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看见驮马队是在贵州，但熟悉驮马的生活则在云南。那据说是所谓“果下马”的矫小的马，成为一长行列地逶迤于山谷里，就是西南诸省在公路出现以前唯一的交通和运输工具了。当我乘坐汽车，从贵州公路上行过，第一次看见这些驮马队在一个山谷里行进的时候，我想，公路网的完成，将使这古老的运输队不久就消灭了罢。但是，在抗战三年后的今日，因为液体燃料供应不足，这古老的运输工具还得建立它的最后功业，这是料想不到的。
西北有二万匹骆驼，西南有十万匹驮马，我们试设想，我们的抗战乃是用这样古旧的牲口运输法去抵抗人家的飞机汽车快艇，然而还能支持到今日的局面，这场面能说不是伟大的吗?因此，当我们看见一队驮马，负着它们的重荷，在一个峻坡上翻过山岭去的时候，不能不沉默地有所感动了。
一队驮马，通常是八匹十匹或十二匹，虽然有多到十六或二十匹的，但那是很少的。每一队的第一匹马，是一个领袖。它是比较高大的一匹。它额上有一个特别的装饰，常常是一面反射阳光的小圆镜子和一丛红绿色的流苏。它的项颈下挂着一串大马铃。当它昂然地在前面带路的时候，铃声咚咙咚咙地响着，头上的流苏跟着它底头部一起一落地耸动着，后边的马便跟着它行进。或是看着它头顶上的标帜，或是听着它的铃声，因为后面的马队中，常常混杂着聋的或盲的。倘若马数多了，则走在太后面的马就不容易望到它们的领袖，你知道，驮马的行进，差不多永远是排列着单行的。
每一匹马背上安一个木架子，那就叫做驮鞍。在驮鞍的左右两边便用牛皮绳绑缚了要它负荷的东西。这有两个作用：第一是不使那些形状不同的重载直接擦在马脊梁及肋骨上，因为那些重载常常有尖锐的角或粗糙的边缘，容易损伤了马的皮毛。第二是每逢行到一站，歇夜的时候，只要把那木架子连同那些负载物从马背上卸下来就行。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再把它搁上马背，可以省却许多解除和重又束缚的麻烦。
管理马队的人叫做马哥头，他常常管理着四五个小队的驮马。这所谓管理，实在不很费事。他老是抽着一根烟杆，在马队旁边，或前或后地行走。他们用简单的，一两个字——或者还不如说是一两个声音——的吆喝指挥着那匹领队的马。与其说他的责任是管理马队，还不如说是管理着那些领队的马。马哥头也有女的。倘若是女的，则当这一长列辛苦的驮马行过一个美丽的高原的时候，应合着那些马铃声，她的忧郁的山歌，虽然你不会懂得他们的意义——因为那些马哥头常常是夷人——会使你觉得何等感动啊!
在荒野的山林里终日前进的驮马队，决不是单独赶路的。它们常常可能集合到一二百匹马，七八个或十几个马哥头，结伴同行。在交通方便的大路上，它们每天走六十里，总可以获得一个歇站。那作为马队的歇站的地方，总有人经营着马店。每到日落时分，马店里的伙计便到城外或寨门外的大路口去迎候赶站的马队，这是西南一带山城里的每天的最后一阵喧哗。
马店常常是一所两层的大屋子，三开间的或五开间的。底下是马厩，楼上是马哥头的宿处。但是那所谓楼是非常低矮的。没有窗户，没有家具，实在只是一个阁楼罢了。马店里的伙计们帮同那些马哥头抬下了马背上的驮鞍，洗刷了马，喂过马料，他们的职务就完了。马哥头也正如一切的西南夷人一样，虽然赶了一天路，很少有人需要洗脸洗脚甚至沐浴的。他们的晚饭也不由马店里供给，他们都随身带着一个布袋，袋里装着包谷粉，歇了店，侍候好了马匹，他们便自己去拿一副碗筷，斟上一点开水，把那些包谷粉吃了。这就是他们的晚餐。至于那些高兴到小饭店里去吃一杯升酒，叫一个炒菜下饭的，便是非常殷实的阔老了。在抗战以前，这情形是没有的，但在这一两年来，这样豪阔的马哥头已经不是稀有的了。
行走于迤西一带原始山林中的马队，常常有必须赶四五百里路才能到达一个小村子的情况。于是，他们不得不在森林里露宿了。用他们的名词说起来，这叫做“开夜”。要开夜的马队，规模比较的大，而且要随带着炊具。差不多在日落的时候，他们就得在森林中寻找一块平坦的草地。在那里卸下了驮鞍，把马拴在树上，打成一围。于是马哥头们安锅煮饭烧水。天色黑了，山里常常有虎豹或象群，所以他们必须捡拾许多枯枝，烧起火来，做成一个火圈，使野兽不敢近前。然而即使如此警戒，有时还会有猛兽在半夜里忽然袭来，咬死几匹马，等那些马哥头听见马的惊嘶声而醒起开枪的时候，它早已不知去向了。所以，有的马队还得带一只猴子，在临要睡觉的时候，把猴子拴缚在一株高树上。猴子最为敏感，到半夜里，倘若它看见或闻到远处有猛兽在行近来，它便会尖锐地啼起来，同时那些马也会得跟着惊嘶，于是睡熟的人也都醒了。
