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我从金陵饭店宴会厅上到最高层的转盘咖啡馆里坐下。这里非常美，下望南京街道上的灯光，如同一行一行的明珠嵌在深蓝的天鹅绒底子上，室内灯光薄暗，音乐台上有身着西装的乐队，还有年轻的歌唱演员在唱西方乐曲，夹进一首“长城谣”。但这不是庄严的音乐会，只给人造成一种音韵悠扬的气氛而已。此时，有人起舞。一会儿，过来一位娜娜婷婷的姑娘，身穿极可身的紫红色旗袍，高跟鞋，端来饮料。杯子亮晶晶，放在玻璃台上，像水晶做的。还有糕点，可是我已经一口也吃不下了。我已经吃得很饱，休息得很好，声色之美，使我有点晕晕忽忽起来。
我坐在这里，突然想起在晋西北大扫荡那一年的挨饿来。一二○师部队在拼死抵抗。我们非战斗人员暂时渡过黄河转移到河西的神府县农村里。没有别的粮食，只有喂马的黑豆。就是这黑豆也不够每人一饱，不能磨成面，蒸黑豆面窝头，只能连汤带水煮着吃，煮黑豆也只能供应每人每天十二两(一斤十六两的旧秤，等于今天的七两半)。那年头我们还都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大姑娘，七两半哪里够?唉!肚子真饿啊!饿得脑子里发生各种有关吃饭的胡思乱想。尽管如此困难，我们部队对于病号还是尽力照顾的。有一回病号小郭领来一碗南瓜煮小米粥。我两眼直愣愣地看着那只碗，只见碗里米粒并不多，但是那圆圆的小米粒，颗颗可辨地漂在金黄色清澄的米汤里，加上切成小块的南瓜，也是金黄色，就像一盏金色的琼浆，显得多么美好，多么柔嫩，多么温香，简直使人不忍把它吃下去!——大概我生平还没有羡慕食物，像这次这样。也从没有哪一种食物在我脑子里留下过这么深的印象。不是馋涎欲滴，而是馋涎已经流进了我的四肢百骸，直至大脑。
我们所常吃的黑豆汤，既吃不饱，大家不能不想办法多吃两口。饭是每人一勺，有人掌勺的，但是分不了那么匀。所以如果第一碗吃得快，就可能添第二碗，否则添不着。于是如何把第一碗尽快吃下去就成了有待钻研的问题。我们好几个女同志发现了吃不快的主要原因是那碗太烫。怎么叫它不烫呢?于是我们发明了找浅盘子当餐具，不用口盅或大碗。因为汤在浅盘子里凉得快，我们就和饿猫一样地争着舔光盘子，好去盛第二盘。
后来，转战回到河东。吃饭情况比在河西农村稍好一点。吃的是黑豆炒面加糠。有时是干莜面“苦累”。在改善的时候能吃上顿小米饭。但是菜仍然很少，只是用盐稍腌的生蔓菁一样，一群人围着一个大盆，菜只有盆底上那一点点。于是又发明了新办法，每人每次夹菜只准夹一根。还要互相监督着。大家谈起了延安的小米饭、菠菜汤，觉得那简直是太平盛世的生活。
那时候，我们是自觉来投身革命的战士(还应注明，大部分人家中起码饱暖无忧)，可不是被压迫的饥民或囚犯，也从未因饥饿而在战争中退缩过。可是，肚饿给我留下的这点不光彩不争气的记忆，竟然如此深刻，比今晚金陵饭店的盛宴或北京饭店、纽约、华盛顿的任何盛宴留下的印象都深多了。
也许这是由于我当时觉悟太低?若在“四人帮”时代，我作此坦白交代，可能光为这就得把我打成“叛徒”。但当时我真是那么做过，想过，怎好掩盖呢?人性的不光彩部分，也许就在这里，也许并不在。我可不能概括。反正，我(我们)没有天天宁可挨饿去让别人多吃，如像我们好些小说里写的那样。不过，也难说，万一那时大家连十二两也没有，快饿死，只有一口饭，我吃了你便饿死，恐怕我们也能谦让，这一点我现在不好作绝对化的悬揣。
不过，那时饿得争饭的我，和现在坐在金陵饭店转盘台上的我，确是同一个我。常云饱汉不知饿汉饥，我则昔为饿汉，今为饱汉。昔我是英雄欤?狗熊欤?说是英雄，按以上所“交代”者，自然够不上。但若说是狗熊，我也不太甘心承认。若今我觉得昔我是丢人，则昔我亦可觉得今我是忘本。有的同志忘性太大，回忆过去时，一切都已升华为光荣、伟大、洁净的境界。我平日也常忘掉那点渺小。但是当我想起来时，便无法躲避。今我既不能蔑视昔我，昔我也不能否定今我。人何止了解别人困难?自己了解自己，也有困难啊!
