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诗人，自古是爱闲的。“静扫空房惟独坐”，“日高窗下枕书眠”，这是闲居;“相与缘江拾明月”，“晚山秋树独徘徊”，这是闲游;“大瓢贮月归春瓮”，“飞盏遥闻豆蔻香”，“林间扫石安棋局”，“短裁孤竹理云韶”，这是闲消遣。如果他们忙起来，他们也要忙里偷闲;他们是“有愧野人能自在”，所以他们忙极的时候也要“闲寻鸥鸟暂忘机”。

但是，中国的俗谚却说：“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凡是愿意兴室立业的人都不肯“游手好闲”。表面看来，这和诗人们的思想是矛盾的。诗人们的思想似乎是出世的，是仙佛的一派;而社会上的老成人却是入世的，是圣贤的一派。圣贤可学，仙佛不可学，所以我们不应该爱闲，因为爱闲就是“好闲”，“好闲”就非“游手”不可，而“游手”就有没有饭吃的危险。其实，这只是一种很粗的看法。如果闲得其道，非特无损，而且有益。我们可以说，常人不可以“好闲”，而圣贤却可以“爱闲”。

先说，一国的元首就应该闲。垂拱而治，是中国人所认为至治的世界。身当天下的大任的人也应该闲，在军书旁午的时候，诸葛亮仍旧是纶巾羽扇，谢安仍旧是游墅围棋，这种闲情逸致才能养成他们那临事不惊的本领。爱闲和工作紧张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惟有精神不紧张的人，工作紧张起来才有更大的效力;否则越忙越乱，越会把事情弄糟了的。

做地方官的人也应该有相当的闲暇。如果你不能闲，不是你毫无办事能力，就是你为刮地皮而忙。“日晚爱行深竹里，月明多上小楼头”，白乐天并没有因为爱闲而减少了民众的好感;“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苏东坡并没有因为爱闲而妨害了邑宰的去思。王禹偁诗里说：“日长何计到黄昏，郡僻官闲画掩门”，现在却是郡越僻而官越忙，因为“天高皇帝远”，正是刮地皮的好机会。天天嘴里嚷着：“忙呀!忙呀!”天晓得他是否为苞苴而忙。为掊克而忙，抑或是为逢迎上司，应酬土豪劣绅而忙!

至于文人，就更不能忙，更不应该忙。三都赋十稔而成，并不是天天忙着写那赋，而是闲着在那里等候，灵感来时才写上一段。忙起来根本就没有灵感!非但八叉手不是忙，连九回肠也不算是忙。当你聚精会神地去推敲一篇文章的时候，只像聚精会神地下一盘棋，是闲中取乐，不应该把它当做尘樊的束缚。如果你觉得是忙着做文章，那藐子之神会即刻离开了你。但是，不幸得很，那些卖文为活的文人却不能不忙着做文章;尤其是在“文价”的指数和物价的指数相差十余倍的今日，更不能不搜索枯肠，努力多写几个字。在战前，我有一个朋友卖文还债，结果是因忙致病，因病身亡。在这抗战期间，更有不少文人因为“挤”文章而呕尽心血，忙到牺牲了睡眠，以至于牺牲了性命。忙死了也得不到代价，因为越忙越是粗制滥造，写不出好文章，不信请看我这一篇，我虽不是卖文为活，然而它也是在百忙中“挤”出来的。

“穷”“忙”二字是有连带关系的。抗战以来，谋生困难，多少原来清闲的人变了极忙的人!事情多了几倍，我们都变了负山的蚊子;白昼的差事加上了夜间的职务，我们又都变了“为谁辛苦”的蜜蜂。回想当年，真是不胜今昔之感!古人说，不是闲人不知闲中之乐;现在我说，昔闲今忙的人更能了解闲中之乐。譬如巨富变了赤贫，回想当年的繁华，更悼念乐园的丧失。当年是“溪头尽日看红叶”，现在是“灶下终年做黑奴”;当年是“一部清商一壶酒”，现在是“一堆钞票一天粮”。当年我们尽有闲工夫读遍千部书，现在我们竟没有闲工夫吃完一碗饭!

本来，在这个大时代，我们有更大的希望在前头，自然应该牺牲了我们的闲暇。不过，悠游卒岁的人仍不在少数，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不平。古人说：“不患贫而患不均”，现在我们说“不患忙而患不均”。如果有法子处理那些不劳而获的钱财，使人人自食其力，我相信许多人都用不着像现在这样忙。

(1944年4月9日昆明《中央日报》星期增刊)

赏析对比是识别的妙方。在对比中明事理曲直，在对比中辨是非正误，在对比中判丑恶美善。《闲》采用对比抒发了对抗战期间国民党统治下为官者闲、普通

人为生活忙的忙闲不均的现象的忿慨情绪，倾吐了抗战后方文人卖文为活、忙以致死的苦衷。

小品抓住闲与忙这一对矛盾，围绕文人爱闲与战时为生活而忙展开了大后方各阶层闲忙的对比的描写。文章开头以中国诗人自古爱闲起笔，数典归类为闲居、闲游、闲消遣以及忙里偷闲，是颇有深意的。它与后文描写文人处境形成对照，也是后文的铺垫与伏笔。接着文章将社会上老成人的圣贤派与诗人的仙佛派的闲相对比，提出好闲就非游手不可，游手就有没饭吃的危险，所以常人不可好闲。

文章自第三段起展开了战时人们忙闲的对比描写。作品不无讽刺地描写了一国元首的闲，说他们身当天下大任应该闲，因为“闲情逸致”才能养成他们临事不惊的本领，工作紧张起来才有更大的效力;说到地方官的闲，文章有意地指出其为刮地皮而忙，尖锐地指他们“为苞苴而忙，为掊克而忙”，为逢迎上司、土豪劣绅而忙。两段关于官府的描写，似与本文谈文人的忙闲关系不大，但它一则为下文描写形成对照，也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展示了忙闲的现实。

描写抗战时期的文人生活，先写他们不能忙，不该忙之理，然后写他们“忙着做文章”的事实，说他们在“文价”指数和物价指数相差十余倍的今日，就只能忙着卖文为活。所举的事例，虽不能代表所有文人，却典型地反映了文人的处境。文章这一大段描写，与开头呼应对照，与元首、地方官的闲忙相比，使我们看到文人处境可怜、可惨。文章的对比效果是强烈的。

文章在描写了上述阶层之后，综述了抗战以来人们的闲变忙的现象与感受。文章写到：“回想当年，真是不胜今昔之感!”三组“当年”与“现在”生活的排比对照，分别概括了生活艰辛、物价飞涨、忙碌不迭的景况。结尾一段，即是对闲忙不均现象的批评，也是对那些不劳而获、贪赃枉法者的指斥，同时，也在一定程度探讨了忙闲不均现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