公开的要饭吃”，便是基本人权范围内的事，当然是合理合法之至。这样，无论是从中国的传统思想讲还是从欧美现代思想讲，没饭吃的人民起来要饭吃，都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这就将所有反对“反饥饿斗争”的人们的嘴巴封住了。这里表现出的是作者构思的严密，是思考的深刻，是经验的丰富。
这篇文章就是在具体行文中也是很缜密的。如儒家把“节”看成是人生第一位的东西。这与“吃饭第一”显然不一致。作者对此特加论述，指出“士人”大多不缺饭吃，他们说的和做的又是两回事，弄到“人不吃饭，礼教吃人”的地步“总是不合理的”。这就将一些人的嘴预先堵上了。再如文章的最后，既是严密的推论，又入木三分，如此精辟的论断，充分显示着一个学者的严谨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