在云南的西北，贩茶叶的古宗人的驮马队是最为雄壮的。在寒冷的天气，在积雪的山峰中间的平原上，高大的古宗人腰里捎着刀和小铜佛，骑着他们的披着美丽的古宗氍鞍的马，尤其是当他们开夜的时候，张起来的那个帐幕，使人会对于这些游牧民族的生活发生许多幻想。
二万匹运盐运米运茶叶的驮马，现在都在西南三省的崎岖的山路上，辛苦地走上一个坡，翻下一个坡，又走上一个坡，在那无穷尽的山坡上，运输着比盐米茶更重要的国防材物，我们看着那些矮小而矫健的马身上的热汗，和它们口中喷出来的白沫，心里会感到怎样沉重啊!
一九三九年六月
(1947年上海怀正文化社《待旦录》)
赏析以“新感觉派”小说创作蜚声于30年代文坛的施蛰存，在散文创作上也颇有成就，而且别具风格。《驮马》一文作于1939年，其时，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战争正在神州大地展开，一个又一个英雄的故事层出不穷。作者没有直接描写抗战的场面，而是把目光投向生活的深处，描写了行进在中国西南边陲线上的驮马队。以这种极其原始、特殊的运输工具表现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坚韧不拔、默默奉献的高贵品格，讴歌和赞美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驮马是“西南诸省在公路出现以前唯一的交通和运输工具”。由于西南边区地势险峻，旧中国贫穷、战乱、又无力开发，所以只能由这些矫小的马组成运输队，来运送粮食、盐和茶叶等生活必需品，这是可以理解的。作者曾经想道：“公路网的完成，将使这古老的运输队不久就消灭了吧?”但是，在抗日烽火熊熊燃烧之时，这“古老的运输工具还得建立它的最后功业”，这是何等的伟大和不平凡!文章详细地描写和记叙了驮马队组成、行进的全部生活过程。它们长年奔波、跋涉在险峻、苍凉的山路上和茂密的原始森林里，风餐露宿，负重前行，夜晚还要防备猛兽的袭击，因为“山里常常有虎豹和象群”。但是不管怎样，跋涉的艰辛并不能消损他们顽强的生命意志。在奔向目的地的行程中，人生的滋味并不仅是艰辛。
那些“马哥头”——赶马的人是质朴、坚忍、豪迈和忧郁的。这情调颇类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冰雪覆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有人在唱着忧郁的歌/唱歌的是那赶车的人。”在荒野的山林里或美丽的高原上，“一长列辛苦的驮马队”缓缓地移动着，“应合着那些马铃声”，赶马的人唱起忧郁的山歌。在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难跋涉中，正是这山歌反映了一个勤劳、勇敢、爱好和平的民族那优美的情操和坚贞的品格。也正是这些动人情愫，熔铸起了人们对于家园、祖国和生活的深深眷恋与热爱，使得中国人民凭借着钢铁般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抗击了一次又一次的强敌外侮，肩负起争取民族解放与平等的伟大责任。
30年代初期，施蛰存曾专注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及心理分析小说的创作，较为侧重于表现人物隐秘、变态的内心世界;而抗日救亡的民族责任感把作者从先前的艺术理想中拉回到了苦难、艰辛的现实生活。“驮马”这篇随笔的艺术格调平实、质朴、深沉的人生感悟与救亡图存的民族情怀融为一体，表明了作者艺术创作观和人生观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