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曰①:“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②,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阳黄金之论③,时人既怪其奢;公孙布被之名,直士复讥其诈④。则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⑤,惟观之于终,斯得之矣。
“季文子卒⑥。大夫入敛⑦,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⑧,无衣帛之妾⑨,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⑾。相三君矣⑿,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诸葛亮自表后主曰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顷,子孙衣食,悉仰于家,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⒁,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⒂,以长尺寸⒃。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⒄,而左氏称之为“忠”⒅,孔明以为“无负”者⒆,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夫居尊席腆⒇,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后降之弗祥(21),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22),关于政化之隆污,则可以审择相之方(23),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杜黄裳(24),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25),开元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是故贫则观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26)。
(《日知录》)
注释①“《记》曰”六句——《记》是《礼记》的简称。以下五句引自其《礼运》篇,大意是说:大臣守法,小臣清廉,大小官员都依次尽职,君臣互相扶正,这是国家的大利。②正君——使君行正道。序百官,使百官依次尽职。③“王阳”二句——王阳,即西汉宣帝时谏大夫王吉,字子阳,世称王阳。其子王骏官至御史大夫,其孙王崇平帝时官大司空,封扶平侯。王氏三代皆有清廉之誉,但因他们车马衣服甚为奢华,遂引起世人疑惑,故俗传王阳有造作黄金之法。其后通过王氏迁居和归里,才知其家并无余财,更无金银之储。④“公孙”二句——公孙,指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直士,指汉武帝时主爵都尉汲黯,为人尚气节,直言敢谏。公孙弘饭食节俭,盖的是麻布被,汲黯误以为这是做给人看的,遂上奏武帝:“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⑤“则所以”三句——那么用以考察大臣生平并论定其实际表现的办法,只有看他死后是否留下大量钱财,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了。⑥季文子——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行父,死后谥号为“文”。由此以下十二句引文,出自《左传·襄公五年》。⑦“大夫”二句——按当时礼仪,季文子入敛,襄公亲临看视。⑧宰——家臣之长,此指季文子家的总管。庀(pi)——整备。葬备,葬具。⑨帛——指丝绸类华服。⑩无重(chong)器备——没有双份和多余的器具。(11)公室——指君主之家。(12)相——辅佐。三君,指鲁国的宣公、成公、襄公。(13)自表后主——指诸葛亮伐魏前,上给蜀汉后主刘禅以自陈衷曲的表章。此表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但原传中“薄田五十顷”作“十五顷”,亦无“悉仰于家”一句。(14)无别调度——指不另外营谋私产。(15)治生——营谋生计。(16)长(zhang)——增添。尺寸,指尺寸财产。(17)“夫廉”句——廉洁不过是臣子们应具备的节操之一。夫,发语词,表阐发议论的语气。(18)左氏——承上文所引《左传》中季文子事而言。《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撰(近人多认为是战国初人据各国史料编成)。(19)孔明——诸葛亮字孔明。(20)“夫居尊”三句——身居高位,筵席丰盛,美其居室,衣着华艳,也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21)“岂知”三句——哪知上天会因此降下不祥,百姓产生怨怒,而最终竟会连同国家也一起败坏了呢?高后,指上天。(22)“诚知”二句——(如果)确实懂得了大臣家庭生活的奢侈或节俭,直接关系着政治教化的兴盛或败坏。夫,代词,那、那些。(23)审——知道,明白。方,原则。(24)“杜黄裳”三句——杜黄裳,字遵素,唐宪宗元和年间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力主削平藩镇,整肃纲纪,一时号称名相。但他家赀富厚,死后不久,生前受贿的情况终被揭发出来。(25)“卢怀慎”三句——卢怀慎,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至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为人谦谨,自认不及当时名相姚崇,故遇事逊让。时人不察其为美德,讥之为“伴食宰相”。他清俭不营私产,死后家无留储,玄宗深为悼叹。(26)卜相——择定宰相。卜,选择。
赏析这是一篇随笔式的读书札记。虽曰“随笔”,写来却是运思缜密,内容笃实,笔势雄辩锐利,谈的又是足以启迪世人的治国安邦的重大问题,所以很值得一读。
本文作者顾炎武,就是那位倡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清初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其弟子潘耒曾说他“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知录序》)。这篇选自《日知录》的《大臣》,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文章的中心命题是论说关乎民生国命的“吏治”、“官方”(为官应守之义法),作者在指出慎择大臣的重要性后,进而提出了选择大臣的一条基本原则,即看他是否具备不贪货赂的廉正美德。作者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为了规切时弊,是针对着封建社会吏治的腐败而发。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贪腐现象仍时有所见,因此顾炎武提出的问题,对现今的廉政建设也不无借镜意义。
作为一篇议论文,除论点必须旗帜鲜明、警策精当外,还须讲求论据的充实,论证的严密。炎武此文,确实称得上“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潘耒语),堪作论体文的典范。他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史事随手拈来。文中引来作为论据的前人事例和言论,出自《礼记》、《左传》、《汉书》、《三国志》、《唐书》等五部著作,涉及季文子、公孙弘、王吉、诸葛亮、卢怀慎、杜黄裳等六个历史人物,时代上起春秋下迄中唐,而且所用典实有言有事,有正例有反例,上下古今,正反言行,皆唯我所用,无不恰切适意,从而使其论点具有充分说服力。炎武又是一位识精体远、力主“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思想敏锐而绵密,因此他对问题的论证阐发,往往具有不可驳倒的雄辩逻辑。此文虽短,论证却颇有层次:首论“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次论清廉乃人臣之大节,因为“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再论“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隆污”;最后水到渠成地归结出“贫则观其所不取”的“卜相之要言”。如此层层递进,逻辑严密,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力量。
作者为文的句法也颇见特色。他常常连用句式相近的句子,构成一气而下的排比偶句。如“王阳黄金之论,时人既怪其奢;公孙布被之名,直士复讥其诈”;“居尊席腆,润屋华身”;“杜黄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开元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等。文中夹用这种骈体文句,散行中见整饬,不唯能造成音节的铿锵和谐,还使语句的连缀更为紧凑,文章的命意更为集中,从而增强表情达意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