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是和女子缠足一道兴起的。缠足愈是风行，愈成为女性美的标准时，理学也愈风行，愈成为统治性的思想，中国人言行思维的规范。缠足之风不是自行式微的，而是经过天足运动、经过妇女觉醒的斗争废止的;文化落后闭塞的偏僻之区还长久保持着缠足的恶习，吃过缠足之苦觉醒了中途解放——名副其实的解放——的女人依然留下了，被称为“解放脚”的畸形的后遗。理学也不是自动退位的，而是在新文化启蒙运动冲击下溃退的;理学的卫道士及其在思想上禁锢力则也和缠足的废止以后的现象呈同样的趋势。这一系列的对应绝非偶然的巧合，懂得此事奥秘，就懂得近古以来中国文化史乃至整个历史的大半。
缠足始于何时曾是风俗学家感兴趣的议题，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类稿》中对这一风习的考据大概是最全面的了。一般都认定始作俑者是五代李后主的宫嫔窅娘。事实是，唐代以前的文献和仕女图中没有过缠足的证据。即使是窅娘也罢，还不过是她个人冶容取宠的奇装异饰，绝不成为一种礼俗或风习，更不是男人或女子的父母要强迫女孩遵行的自残性的虐规。早期少数女性的模仿当也和赶时髦的女人追求奇装异服一样，是刁钻古怪的爱美之举。推想起来大抵是宫廷传到歌女乐妓，然后姨太太，太太小姐一步步跟上来的。这种爱美的心态起初是由于适应时尚趣味，而直到元明以后绝大多数女子都糊里糊涂地实行自残时，爱美心态仍然保留，父母强迫天真的女孩熬着肉体的痛苦自残时，也以一双大脚嫁不出去作为恐吓，使女孩从小就信从天足和丑陋相联系的审美观，或不如说是审丑观。至于那些冶容求宠的妇女乃至出卖色相的娼妓，则更以三寸金莲作为献媚的资本了;于是又有文人对小脚的歌咏，对小脚的秽亵描写乃至以鞋杯行酒之类的肉麻当有趣的玩艺，一种恋鞋癖(shoe—fetchisth)在社会上风靡起来，这种心理得求教于弗洛伊德先生。
理学也是。开头是一批聪明的或自作聪明的学者探究天人性命的哲理性思考。和缠脚之追求美一样，理学是追求善或真。理学也和摧残人体的缠脚将丑视作美一样，将钳辖人性、泯灭人道等罪恶和虚伪当作人生规范的善与真。其流毒最深广最残酷的时代也在元明以后，正和缠脚的风靡于全社会同步。中国妇女在那时受到“双重的压迫”一语，几乎可以作这样的理解，不仅受到被理学所上紧了发条的封建礼教的人性上的压迫，又受到为礼教所欣然同意的缠脚的肉体上的压迫;而男子至少幸免于后一种痛苦的摧残。
最可悲的是，在缠脚的习俗下，女性养成了自愿或至少是半自愿的甘心受折磨的性格，以缠得好、缠得小为荣，为值得夸耀的体态乃至德性;正常的脚倒被视为是女人的人体缺陷乃至品德上也可羞的瑕疵了。同样可悲的是，在以理学为灵魂的礼教统治下，中国人正如龚自珍《病梅馆记》中所形容的，人人被“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被整得龙钟萎缩，未老先衰，天真斫丧，矫揉虚伪，其灵魂与缠足的致残无异。人性被扭曲后，便以精神残废为合理，为正常，为善，反而视稍逾理学矩度的正常人性为怪，为不经，为亏德之行了。缠足和理学所达到的体形扭曲和精神扭曲何其逼肖!
几百年世世代代的妇女缠足，当事人所受的折磨和骨胳变形是过去的事了，脚骨扭曲以及由此所引起的一系列生理变异对后代导致何种遗传学上的影响(肯定只是坏影响)，这种遗传、生理、病理学家的研究课题(我疑心中国女性的不少多发病，如腿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肾盂炎等都与这种遗传劣势有关)，这方面似乎还没有出现过有价值的研究报告。而理学对中国人的精神统治了几百年，其后遗症的深重，自鲁迅以来就已作了详确的诊断。鲁迅所揭示的“国民性”中的瞒与骗，做戏的虚无党，包围术，精神胜利法……等等，大抵都可以归因于理学统治的余泽。奇怪的是，现在竟还有所谓“新儒家学派”在鼓吹这种“国宝”。最近在一次旅行中，在偏僻的山区还发现了一位缠过足的老妇人，大概是这一残酷的风俗的孑遗的最后标本了。不禁感慨系之地写下了如上的一番话。
赏析这篇随笔讲的是“缠足”和“理学”两件事，并不太新鲜。谁不知道缠足是中国流传甚久的陋习呢?对“理学”禁锢人们的思想，也是许多人都知晓的。可是经作者讲了这两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就显得新鲜有味，而且深刻隽永，耐人寻味了。
历史是一个十分丰富的宝库，是永远也发掘不完的。虽然是大家已知的普通史实，或者已经背得烂熟了，但不一定理解其内涵。在经过一番发掘研究以后，才知道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如“缠足”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有一个很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开始只是一种刁钻古怪的爱美之举，尚不成为一种风俗;以后由宫廷传到歌女乐妓，然后是姨太太，再后是太太、小姐，直到元明以后，绝大多数妇女都糊里糊涂地跟着自残。这中间既有宫廷为祸首，又有封建理学对妇女的禁锢和摧残，还有文人对小脚的歌咏，终于形成一种陋习：女性的脚以扭曲变形为荣，正常的脚倒被视为缺陷乃至品德上的瑕疵。作者把这种丑恶现象及其演变赤裸裸地摆出来，使人看到各种历史人物的千姿百态，令人慨叹不已。文中对理学的发生、发展和消亡也做了历史的探讨。正像作者所说：“懂得此事奥秘，就懂得近古以来中国文化史乃至整个历史的大半”。可见，作者不是把“缠足”和“理学”作为孤立的个别现象来考察，而是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发展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的。作者又是长期教授古代文学、从事古籍出版工作以及杂文随笔写作，所以他能把对生活和历史的理解转化为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学形式。
作者谈古，当然不是为古而古，而是以古鉴今。文中虽然没有谈今人今事，但他对今人今事是作了深入的观察的。所以虽是谈“古”，却处处可以使人联想到“今”。读者会从理学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会联想到今日教条主义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进而痛感“换脑筋”的必要。这是作者对祖传老谱以及时行新药都作了精心研究的结果。所以文章看似从容闲雅，实在尖锐犀利，入木三分，耐人咀嚼和品味。