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贾平凹同志，并不认识。我读过他写的几篇散文，因为喜爱，我发表了一些意见。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散文集了，贾平凹来了两封信，要我为这本集子写篇序言。我原想把我发表过的文章，作为代序的，看来出版社和他本人，都愿意我再写一篇新的。那就写一篇新的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从文章上看(对于一个作家，主要是从文章上看。)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的产量很高，简直使我惊异。我认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他已经有了成绩，有了公认的生产成果。但我在他的发言中或者通信中，并没有听到过他自我满足的话，更没有听到过他诽谤他人的话。他没有否定过前人，也没有轻视过同辈。他没有对中国文学的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表过似是而非的或不自量力的评论。他没有在放洋十天半月之后，就侈谈英国文学如何，法国文学又如何，或者英国人怎样说，法国人又怎样说。在他的身旁，好像也没有一帮人或一伙人，互相吹捧，轮流坐轿。他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濛濛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农民。

贾平凹是有根据地，有生活基础的。是有恒产，也有恒心的。他不靠改编中国的文章，也不靠改编外国的文章。他是一边学习、借鉴，一边进行尝试创作的。他的播种，有时仅仅是一种试验。可望丰收，可遭歉收。可以金黄一片，可以良莠不齐。但是，他在自己的耕地上，广取博采，仍然是勤勤恳恳，毫无怨言，不失信心地耕作着。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我是喜欢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作家的。所谓文坛，是建筑在社会之上的，社会有多么复杂，文坛也会有多么复杂。有各色人等，有各种文章。作家被人称做才子并不难，难的是在才子之后，不要附加任何听起来使人不快的名词。

中国的散文作家，我所喜欢的，先秦有庄子、韩非子，汉有司马迁，晋有嵇康，唐有柳宗元，宋有欧阳修。这些作家，文章所以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悲愤的也好，抑郁的也好，超脱的也好，闲适的也好。凡是好的散文，都会给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表面看来是超脱的，但细读起来，是深沉的，博大的，可以开扩，也可以感奋的。

闲适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曾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

情操就是对时代献身的感情，是对个人意识的克制，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净化的向上的力量。它不是天生的心理状态，是人生实践，道德修养的结果。

浅薄轻佻，见利而动，见势而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情操的。他们写的散文，无论怎样修饰，如何装点，也终归是没有价值的。

我不敢说“阅人多矣”，更不敢说阅文多矣。就仅有的一点经验来说，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消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1982年6月5日晨起改讫(1982年7月5日《人民日报》)

赏析孙犁的文章向来以“清丽”、“自然”著称，但通读本文读者会感到仅仅用清丽、自然两词不足以概括本篇的特色。我们在读的过程中，作家像是在和我们娓娓而谈，没有架子、没有隔阂，只是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所感、所想写下来，似乎从作家笔端汩汩流出来的不是文字，而是作家真诚而又热烈的心灵，使我们倍感亲切。文章语言准确、纯洁，没有无意义的铺张，更没有流俗的术语，是一种“亲切文体”。一旦进入文章的世界，你再也没有力量也没有理由拒绝作家的真诚。

本文属说理性较强的随笔，作为一篇序言写得不同凡响，作家既不是敷衍了事地聊以塞责，也不是无原则地说好坏，而是鞭辟入里，坦诚相见。作为一个文学家，其品位高低取决于作家的文学观——即“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孙犁正是从这一角度入手评价贾平凹其文其人的。二人心灵的沟通源于共同的文学信念：孙犁是淡薄于名利的作家，全部身心都扑在了文学事业上;而贾平凹也是此性中人。他不是把文学当作沽名钓誉的手段，文学是他的全部生命和事业。这和那些不自量力、互相吹捧的作家截然不同，因为他深知作品会证明自己的一切。作家完全可以沉默，他所关心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只有在过程中才能体验到写作的充实和征服文字的喜悦、看到自己旺盛的生命力，而结果只是身外之物，重要的是我还在前行，还在进一步证实自身。显而易见，正是这种写作观的相知，从不轻易赞人的孙犁先生才欣然为《月迹》作序。两代作家写作信念的契合，使我们也享受着心灵上的沟通，最终被他们把写作看作生命的信念所征服。在作者笔下的贾平凹是一个诚笃、勤恳的作家，他在“尝试”写作，不休止地播种、试验，其结局可望丰收，可望歉收，但他只是不失信心地耕耘着，应该说这是一种高格调的创作境界。

中国有句熟话“文如其人”，法国人布封也说“风格即人”，可见人格对写作的影响之大。在“为什么写作”之后，作者把焦点转向了作家的“情操”，好的情操给人陶冶，使人高尚;而品格低下的作家的文中往往充斥着虚伪和无聊。本文中作者所称赏的情操是那种对时代的献身精神，是对个人意志的克制，是对人的一种净化的力量。这是作家理想的追求，做到了这一点，一个作家才能在清苦和寂寞中忍受诬蔑和凌辱，默默地前行。最终被历史所证实的也将是这些甘于寂寞的作家，为了说明这一点老作家回顾历史、评价人物，可谓意味深长;但作家恬静的叙述表象背后蕴含的却是对人类和民族的博大的爱心，是对后辈作家的殷切希望。

虽然本文说理性较强，但我们读来并不枯燥。即使最严正的教诲也让人感到通体舒畅。作家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了读者，像是围炉夜话，气氛融洽使人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