写此，并非为了忆苦思甜教育。
(1985年《雨花》第4期)
赏析这篇小品写的新颖别致，并具有耐人寻味的理趣。
说它新颖别致，主要是由于立意的新鲜。本文题目为《饥饿之忆》，题材是新旧社会中饭菜的迥异，饥饱的悬殊。以这种命题和题材为文，极易陷入最常见的“忆苦思甜”的老套。然而作者独辟蹊径，由一般题材中开掘出了崭新的思想蕴含，把“忆苦思甜”化为“忆苦思理”，并以活泼轻巧的笔调予以生动的表述，做到了平中出奇，平中出趣，使文章散射出新鲜夺目的理性光芒。
文章开头先写了金陵饭店盛宴后，饱得在转盘咖啡馆里对饮料、糕点一口都不能下肚的情景，接着，用较多的文字描述了战争年月因食不果腹，而力争多吃一点的心态及实际境况。最后由具体到抽象，以物境显事理，酣畅淋漓而又别有风趣地发了一连串议论。这些议论便是思想脉络发展的高峰，创作意向的指归。作者先说，战争年代虽然忍饥挨饿，但并未因此而退缩、动摇。另一方面，可是又确因饥饿而发生过“不光彩”的争食现象。这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到底应该如何看待当时那种饥而争食的行为?作者接着又说，如果在“四人帮”时代，坦白交待了这种行为，那就会被打成“叛徒”。这样看来，问题是严重的。但不管怎样严重，事实总是事实，是不可掩盖的。可是作者又从另一方面说，如果当时有人因少吃一口饭就饿死，我就决不和他争那口饭，而要主动让给他。这样一说，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意思是说，想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最后作者又从对立的两极，提出在战争年代从未因饿肚而削减战斗意志。却因饿肚而争食的“我”，究竟是“英雄”还是“狗熊”的问题。作者的答案是：定为“英雄”够不上，定为“狗熊”也不甘承认。言外之意，是不能以饥饿争食的行为来论定身价的。作者还进一步把“我”分成为“今我”和“昔我”，指出“今我”不能因饥饿争食的问题“丢人”而否定“昔我”，“昔我”也不能认为现在在盛宴上歆享珍馐佳肴是“忘本”行为而否定“今我”。这就是说，决不能以特定时期的个别行为作为全面评价“我”的历史表现和现实操行的标准。
表面看来，作者只是论析如何认识饥饿争食行为的小问题，实际上其中渗透着如何正确评价人的整体道德节操、是非功过的原则和如何全面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的重要哲理。作者从反面揭露和批判了“四人帮”时代极左思潮泛滥，形而上学猖獗，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荒谬粗暴，同时从正面生动形象地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很明显地关涉到：第一，对一个人在特定时期的特殊言行的评判，应历史地、全面地进行分析，决不能形而上学地妄下结论。第二，英雄也不是绝对的完美无缺，在他的崇高伟大中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平凡与缺陷。第三，英雄与“狗熊”的界限决不仅是一个小的门槛，一个普通人决不能因有一点小小的“不光彩”就成为“狗熊”，也不能因为没有这点“不光彩”而变为英雄。统而言之，看问题决不能绝对化，简单化。
总之，这篇小品是形象化的哲理，哲理的形象化。它以说理睿智的理趣美和叙事幽默的谐趣美焕发出鲜艳诱人的艺术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