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

二十五日重到了曾经流浪多年的上海，会见了几个同难多年的旧友，离别了年余之后。

上海这个地方有点特别：不论你什么时候跑了来，你总可以发现一些新奇的东西，感到一种新鲜的情调。这次经过这里所看见的几种新奇的东西之中，最易引人注意的是thebeautifulsex的服饰的变化。旗袍已经是遍地皆是的了，我们湖南的纤弱的妇女们不是已经在街头陌上扫来扫去了吗?这旗袍的流行真比什么学术教育的普及还传得快。这事情大约不是流行的起点地方那半数同胞所能忍受的。现在她们为第一步的革命，先把旗袍的两袖不要了。这是中华民国的女国民一年以来的第一大事业，第一大功绩(这话恐怕错了，恐怕应该归功于她们之中的被压在十八层地狱以下的一部;因为其余的都不过是这一部的模仿者，她们的智力，她们的才能还远不如她们所轻视的这一部)。第二的大功绩，她们成就在围颈里头。两头垂下一二个球儿跳来跳去的毛绳打的及丝光织的围颈，已经自惭形秽，只遮遮掩掩地偶一出来;现在享有吻触粉颈之光荣的幸运的围颈，是毛绳打的圆形的一种了。从远处看去，这圈儿好像一个美丽的盘子;盘子上面盛着一朵花也似的脸儿，动摇着，娇艳欲滴的样子。你只要一翻欧洲十七八世纪前后的历史，你可以发见一二男人头上有这类的颈饰，不过这里的人物是更美的一类，当然是更美观的。有人说：科学的进步不过供给了我们一些美丽的女性，这句话在我们中国尤为恰当。

提及了十七八世纪，另有一段事情可以说说。英国的文学在十七八世纪不是很多Humour与wit吗?从汉口经过的时候，在一个朋友家里，看见了许多北京的出版物。半年来常有朋友告诉我，说北京“幽默”盛行。我是不喜欢在近来的出版物里头使灵魂去冒险的，所以“幽默”究竟是怎样的一副尊容，没有拜见的机会;这回在汉口可见到了。老实说，这怎么可称Humour?充其量是wit罢。便是真正的wit，如果一个作者以wit始终，那是极可哀的一个悲剧，更何须说及劣等的wit呢?在一种权威过于使文艺界成为了畸形的时候，或则一种力量过于使文艺紧张了的时候，Humour的出现才能适当地奏它的效果。在我们这新兴的没有权威的文艺界，这种自诩“幽默”的文字，不外是作者自己不诚实的显证。我们就从他们的文字看去，也随处可以看出他们的态度缺少诚实。近来有许多的文章弄得更不成话。坏人名誉，暗刺冷讥，简直是一些无聊的游戏笔墨，那里有Humour?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就有一班无聊的奸猾之徒，专以逢迎一般羽毛未丰的学子为事，不惜使他们永入迷途而不自觉。这种Cynics见了青年人的作品，必定加以称赞;他们的意思无非要博群众的欢心，巩固自己的地位;至于结果可以使青年人骄怠，他们是不放在念头的。最初关于小诗的吹嘘，便是最鲜明的一种;后来小诗的气泡儿被明眼人一弹炸破，于是“幽默”这个气泡儿才又从这些cynics的口中吹起来了。这是所谓“幽默”的发生论。然而若没有培养它的环境，它决不会滋长得如此繁盛的。这里我们可以认识一个暗流，那便是深印浮夸之徒的“好玩主义”。“好玩”这种浅薄的趣味，及以“好玩”为根据的所谓“幽默”，有这两种东西弥漫文艺界的低空，真有价值的创作固不须说，就是真正的文艺鉴赏也是没有发芽的机会的。

一年余的离别使我们这几个不幸的男子，在各人眼里，显出了可惊的变化。沫若在《新时代》上，把他心中的涅暑大诺夫枪毙了;达夫口吐赤血，酒量大衰;贻德热心于绘画，好像把文学的创作撇在脑后了;只有全平仍是一年前的故态;他对于我们几个人的批评也很的确，他说我们渐渐变成现实的了。本来三十前后的我们，常被时间在不幸的长途上任情颠倒，怎能不渐渐成为现实的呢?但这不是说我们已经意气销沉，因为这种自我革命实是我们的生命活跃的一种表现;我们变成现实的，就如同永恒的生命在和暖的春风里渐渐地苏醒转来，带了一倍的朝气。我们自觉我们的全身全由新的生命力充满着，我们将不断地自我革命，将不断地创造着前往。

明日有船，余到广州再写。

三月二日，仿吾

(1926年上海创造社出版部《洪水》第2卷第1期)

赏析这是一篇文艺随笔，主要论及文艺上的幽默问题。

本文论幽默，在用笔和行文上也都显出轻松幽默的情趣。文章从上海印象入笔，由女性服饰的变化，旗袍的流行、围颈的新花样，说到十七、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幽默(Humour)和机智(wit)的盛行，然后转入正题，谈对泛滥北京文坛的幽默文学的感受。笔触轻松，过渡自然，时露调侃意味。

说到幽默，作者以为不能是为幽默而幽默，故作幽默，那便失了它的意义。幽默不仅仅是一种风格趣味，它首先表明作者的人生态度。幽默之生，是“在一种权威过于使文艺界成为了畸形的时候，或则一种力量过于使文艺紧张了的时候，Hu-mour的出现才能适当地奏它的效果”。即是说幽默是对一种过分压抑的文坛和社会的反拨，而不是人为的故意的张扬。

其次，作者认为幽默和讽刺一样，应该心存一个“诚”字，对人、事抱“诚实”的态度，以温婉的笔墨出之，不能“暗刺冷讥”，有意张大其辞。这与鲁迅的“秉持公心”、“旨微语婉”的说法是相近似的。对那些冒幽默之名，玩弄文字游戏的现象，作者深为不满，并给予了严正的批评：“坏人名誉，暗刺冷讥，简直是一些无聊的游戏笔墨，哪里有Humour?”

创作与鉴赏、批评是相辅相成的，健康的创作倾向是需要科学的文艺批评加以引发诱导的。作者认为批评家对于作家和读者是负有引导的责任的，应该有助于养成他们的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造成一个有利于艺术健康成长的环境。如果抱了“逢迎”和“好玩”的态度，就会把艺术引入“迷途”，而幽默的漫滋，便是被“大儒”派批评引入了误区。文章还引了“小诗”的兴衰为例。小诗是20年代初期，经周作人等的提倡而兴起的一种诗体。在形式上仿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抒情哲理小诗和日本的“短歌”、“俳句”，以简短的诗行，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情绪感受，著名的如冰心的《繁星》、《春水》，一时仿效者颇众。但不少诗作形式上缺乏创造，且理胜于情，1923年后便消歇了。

最后，作者还谈到了创造社诸人创作风格上的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化。本文因属书信体文艺随笔，因此，写法上的突出特征便是随意而谈：描绘世态风习，抒发人生感受，记录文坛现象，阐发艺术见解。这既能给人艺术的启迪，也能使人窥见时代或人的风采，读来饶有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